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苦出身，出身雇农，是个孤儿，家境贫苦，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父亲自己没有和我们说过自己的父亲。只是听父亲一辈的人隐约说过，好象是赵宝庆说过，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叫龚金海，或是个流浪者，或是出家为僧，他是不管自己的孩子的，也管不了自己的孩子，父亲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亲到10岁，由人从老家武进（今常州）带到上海，开始做童工。当过报童卖过报，当过苦力拉过王包车，做过裁缝学徒，进过纱厂（后为上海国棉6厂或13厂）当工人，最后到上海赵老板的轮胎厂，后迁到南昌轮胎厂。
父亲和母亲哪一年结的婚，我不知道，但是听母亲说过，我是父母结婚5年才生的，所以推算下来，应该是1944年结的婚。父亲是1923年9月26日生人，和我大舅同年，母亲是1925年9月8日出生，大概都是阴历。父母记孩子的生日是记得牢牢的，可没有几个孩子知道父母的生日。说来悔断肠，心也是痛的，我从来都不知道父母的生日，只是在父母的墓碑上才看到。
父母的婚姻，大概也是媒人介绍的，都是穷苦人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好想的。隐约记得有一次母亲说过，经人介绍和父亲见过面后，母亲嫌父亲长得不好看，有点不乐意，外婆就对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呀？
还有一次，是父亲1973年突然工伤事故去世，我从部队赶回家。那几天母亲悲痛欲绝，老想父亲，一天晚上母亲梦中突然惊醒，看着我和白岗表弟也陪在母亲身边，说白岗也不是外人，就把梦中见到父亲的事情说了。母亲说，梦见了父亲，因和父亲见了面，母亲不同意结婚，父亲跪在母亲面前求母亲同意。我想，这虽然是母亲的梦，但是却可能是真实的再现。
父亲10岁，也就是1933年，去的上海，做过各种工作之后，估计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944年，也就是父亲21岁，出门谋生已经11年了，最后基本稳定下来，那时也就可能是在赵老板轮胎厂这里了。父亲为人朴实，做人老实，各种苦力也干过，干活从不吝惜力气。赵老板或许也就看中了父亲这一点。再说，父亲没有任何亲人，干好了，就把这里当做家了。所以，或许赵老板也就把父亲当做自己的长工来用，说好点，就是当自己人来用。
但是，父母亲在这里结婚，安了家，母亲的哥哥，我大舅怎么来这里的？按常理说，应该是父亲介绍来的。文革中，大舅挨整，因他是赵老板的资方代理人。但是，整大舅，也把父亲牵连进去，工厂有人贴大字报，理由是父亲介绍大舅进赵老板的工厂的。我问过父亲，大舅是你介绍进来的吗？父亲说，其实我没有介绍，是大舅自己经常来，就和老板搞熟了。我想，这很可能是大舅来妹妹、妹夫这里，自己又有高小文化，人也聪明，也就和老板熟了，被老板看上了，最后被老板重用。如果这种推理成立，那也可能就是父亲默认的，大舅是他介绍进厂的原因。
这一来，不要紧，可是从此就和轮胎打了一辈子交道，吃了一辈子轮胎饭。父母亲、大舅这辈子就从此没有离开过轮胎翻新这一行。
因为赵老板业务逐渐扩大，在南昌也开了分厂，由大舅带领一帮原厂的工人，包括父母在内去了南昌。
母亲和我说过，是父亲先去的南昌，差不多安顿好了，然后接了我们母子来南昌。那一年，大概，是1951年，我两岁。
南昌的轮胎翻新厂，在墩子塘。而我们到南昌是租住在谌家巷8号（后改为4号），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12年，整整61年。不过，现在那已经成了危房，不住人了，等着拆迁。我是直到1968年当兵，才离开的，1978年转业又回到这里。只是在那院子里，把围墙拆了一个角，又加盖了一间9平米的小房。这间小房，也是1973年，因了父亲因公去世，厂里准备分给家里一套住房，母亲说人都不在了，在厂里还要房做啥？才提出在老院子里由厂方出资盖了这房。大舅正好分管基建，立马盖好。
这是市中心闹市区的一条小巷。和巷子平行、只隔八九米距离的，是东西贯通整个南昌城的中山路。巷子口，就是环湖路和中山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出巷口，是一个消防队，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东湖。南昌二中的大门，南边是临中山路，西边是临环湖路，就在这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
