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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当兵历程
谨以此文献给八一建军节 与战友同庆
从小就想当兵，矢志不改。上小学的时候，教室的墙上张贴着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麦贤德、欧阳海等不同时期的革命战士宣传画，个个威武神勇，他们的英雄事迹在我的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那时就想着，长大了一定去当兵。因为打心眼里喜欢、热爱我们的人民军队，没有半点私心杂念。
上高中时（教育改革，三个年级同时升入高中，有的同学比我大好几岁），我们4个班的男同学，两年之内有20多人参军入伍。每次欢送他们离校后，我都要难过一阵子，心里怨恨父母让自己出世这么晚，直到高中毕业还不满16岁，要不早跟同学们光荣入伍了。
70年代初还没有恢复高考，城里的“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这些生下来就是贫下中农的农村孩子，总不能到城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吧，没办法，只能当“回乡知识青年”了。回乡后，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当民办教师的，因为，老父亲是村干部，老党员，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的几位同班同学就是沾了他的光，当了民办教师，后来都转了正，现如今，比我挣得的工资还多。但我有自己的想法，一是自知水平有限（除了劳动课其它都不出色），不愿误人子弟；二是不愿意让别人说我这“高干子弟”沾了老子的光。说实话，我从小人穷志不短，宁愿吃苦受累，也不愿被人看不起。
回乡务农，我是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干过。还遵照上级的要求，带着几名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搞“创新”，搞“科研”。什么“玉米杂交”、“ 小麦移栽”、“ 水稻旱种”、“ 棉花育秧”、“ 山药下蛋”等等。当时，这些都是上级推广的“新鲜事物”，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这些“创新”实际上都是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果自然就不用说了。
那是一个唱高调的年代，虽说“扎根农村干革命”口号喊得当当响。可内心谁不想离开农村？谁又真心实意的愿意面向黄土背朝天“在农村干它一百年”？那时农民经常自我调侃说，他们是“修理地球”的。每当我听到“我们是修理地球的”这句话，心理就觉得酸酸的。你想，“修理”这么大个家伙，仅凭锄头、铁锨和筐子这些原始工具是不是也太简陋、也太不给力了？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使我对农民有了更加直接和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是最淳厚、最朴实、最吃苦、最善良，也最容易满足的大众群体。但他们并不安于现状，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不再像父辈一样用最简陋的工具和最原始的方法去“修理地球”。
现在农村人往城里跑，那是去打工，为得是挣钱养家糊口。而城里人往农村跑，那时去休闲，为得是到农家找乐。要是赶上三伏天收小麦，你一天给他一百块钱他也不去享受这个“农家乐”，这就是城乡差别。
别以为我跑题跑远了，我是想告诉大伙，在当时，当兵，是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踏板和途径，除此别无他路。自己也曾为当兵“目的不纯”而经常“狠斗私字一闪念”。可有时也原谅自己，反正当兵是件光荣的事，又不是里通外国（里通外村都难），只要好好干，有点私心也没什么，为革命殊途同归吗。再说，谁能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呢。但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能说的，要不就显得思想觉悟太低了，会让别人看不起。现在说出来，战友们是不会笑话的。
尽管当兵心切，但入伍的过程却并不顺利。1973年冬天，不满17岁的我，第一次报名参军，结果连“目测”这一关都没过。记得全公社200来名适龄青年排成一路纵队，接受接兵首长的目测，按大小个我排在了最后一名。因为我长得实在太瘦小了，本来就底气不足，所以就不敢抬头，这不就显得更低了吗，结果一下子就把我给“测”出来了，把我叫到一边去“过秤”（称体重），尽管我暗自使劲往下坠（不管事），结果连衣服带鞋也只有76斤（80斤才达标），接兵首长拍了拍我肩膀说：“小伙子，明年再说吧”。唉！就差4斤，当兵没走成（谁能想到现在竟长到了170多斤，可悲呀）。为此，难过了好长一阵子。没办法，明年再说吧。好在咱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呢。
1974年10月份，接兵的又来了，他们穿的是上绿下蓝的军装，听说是驻扎在北京的空军部队。我心里高兴极了，暗自庆幸去年没走成，差点就失去了到祖国心脏站岗放哨的机会。这次报名参军虽小有曲折，但终于被批准了，高兴得不得了，嘴里整天哼着小曲 ，走路连蹦带跳，只盼着早日飞到部队。那天，我穿着刚发的服装想让母亲高兴一下，可谁知母亲一见我眼泪就下来了，连着好几天一个人躲在没人的地方，一边给我做鞋一边抹眼泪，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她是舍不得让我走哇。
那几天，到我们家为我送行的人络绎不绝，比过年还热闹。真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有几个上岁数的退伍老兵还手把手教我打背包，反复叮嘱我“到了部队要听当官的话，不要“抬杠；眼里要有活，手要勤快；要讲礼貌，不要冲着首长吐痰；吃饭的时候第一碗少盛点，赶紧吃完，第二碗要盛满，要不就没饭了”等等。反正交代的可认真了。老父亲倒是挺高兴，整天忙着招待乡亲们，脸上写满了自豪。他心里有数：我儿子这一走，再回来就是干部。因为，我给父亲表过态，不混出个人样来就不回来见他。
临走的前一天，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从炕席下摸出一个纸包交给我：“这是十块钱，你带上到部队买点需要的东西吧”。当时，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这是我长到这么大，母亲第一次给我这么多的钱。我告诉母亲：“昨天，二姑已经给了我五块钱，再说，到了部队什么都发，用不着钱”，执意把十元钱还给了母亲。自打这一天起，再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带着父母的期望和乡亲们的嘱托（还有沉甸甸的五元钱），怀着去北京当兵的美好憧憬，一下子就 “坐过站”到了张家口。一下车就觉得那叫一个冷啊。老兵说：“这才哪到哪呀，等到了咱们部队就知道什么叫冰天雪地，什么叫寒风刺骨了”。原来，张家口只是我们的新兵连，真正的部队在内蒙的千里边防线上。后来，我有了在北国边陲二十个冬天的抗寒体会，到现在还是只怕热，不怕冷。
四个月紧张而又新鲜的新兵训练，使我们这些年轻而又无知的老百姓初步完成了向革命军人的转变。“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理想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我们从此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成熟，部队真是个锻炼人的大学校。
临近专业分配，要求每人填一张表，摸底调查个人有什么特长，我填上了“开过柴油机”（其实没开过），目的是想当汽车驾驶员。宣布结果我成了报务员。后来我想，可能是接兵和训练我们的老排长王振喜发现了我的特长（手指头比别人长），他是报务员，知道手指长发报弹跳力好，所以叫我干报务。我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他不仅把我接到了部队，还帮我选择了专业。他也不曾料到，日后的三十三团出现了一个多年不遇的报务尖子，咱们网上的段全来、曲先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是我的高徒（其他方面是我老师）。我敢说，在三十三团，我的收发报技术那是“前无来者，后无古人”（后面要是有了古人那才怪）。报务专业成就了我，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荣立三等功、入党、提干三喜临门。第一次探家就穿上了“四个兜”衣锦还乡。乡亲们都说，早就看出这孩子有出息，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是部队培养了我，我一辈子都会感谢党，感谢部队，感谢三十三团，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首长和战友们。也为我的当兵历程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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