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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的“7.28”，是唐山人民以及全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数十、数百万人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使生者蒙受了无比巨大的伤痛和永远对逝去亲朋好友刻骨铭心的追忆。
记得大震到来的前夜，已经习惯常年夜班生活的我，懵懵懂懂地爬起身来欲去报房值班。子夜时分，营区是那么的寂静和安宁，只有师首长楼门前哨兵流动着的身影、羊角山上山鸡的阵阵啼鸣和通信连饭堂做夜餐时发出的锅碗瓢勺声；山沟里飘溢的空气还是如前的清新和凉爽，劳累了一天的首长和同志们早已熟睡梦乡。这一切和平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诸不知，此时地壳板块正在发生断裂、移动和撞击，一场厄运渐渐逼近了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一场灭绝人寰的自然灾难正向人类悄然袭来，
当我站在宿舍通往饭堂的小石桥上，迎着轻拂而来的清风，享受着夏日里的凉爽和空气的清新，才清醒地恍捂到今天并没轮到自己值夜。于是乎，我又折回了那间石砖混合结构的“窑洞”，重新躺上了那张尚有余温的床板，忽忽悠悠地转眼进入了梦境。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把我惊醒，床板在身下“咚咚”地颤抖着，房间内充斥着“嗡嗡”的怪声。开始我还以为是刚下夜班的室友在摇我的床，在骚扰我的梦呢（平时我和他们经常会相互搞个“恶作剧”什么的）。于是我眼也未睁、嘴里喃喃地还劝其“别闹”，继续属于我的香甜“大头觉”。“台长快出来，地震了”！已跑出房外的室友（王新华）大声而急促地呼叫声，才使我如梦初醒，“一骨碌”坐起身来，顾不上穿鞋，随着摇晃的大地象醉酒似的、踉跄着冲向房门。平时随手就拉开的木门，竟然象被强力胶水粘牢的一样，横竖也拉不开，急的我对他破口大吼：“TMD,把门关这么紧做什么”！还是门外的他，一脚踹开了房门，我这才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丫，也顾不得被房门迎面踢开时额头和肩膀被撞击的疼痛，“狼狈地”串出了还在摇晃和转悠着的“窑洞”。此时，门外的大树下、球场上，师首长楼、场站和师政治部办公楼外已站立了不少和我差不多模样的领导和战友，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变故，不知所措地聚、散在那里，惊呼着、议论着；原本清新凉爽的夏日清晨，一下子变的阴沉、闷热，空气也变得异常凝固，给人一种很压抑、不透气的感觉。近处的村庄，也传来一阵阵马嘶、犬吠和噪杂的人声。远处望去，天际边已透出鱼肚白色，还有一道道象电闪般的亮光，很亮很亮，这光亮究竟是黎明前的曙光还是地震的“弧光”，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
地震发生数时后，我与副指导员崔德贵奉命前往华山对空台，处置因地震倒坍的库房和在逃生中受伤的战士。在去往大礼堂登车的路上，发现场站卫生队的门前聚集了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佟宝贵医生（据说他是赤脚医生出家、并且是卫生队唯一略懂外科一、二的“专家”）和几个医护人员在毫无遮挡的露天之下为一名女伤员做着截肢手术。那时的景象可以说是目不忍睹，惨不忍睹。女伤员的大腿伤处似乎是骨头破碎，看得见的只是皮连着筋，她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处在昏迷状态。在佟医生的手术刀（可以说是锯条）下，鲜血、药液沾满了白色的布单。因上华山救援的任务紧迫和医护人员正忙于救护，也顾不上打听别的情况。只是对这样复杂的截肢手术，竟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而感到非常的惊诧。（后来听说该伤员是唐山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地震中被砸断下肢，但未得以证实）。
在登向华山的崎岖山路上，余震仍在不时地发生，山上也不断有飞石向下翻滚着。我们象电影《智取华山》里的小分队一样，两人紧贴着山壁，互相提醒着、鼓励着，一边警觉地望着头顶的岩石，时刻防备它随时的坠落，一边不断躲闪着纷纷滚落的石块，就这样，我们艰难地、有惊无险地登上了山顶，最终和对空台的战友一起完成了倒塌库房内的设备抢运，救助了在逃生中被扎伤了脚的伤员。