谌家巷，巷子不大，一共8号，大约七八十米长。但是，巷子是通的，另一头也有出口。那头出口往北一拐，就又回到了中山路。临那中山路口几米处，有一口水井，一年四季都有附近居民在那洗衣，而一到夏天，小孩就光了屁股，在井边由大人帮他们洗澡。有时，父亲买了西瓜，也会去那打来井水浸泡冰镇，吃的时候就凉了。不过，巷子那头不再叫谌家巷，而是叫康王庙。估计古老的时候有个康王，就在庙里。但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从没看见庙的影子，也没听大人讲起过。估计那时人们都忙于现实的生计，无暇顾及古老的历史。哪像现在，到处都要找点历史来沾边，一个曹操墓，也争来争去的，争得不可开交。也是啊，肚子吃饱了，保暖思淫欲，盛世修志，历来如此。
8号，是个独门院子，院子不大，左右十五、六米，前后不过二十米，里面一栋三层小楼房，把个院子塞得满满当当。院里左右围墙边，只剩不到一米宽，前面围墙距离楼墙还有三米左右，种了两棵高过二楼的梧桐树，秋天结了籽，房东摘下炒了还会分给大家尝一点，还有点香。两颗树之间，是葡萄架，爬满葡萄藤，结满一挂挂的葡萄，只是不甜，甜的话，也被我们一帮小孩子偷吃光了。
院子而后面，是两间厨房，最角头，是间厕所，一个蹲位，全院所有人都在这里方便，男女共用，不知道怎么会够用。大概每家都有马桶或痰盂，等不及的时候，在家方便了，然后没人的时候，到厕所倒掉。厕所和厨房之间，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堆放杂物，以后哪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吧，我家还在这里养过一头猪。
这就是我们家那时居住的坏境。一点没有诗的意境，也缺乏想象空间。难怪我这个白居易的34代传人（又想沾诗王的边），也写不出诗来。《长恨歌》这样的爱情诗写不出，《卖炭翁》那样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也难以产生。哎，别拉屎不出赖茅坑，怨天怨地的，还是怨人。不过，这8号里，本来还是会出名人，至少是两个，一个歌唱家，一个京剧家，打住，先卖个关子，打个伏笔。
这个小楼房，一共三层，每层4间房，三楼是两间小阁楼。前后还各有一个阳台，我家住二楼左边那间，20平米，打开朝东的门，可以通到前面的阳台，但阳台是公用，因为从外面也可以到阳台。而从楼下到二楼，走到楼梯拐弯处，有一个门，通向后面的阳台，这个阳台4米见方，实际就是楼下厨房的房顶。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山路来往的汽车。因为靠路边是个理发店，理发店旁边只是个小花园，空出一个可以远望到马路的空间，抬头甚至可以看到南昌二中的教学楼的房顶。文革中，我就在这，用小口径步枪，把那个高高挂在教学楼房顶的大喇叭打哑巴了，谁叫它没日没夜的喊，不让人睡觉，我就让它永远睡觉。
赵老板在南昌的工厂，大舅是资方代理人，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这小厂就变成国营企业了，厂子也从墩子塘迁到了南莲路，就是原先南昌柴油机厂对面，长途汽车站后面。
大舅就是这个国营企业的副厂长，无党派人士。父亲就是车间主任，共产党员。1956年父亲还被评为全省的劳动模范，送去庐山交通厅疗养院疗养了一期，拍了照片，父亲一直保存着。这个时期，父亲、大舅他们应该体会到新社会还是非常好，尤其是父亲，有工人翻身作主的感觉。
轮胎翻新厂，主要是把旧汽车轮胎翻新。旧胎如果只是修补，就要把破旧的地方用刀割掉；如果是整个外胎要全部翻新，则要把表面打磨。打磨的时候，灰尘很大，工人要戴口罩，但是，鼻孔依然是黑黑的。有个老工人，叫胡招阳，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两口子头上都不长头发，就是“瘌痢头”，住在我们谌家巷不远，有时还会到我们家来走走。
旧胎打磨完后，然后粘上厚厚一层新胶，送到硫化车间去硫化、压膜，出来就是新胎了。赵宝庆就是硫化车间的。他和老板赵维才可能有亲戚关系，但是后来他也是厂党委委员。他老婆“阿妹”是电工。我这个小孩，也叫她“阿妹”。硫化，用的是蒸汽，车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很热。所以，夏天有降温费。蒸汽靠锅炉车间的锅炉供应。
那时，厂子已经比较大了，有200多个工人，记得1958年有一次大招工，招的是赣南的，此后1972年有一次大招工，招的是景德镇的。那时工厂是小社会，厂子里还有哺乳室、澡堂、理发室，工人、家属洗澡、理发用发的票，不要钱。记得我9岁那年，母亲带我直接去了女澡堂洗澡，我还记得女澡堂也是泡的池塘，没有淋浴，要冲掉肥皂泡，就用一个大勺子舀水冲。除了我这个唯一的男人在女澡堂里光着身子，没有谁是光光的，好像都穿着短衣短裤。我非常奇怪，洗澡还穿衣服洗啊？那些厂里的女工、家属还给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你应该到那边（指男澡堂）去洗啊。
