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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金铁舅舅1969年摄于昆明
那年，他把老黑送来
——父辈印象之五
龚伟力
篇前话：关于父辈印象，只是写给自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后代看的。所以，林林总总，唠唠叨叨，很长。当父辈成为历史，当吾辈成为历史，当晚辈成为历史，这些还可以留下一点痕迹。也就传个三、两代吧。历史，如过眼云烟。几千年过去，又能留下多少痕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那也只是说说罢了。本不为文学而写，也不为历史而作。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或不为忘却的纪念。
金铁舅舅再次回南昌已经是三年以后的1965年。
那时我们全家都住在厂里，只有我晚上一人回谌家巷住。钱妈妈家也早搬走了。但是我看父母亲也都没有再提金铁舅舅婚姻的事情。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台上海飞乐牌电子管收音机，还有一个电眼的那种，电眼随着声音高低那光亮也会随之显现强弱。那时，电子管收音机还是稀罕东西，百货商店里买要一百块上下，飞乐牌收音机大概是78元。因为我喜欢无线电，所以很注意这些。这种电子管收音机一般人家里有的还不多。我只在二舅家看到过，是南京熊猫牌的。
而我那时，只能自己装三级管半导体。记得我那时好多零件都是自己动手做。像磁棒天线也是买来漆包线自己绕。连可变电容器也是用云母片、矽钢片自己动手做成。二极管、三极管去电子元件商店买最便宜的。而我不想用那种舌黄喇叭，那声音有点沙哑，又占地方。因而请大舅去上海出差时，给我带一个小一点的恒磁喇叭。结果大舅给我带来一个很小的，只有2.5吋，音质也很好。可是要8块钱，而我所有的材料费，连这个喇叭总共花了22元，一个喇叭占了一小半，心疼了我半天。但也好，这将使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体积大大缩小。
记得当我试装时，我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到了广播电台的声音，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说：自己没有文化，养个儿子有了文化！因为我那时已经上初三了，记得正是那次，金铁舅舅说，以后伟力考大学就学电子，学这个有前途，他又喜欢。
现在好了，金铁舅舅给我们带了这个收音机，当时真是不知道多开心！里面的强放管，公安局还要登机的，因为懂行的，是可以用它改装成发报机的。可见那时的敌对势力还是很大，每个有电子管收音机的家庭都是防范对象。
可是，好景又不长。一年以后，1966年初夏，金铁舅舅到南昌来，又把这台收音机拿走了！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不好当面和金铁舅舅去说，暗地向父亲去说。父亲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是人家的东西，让人家拿走吧！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金铁舅舅挪用公款买的，单位发现后，要把收音机拿回去抵账。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什么都不计后果。在昆明还用炸药去炸水库的鱼，结果被单位警告。
 金铁舅舅和他的第二任妻子
可是，一年以后，他又做出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67年6月29日。
那天，南昌发生了“6·29”事件。标志着“大革命”正式开始进入武装斗争阶段。
所以，还得先把这事给交代一下。
当时，“大革命”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我已经是造反派红卫兵，和我的同班同学，红卫兵战友，住在了教室里，日夜为革命操劳、奔波。当天凌晨四、五点钟，外面红卫兵汽车上的宣传喇叭大声广播着：莲塘告急！莲塘告急！
原来，是地处莲塘的农学院的造反派被武装部的保守派围攻，要城内的红卫兵去解救。莲塘距南昌城中心13公里，我们立即开着一辆破解放车前往莲塘。我们赶到那，天还只有蒙蒙亮。
可是，突然前面传来了枪声。
他们开枪了！他们有枪！
我们手无寸铁！
我们只有趴在路边的低洼处。枪声断断续续。不断有人负伤，突然，我的大腿内侧好像被石头打了一下，我一摸，裤子破了个绿豆大的小洞，我估计是负伤了，但也不怎么痛。然后，我们就往后撤。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不断有救护车狂奔呼叫着来回跑。
事态严重了！莲塘死人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莲塘我们总共死了几十个人。南昌二中一个高二同学汪春瑞被打死了！
再后来，我们也去省军区抢枪，武装自己，响应中央文革“文攻武卫”的号召。
这是后话。
当时，我也去了二附院，我说是莲塘下来的，医院也不收钱，给我拍了片子，医生说，没看见什么，估计是散弹枪，打的是绿豆子弹，问题不大。我就这样回家了。
当天，整个南昌笼罩在血腥的气氛中。
当我正在厨房后面给邻居们讲着我“光荣负伤”的经过时，我妈妈提着一篮子煤渣回家来，一进大门，就问：伟力怎样了？邻居小阿姨说：伟力被枪打了！母亲立刻站立不住，好在我听见她们的对话，立即赶了过来。母亲一看见我，就破涕为笑。反过来说那个小阿姨：你也不会说话，吓死我了。
随后，金铁舅舅也到了，他手上还抱了个一岁的孩子，皮肤黑黑的，还需要吃奶。他就是我的表弟白舰，我们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老黑。
原来，金铁舅舅乘坐昆明到南昌的火车，因“6·29”事件，武装部的保守派还朝列车开枪，列车被滞留在莲塘十几个小时。而送老黑来，金铁舅舅解释说是因为他带不了，这是他第二个孩子。 
六岁的老黑和他九岁的姐姐白帆摄于南昌
可是，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说一声？他当时没有解释。事后，我们才知道，他离婚了。为了让已经离婚的妻子看不到最小的孩子，就远送到南昌的姐姐这里。
说好以后每月会寄老黑的抚养费来，大概只履行了2个月的诺言，以后多年，音信全无，分文不寄。老黑小的时候，由于没有奶吃，总要给他泡奶粉，煮奶糕，很是磨人。最烦人的是晚上，老是哭，全家睡不成，也吵得邻居受不了。
可怜母亲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人抱着老黑，在巷子口的东湖边上，度来度去，哄他不哭。挨到天亮，母亲又托着疲惫的身体走去厂里上班。那时轮胎厂已经搬去抚河桥那边，路上要走十几里地，近一个小时。
那时，学校闹革命也不上课，而老黑白天就由我的妹妹带，大的带小的。那年大妹十五岁，二妹十三岁，三妹八岁。再大些的时候，我三妹也帮着照顾老黑。记得最小的三妹自己才八、九岁，还要帮两、三岁的老黑洗澡、洗衣服。
而我忙于“大革命”，家里的事情一概不管，甚至不住在家里了，和同学住在学校教室里。
1967年金铁舅舅在南昌广场给我同班男同学拍的照片
前右二是我，后右一是班主任张树森老师
1967年金铁舅舅在南昌广场给我同班女同学拍的照片
其中后排右一的那位诺干年后成为我的妻子
我的父母亲感情很深，一辈子从来没有拌过嘴，唯有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抱怨过母亲：带大了他还不算，还要带大他的孩子。这话，也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的。
老黑一直在南昌长到12岁。1978年，我转业回来，他才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
 1968年我参军时兄弟姊妹合影最小的是老黑，右一是我母亲的干儿子
1988年老黑从昆明来南昌我们全家兄弟姊妹和母亲在我家合影
1989年老黑和母亲在八一起义纪念碑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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