大约下午4点钟，黎元惠营长来到了山上。在我们的面前，他什么也没多说，只是反复地以悲凉的语气叹说着“唐山完了！军部完了!”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地震对唐山造成的惨烈程度有多深，但他那“完了，完了”的话语给我传递了某种噩耗，他的语气使我感觉到了有一种不祥之兆已经降临。此时，站立在山顶顺着通往唐山公路的延长线向东南方向望去，远方依稀可见有一股车流和人流，黑压压地向营区涌来，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夹杂着阵阵呼嚎声隐约可闻。这时，山下师机务教导队营房响起了紧急的哨音和奔跑着集合的人群，“部队有行动了！部队开始行动了”！顿时，仿佛只在影片中目睹过的天崩地裂、房毁人亡般血淋淋的悲惨画面、以及将士们在行将出征、沙场上浴血奋战的壮举，一幕一幕地、如实地浮现在脑海中，苍凉和悲怆、亢奋和炽热这两种精神状态同时在胸间萌生，迅速地扩张着，沸腾着。
在驱车返回中营区的路上，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倾盆（确切地描绘应该是“倾缸”）大雨从天而降。这雨来势之猛烈、雨量如此之大，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多分钟，可在我的一生中至今是不曾所遇，并且是极为罕见。进入营区后，只见各种形状、颜色、材料搭建的帐篷布满了被认为是防震最安全的地段。也就是从这时起，部队进入了自救自防的震期避险阶段，时至那年的11月份，楼房拆为平房、房内四周圈钢筋、“天花板”以方木为支柱，以及“干打垒”窝棚等居住处应运而生。
傍晚，我奉命带了几个战士来到大礼堂旁的操场执行救护任务。这处中营区内唯一比较开阔的地域，已是一片紧张和混杂。系统、严密的指挥机构还没建立，具体任务和工作没人分工，搭载伤员和难民从震区驶来的卡车，挤满了本来就不大的操场；刚刚搭建起来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帐篷内外，横躺着、坐卧着、站立着众多的伤者、难民；车上和车下，一个个伤员的痛苦呻吟，一声声急促的呼救，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操场地域几乎成了一个“难民营”似的；在临时医疗救护所的帐篷内，医护人员进进出出，显得格外的忙碌，他们的脸上个个透露着紧张而凝重的神色。我们虽然来到了救护现场，做什么？能做什么？眼睁睁看着眼前忙碌而混乱的场面，我们却无所适从。这时，卫生队的姜月萍护士从救护所钻了出来，对着我大声呼喊：“小武子，快叫几个人过来抬人”。我急忙带了几个战士跑进救护所内，帮助抬起躺着一具尸体的担架，安放在护士指定的临时停尸处——操场旁的玉米地边。这具尸体死沉死沉的，我们4个小伙子抬着竟然非常吃力，死人就是沉呵！我这会才理解到“死沉”一词的含义。当我们将遗体小心翼翼地、轻轻地安放后，才从护士嘴里得知他是军情报处的李处长，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去世了。面对这具震亡的遗体，我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地悲痛和哀伤。安放好李处长的遗体后，我们就不等谁来安排任务了，主动地投入到安置伤员、安抚、照顾难民的具体事务中。
次夜2点，我们怀着地震如果再次发生、洞库是否会发生坍塌的忐忑心情进入了指挥所值班。在电台网络里，遵化、唐山、杨村等场站和主台--北空之间，相互用“通勤用语”互致平安和问候，并轮流的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六军，不停的发着“请回答！请回答”！急切地盼望那熟悉的应答声随着电波传来。遗憾的是，网络那头的“空六”仍然是音信全无。“空六”电台在网络中“消失”的事实，无疑是证实了“他”遭遇了很大的不幸，“他”受到了重创！这象是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使我们觉得格外的沉重，更加加剧了对“空六”同行们的耽心和牵挂。在时钟指针落在3时42分的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用手中的电键敲击出连续的长“划”和急促的 “点”，以报务员特有的方式，通过无线电波传递着对正在受苦受难战友们无言的祈福。那长“划”就如同汽笛的长鸣，对已经遇难的战友献去深深的哀思；那急“点”就仿佛是擂击的战鼓声，为正在抗震避难的同志们“加油”鼓劲！
文后附言：7.28，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人们，总是有种特殊的感受。每到这个祭日，会有不计其数的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难友的怀念和祭奠。我在写35年前7.28的这段经历时，脑海里总是浮现着震中遇难的张振铎、于根茂、宋林根（军直一连）战友和遵化场站通信二连郭纪昌战友那熟悉的面孔和身影。我想，通过这段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经历，既是对当年的回忆，也是表达对故去战友的思念之情。忆岁月峥嵘，祭战友英灵，惜今日幸福，振生活精神，也许是我此刻心情的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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