那时，我已经长大了，记得经常去厂子里玩。每个车间都去，象逛公园，我是逛工厂，工人都和我很熟。那年我初一，喜欢摆弄矿石机，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自己跑到木工组，想拣块木块做个自制的收音机盒子。木工胡师傅亲自给我做了一个收音机木盒，我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半导体安装好。晚上，我一个人回到谌家巷睡觉，这收音机就陪伴着我。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文革前不知哪一年，我已经12、3岁，我不知什么事情淘气，惹父亲打了我一顿狠的。打完，我还在抽筋，母亲在一旁哭，工厂老杨的老婆也正好到我们家里来，也看到了。我们家平时和老杨家，还象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特别是孩子之间会经常走往。他们家也是五个孩子，老大叫秀英，和我同年，一次在我家过年三十，玩疯了，结果半夜拉尿拉了一床。被我们几个小伙伴笑话，她也不在乎，只是傻傻的笑。我叫老杨叫“娘舅”，叫他老婆“舅妈”。但是他们也不是我舅舅，估计也就是和赵老板家有亲戚关系，赵老板那年来，我就是在他家见的。
记得那年挨完打，我就到大舅那去过了一个夏天。那时大舅带了我表弟白岩、白岗在工厂里住，我和表弟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一起用柏油涂在长竹竿上粘知了，然后用火可以煨了吃壳里面的东西，有点象瘦肉的味道。还爬上树捉金金虫，一种金色外壳的虫，抓住了用细线绑住让它飞。有时还到工厂锅炉车间后面的水塘里用网板鱼。但是，晚上洗澡的时候，包括表弟在内每人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洗衣服，我的衣服从来都是母亲洗，后来是大妹洗。那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个夏天。
父亲和我，一直以来，话，明显不多，很少有那种和孩子的交流和交谈。但是从那次挨打后，以后父亲没有再打过我。记得一次，我已经上中学了，需要填表，父亲把他的履历表给我，结果我带到学校给弄丢了。父亲很生气，说：“我的历史都给你丢掉了！”但尽管生气，我还是没有挨打。不过我也很懊悔，怎么会弄丢了呢？但是，那里面记下的，父亲做过的那么多苦工，我是一直就记在了心里。
1957年那次反右，我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厂子里办公室外面的走廊挂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我才一年级，也看不懂，也不去看。
文革的时候我已经高中了，那次“革命”我是记忆犹新。我不仅参加学校的“革命”，还参加轮胎厂的“革命”。那时，我家住在厂里的宿舍，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舅是首当其冲，很多大字报是针对他的。运动不是要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吗？大舅是副厂长，可以说是当权派，但是他是党外人士，也要整吗？
文革初期，人人自危，大舅和我们已经不敢公开在一起。突然，一天晚上，大舅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到了我住的谌家巷8号。因为我们全家都住在厂里的宿舍，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到这边来住。大舅给我带了几个桃子，我们不敢开灯，只在黑暗中说话，大舅说话有点哽咽，有点怪怪的感觉，弄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舅走后，我想了好半天，不知道大舅来是干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什么。突然，我醒悟过来：不好！大舅要自杀！那时已经过了半夜两、三点钟，我马上蹬上自行车赶到大舅家。那时，大舅住在陈家井1号，离这里有七、八里路，我飞快地赶到大舅家大门口。看着大舅家的灯和周围邻居的灯都是熄的，不象有什么异常。我流着眼泪，站在大舅家院子门外，眼睛眼巴巴地望着大舅家的窗口，心里默默祈祷，祝愿大舅太平无事。我就这样一直站到天快大亮才离去。过了几天，表弟白岩到我那看到大舅给我的桃子还在桌上，都烂了，我也没吃。恐怕心里也产生误会和误解，以为我是和大舅划清阶级界限，不吃大舅给的的桃子。这件事情，我和谁都没说过，窝在我心里46年，今天第一次才把它写出来。
而此时厂里的运动是越来越激烈，大字报、批斗会也逐渐升级。记得批大舅其中的一条罪状是，大舅曾经在厂领导的自我批评小会上说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学不到。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你为什么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学不到的？这不是攻击党中央的副主席刘少奇吗？
