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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部队时从未想过转业到地方这件事，到了地方后这些年，有人提到我在部队上当飞行员的事，我心里总是认为我这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是社会上七十二行之一，我总认为我会开战斗机，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结果，所以没大在意，直到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天安门又要搞大阅兵活动，中央电视台要办飞越60年节目，在全国寻找曾经参加阅兵过天安门的老飞行员时，中央一台记者刘阳到我家采访我，离开时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越来越少了，以后每逢十年大庆才搞阅兵，像你这样的飞过三次天安门的人根本就不会再有，应当给后人留个纪念。”山西电视台科教频道邀请我到电视台录节目，记者史壮宁对我说“您这从放牛娃成为全天候飞行员这个经历，值得写成书给后人纪念，他们对我很有启发，从此我才重视了我的飞行历史，心里才有了写的想法，可是我文化基础差，不会写，现在年近八旬了，脑痿缩，记忆衰退，再加上过去飞行时有意义的一些像片实物丢失不少，很多事被忘记了，感觉写回忆录困难不小，信心不足，后来是亲朋好友大家鼓励我，帮助我，才有信心，开始试着写，这全是我口诉，我儿媳妇执笔记录，我孙媳妇修改整理打印，历经两年多，写成这本很不成样的纪念册，尤其是我的侄孙媳妇袁桂香，帮我几次反复的编排，出了大力，是他们尽心劳动的结果。”
突出政治大讨论
1966年我在河北省唐山市机场17师49团任飞行员，执行五保卫任务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最严重时，全军开展语录化，红化最高潮的时候，有一次全师停飞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大谈突出政治甜头，大谈不突出政治苦头，讨论过一个多礼拜了，同志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一天下午组长和政工干部们都去师里汇报去了，全剩下飞行员们没人发言，这时有位新飞行员叫翟英庆发言说“飞行员打仗到空中不能靠给敌人念毛主席语录取胜”。这句话让当时的记录员给记录下来了。第二天开会时，师团政工干部来了不少，坐下比我们飞行员还多，说我们大队大讨论出了问题了，翟英庆被叫去谈话去了，我们团大讨论不成功，要加班反功大讨论，全师在大礼堂总结大会上师政委崔朝仑作总结讲话说：49团大讨论出了问题，有的飞行员非常荒谬，性质十分严重。崔政委说这两句话时，情绪激动，声音很大，把下面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后来大讨论结束了，我们开飞了，翟英庆不能参加飞，要写检查认识自己，他准备了两天，开会叫他做自我检查认识时，他吓的一个劲哭，检查不成认识不成后淘汰了。
整风运动
1957年10月，我们师49团飞行员参加国庆阅兵完了，全部去杭州疗养，疗养时间规定是一个月时间刚过半，突然来命令要我们马上紧急回部队，我们大家都感到很意外，互相猜测，可能是有紧急作战任务，有的说可能是要改装新式飞机，立即起程。当我们回到北京沙河机场一进营门，就看到全都是大字报，全营房只要有墙的地方全都贴满了大字报，马路边全都立起了蓆子墙，全都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我们一下车就立即投入运动，因为我们17师，当时是全空军整风运动的试点单位，空军政委吴法宪亲自在蹲点，北空政委漆远渥也在，标准高，要求严，来势猛，我们停止了一切战备训练操课，和值班任务，整天就是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党员要带头写，越写的多越好，表示你对党对人民越忠，后来下任务要求必须一天完成写多少张，我们有一位师里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叫林君财，他是我们全师飞行员中技术拔尖的，而且驾机打下过敌机立过战功，他参加师直机关的运动，师直机关政治部干事们都是小知识分子，很会写，他们早就对我们飞行员拿技术津贴，吃空勤灶有看法，有个别人有意挑逗他，他就和人家对着写，开始对个人，后来对着政治机关了，他是我们飞行员中写大字报最多的，结果到了整风运动后期，我们的林主任被抓成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停飞开除了军籍党籍送到了北大荒。
学滑冰
1952年冬天，我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岭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三大队十五中队当学员，上级规定飞行学员每天正课时间有一个小时体育锻炼，长春那里冬天天气非常冷，下大雪后，操场扫起大雪堆融化不了，影响体育锻炼。所以我们每班发了两双冰鞋滑冰锻炼，因为我们多数同学都初学滑冰，有一位同学叫徐通，在滑冰时不慎跌倒的瞬间，另一位同学叫张平，是我的班长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拉了他一把，结果徐通跌倒把前门牙碰掉两颗，因此被淘汰退回陆军了。
肃反运动
1955年春季，我在山东济南市空军第五航空学校第三训练团飞米格15高级教练机时，正赶上全党全军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停止飞行训练和一切操课，全力以赴投入肃反运动，当时非常紧张害怕，每天除了出早操外全部时间都是开会，上级动员，自我检查，反醒，坦白，同志之间开展批评追问，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广泛开展个别谈心活动，每个人必须的“洗澡”、“轻装”“过关”运动搞了半年多，到了运动后期，我们有位同学叫李云祥在小组会上说他还有件事没有向组织上交代，他说在他小时候跟上他母亲去叩过一次头，他母亲参加过一贯道组织，因此运动结束时，他不能再飞了，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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