后来，运动深入，刘少奇被打倒，全党全国全民都在攻击党中央的副主席刘少奇，厂子里的大字报不提此事了。矛头转到父亲身上，大字报铺天盖地，说父亲和刘少奇一样，是工贼。
父亲看着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无中生有，人身攻击，气得发抖。可怜父亲没有文化，写不了大字报，为了出气，父亲叫我写，他来说，我把父亲说的整理好再写。
1966年的某一天。
厂部办公室。
父亲到厂部领了纸笔墨。很多人挤在桌旁，围着在看我写大字报，夸我的毛笔字写得好。我立地站稳，气运丹田，单手悬空，大笔一挥，洋洋千言。啪！一篇《揪出盘踞在党内的大毒蛇——姚金根》贴到了墙上。姚金根何许人也？也是个老工人，从上海迁厂来的，也是穷苦人。实际，那时的大字报，就是群众斗群众。父亲不过是老被别人写大字报，包括姚金根在内，也写父亲的大字报，为了出气而已。
大字报既出，父亲长舒一口恶气：我写不了，还有儿子会写！儿子的作用终于发挥出来，儿子的潜力终于挖掘出来。养儿不仅防老，养儿还可防身。文化不仅可以革命，文化还可以出气。这一次，大革命把我推向了父亲身边，父子俩终于站在一条战线上，成为同盟军，再也不是打和被打的对立面。
可是，半年以后，1967年6月29日，当我的金铁舅舅从昆明送才一岁的儿子白舰来到南昌，得知写大字报这一事情之后，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明确指出：“任何时候不能把矛头对准工人。”我辩解：当时不写行吗？气没地出啊！
我嘴上尽管很硬，但也知道理亏，以后再没替父亲写过大字报。倒是在学校、社会写了不少。革命的精力也有限，无暇顾及这个小小的轮胎厂。革命的主要目标，指向了省内、党内、军内的一小撮。我这个冒牌红卫兵，北上，跑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检阅；南下，去吉安井冈山，点革命之火。四十年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点燃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四十年后，被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红卫兵，再次点燃，燎原之势，不可一世。
但是，随后的革命结局，也是悲惨。
大舅关进了牛棚，工资停发，表弟表妹生活也成问题。表弟白岩和我是一所中学，但我是高一，他是初三，我是造反派，他是逍遥派。表弟白岗还在实验小学，上二年级，没有人管，常常饭都没着落，母亲总是省下一点吃的给他，帮他洗洗衣服。冬天了，那衣服两只袖口，油光发亮，已经很脏，但是仍然还穿在身上。表弟叫我母亲按常州话说是叫“好爸爸（音）”，也就是姑姑。母亲不仅给白岗吃饭，有时白岗的同学海粟也会来吃饭。几十年后，白岗当了纺织厅长，海粟成了做煤炭、钢材的大老板，都一直记得母亲，常常来看望母亲。患难之交，这种在患难中的感情，决不是一般的亲。
可在当时，那个难，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大舅没了收入，生活非常困难。我记得二舅亲口给我说过，一次，大舅和二舅在八一大道江西宾馆外偶遇，大舅开口要二舅帮助，可二舅说自己也很困难，拒绝了。但是二舅再难，有大舅难吗？兄弟俩从此心生隔阂，形同陌路。甚至影响到晚辈，两家的孩子到现在也甚少来往。而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和白岩、白岗、白岑（我大舅女儿），则是兄弟手足情，直到父辈们相继去世，我们一直关系很好。但是，这些历史遗留的隔阂，要让它永远隔阂下去吗？
父亲是厂里一个车间的车间主任，最多手下也只有三、五十个工人。也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也关进牛棚。母亲因此而受到牵连，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在脖子上挂着写有“反革命家属”的一块大牌子，手里还要挎着装满一篮子的煤渣，步行两、三公里，穿过市区的大街小巷回到家里。那种屈辱和艰难，我几个弟妹当时小还不是太懂得。而我此时已经守卫在祖国的北疆，好让这场连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都要挨整的“文化大革命”安全地进行到底。
我1968年3月已经当兵走了，这些事情，有些是事后听母亲和弟妹们说的，其中有些还是听金铁舅舅说的。因为，那年，1969年，金铁舅舅正好到南昌来看看自己的儿子，正好就看到这一幕。金铁舅舅就等着母亲出厂门，把挂在母亲脖子上的一块大牌子取下，自己用自行车推着，等到了家门口，再重新挂在母亲的脖子上回家。为的是怕有人汇报给造反派，说母亲没有挂牌子回家。
记得正是那年，1969年，金铁舅舅还到了我部队，那时我们已经从上海调防到了天津，驻在李七庄往西的农干校。当时，金铁舅舅并没有给我讲这些细节，只是鼓励我要好好为爸爸妈妈争气，在部队表现好些。我记住了金铁舅舅的话。其实，部队还在上海的时候，一次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地方来信说，家里被抄家，父亲有问题。但是也明确告诉我，部队是重在表现。我就知道，那是厂里那些造反派对父亲有意见，想着把你儿子从部队搞回来，你就没辙了。那时，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好好表现。
我从参军到连队第一天起，一直帮炊事班洗碗，还要求到炊事班去养猪，要求到炮班。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第二年，1969年7月我就入党，成为新兵里最早的一批党员，第三年当了班长，第四年提了干。
9·13事件后，毛主席开始对文革反思，开始解放一批老干部，包括象我大舅这样的党外的人。1972年，大舅被从牛棚放出，补发了2000多元工资。大舅非常高兴，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用42元钱买了一条绛红色的毛毯，送给自己的妹妹，还给了母亲200元钱。母亲说，那这毛毯留给伟力结婚用。大舅说，到伟力结婚我再送礼。这条毛毯一直陪伴着我，从我结婚直到现在，用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是我大舅给我的纪念。
记得我大舅去世前几年，一次我去南昌看望他老人家，他要把他以前的一套藏青色西装送给我，西装没怎么穿过，还很新。他说，你穿它做节目很好看。我没要，说你给白岗吧。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悔。大舅和舅妈经常在电视上看我的节目。其实他们也不炒股票，只是想看看我而已。后来我想，他老人家是想在电视上看到我穿这套西装啊，这是他老人家的一个念想啊。可是我当时并不领情，我想这一定让大舅很是遗憾。
每年春节，我们家和大舅一家都要聚一聚，初一到大舅家，初二到我们家，已经成为惯例。只是后来不在家聚，改为到饭馆聚餐。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和太太、女儿从深圳到南昌过春节，那时女儿还在国内，那就是1997或1998年。大年初一，在表弟白岩的老婆钟麒麟单位的餐馆，江西省总工会餐馆聚餐。只有我父亲不在，我母亲都还在。一大家子，全到齐了，一共21个。吃饭前，大舅要讲几句话，他从口袋掏出几张邹巴巴的纸，念了起来。原来，是他写好了稿子的。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是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和妹妹感情很深，最困难的时候，我这个妹妹给了我很大帮助，现在生活也好了，希望老的身体好，小的工作好。然后，大家鼓掌，然后喝酒，然后吃饭，然后唱歌。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很尽兴！
大舅这一生，和轮胎打了一辈子交道，吃了一辈子轮胎饭。他就是人聪明，其实也没有学过轮胎方面的专业。但是在江西全省，轮胎翻新这一行，他俨然是一个专家。记得有一年，和外商谈判索赔，由他为代表去和外商谈，好像是匈牙利，结果成功索赔。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运动员，每次运动都挨整，小小心心，战战兢兢，一辈子。2007年，我弟弟肝癌去世也一直不敢告诉他，瞒着他。
2009年，春节过后不久，元宵节那天，突然患病，去医院也没有办法，离我们而去。我赶到南昌，也只在殡仪馆见到大舅一面。同时大舅妈也住院，还不敢告诉她老人家。大舅妈出院后，虽然神智清楚，但话也说不出了。祝愿她老人家能健康起来，做晚辈的，心才能安。
我们家，我大舅、我父亲、我母亲、我弟弟都在轮胎厂工作过。现在，这些曾经在轮胎厂的亲人都相继离去，不仅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圆胎，也远离了那个大大的圆球。地球已经不再属于他们。那个轮胎厂，也不再属于国营，它已经经不起改革开放风浪的冲击，早已摇摇欲坠。1996年，它濒临破产，资不抵债，工人们被遣散，老工人由社保支付退休金，而象我弟弟这样1976年顶替我父亲的，20年工龄泡汤，什么劳保、社保、医保一概全无，拿两万块钱走人。这个存在了40年的国营轮胎厂，从此销声匿迹。厂房、机器、设备一概作价卖给私人企业。
无数个赵维才再度复活。
历史如果作一个大胆的假设，让当年的赵维才继续当那个总老板，40年后它会破产吗？
历史转了一个圆圈，再回到原点。
象那个圆圆的轮胎，新的变旧，旧的再翻新。
这个小小的轮胎，为什么也在捉弄人？把玩人的命运，于股掌之间？
轮胎翻新厂，它留给我童年的乐趣，再也无法找到它的影子；它留给父辈和吾辈的创伤，却时时还在作痛。
轮胎，可以翻新；历史，无法翻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