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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后，战友聚合肥
黄新原
月初赴安徽，见到了现居合肥的部分战友。10天过去，仍沉浸在激动与满足中。
我们炮二师四团高机连和六团高机连1971年一起配属高炮11师赴老挝作战。这两个连有大量的安徽兵。而1974年回国不久，两个连队便解散撤建。从那时起，有不少战友就再没有见过，到今天，算来已是37年。
合肥的战友，听说我来，兴冲冲聚拢一起。高声大嗓，搂搂抱抱，酒酣耳热，笑语喧哗。依然是兵的模样。
这些战友里，秋一跟我感情最好。他大我3岁，豪侠仗义，在连队曾为我和老兵打过架；悄悄给我看过他女朋友的来信。一次又来信了，我正看着，被他笑着抢走，但我眼快，已经看完，信尾写道：“我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从那时起，我就记着那女孩叫朱道恒。这次道恒也来了，还抱着孙子，但一望便知，当年绝对是美女。秋一是个邋遢鬼，在老挝他很少刷碗，经常是把腿一弯，把碗扣过来，在膝盖上一转，筷子在身上一抹，就算完事。那天他在聚会的饭店门口等我，我乍一看还以为是个看车的老头，一头白发，胡子老长也不刮，还那邋遢样儿。
张庆海和沈正银是刺头兵，爱骂个人，在老挝山头上，天天拿别人的妈打牙祭。但那绝对是个两个好兵，跑警报的事绝不含糊，而且为人仗义，不服管，不欺弱，再老的兵也不敢惹他们。我说：“庆海，你在山坡上骂过我一次，我是新兵，当时没敢理你。”庆海以酒遮脸，笑道：“你咯怎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你骂人记不清楚，我挨骂还不许记清楚。”他们身体都很棒，尤其正银，一头白发，身材挺拔，还是副能打虎的样。可惜庆海有一只眼失明了，他自己说是喝酒喝的，我劝他今后少喝。
李锦昌是卫生员，56年生人，是全连最小的兵。我有时感冒发烧，他就给我打青霉素，按现在的规矩，那简直是胡闹，又不打试验针，又没有抢救设备，在山头上一旦过敏，那是非死不可,但他不怕我也不怕。今天他还是年轻时的脾性，慢务斯理，腼腼腆腆，见面我俩抱在一起，他可以说当年是我的恩人。
尚来德原来和我一个班，曾抵足而眠。他身材魁梧，性情温和，爱拉二胡，谁打架，谁骂人，连长训，指导员喊，他只当听不见，硬是自顾自地拉二胡。但有一次他却激动地跳起来。那天阵地上忽然来了一条大蟒，这大虫头昂起来有半人多高，尾巴甩开能抡倒人，阵地上一片嘶叫，恨不能全连都参加了打蟒之战，除了几个想吃蛇肉的老广，就属来德奋勇，蟒被打死后，一连人忙着熬汤吃肉，来德却上了山，用砍来的竹筒蒙上蟒皮做了不少胡琴。我问他现在还拉二胡吗，他说：“没空了，得看孙子。”他生了4个孩子，三女一男。这次见到了嫂子（来德比我也大三岁），在部队时，来德就已经结婚并有了女儿，他经常穿一双家做的千层底布鞋，那绝对是嫂子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戴建国也是我们班的，平时与事无争，最爱帮我，经常拿着我的衣服到山下河里去洗。按说应该新兵伺候老兵，但他看我身体弱，根本就不讲这些。当年他的最爱就是用新鲜竹篾编扇子，那叫精致！至今我还留着一把他送我的竹扇。他现在在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混得不怎么样，才科级，按说他是个勤奋谨慎的人，入党又早，应该进步快些，但也可能那办事处本身就是个科级。他有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他儿子在这些战友的子女中最出色，现在正在军事科学院读博士。
刘建军是我最揪心的一个。他的特点就是慢，那慢性子能急死人。紧急集合，往往是全连人都齐了，他的被子还没叠起来；说话也慢，问他一句话，半天他看着你不搭腔，做沉思状，嘴角颤半天，才憋出一句来。大概因为这，他当年和班长的关系很僵，那班长是个最要面子的人，可建军做事却偏偏争不来面子。席间，大家调侃他，说他和班长“关系好”。我说，你们别怨班长，要我是班长，也得和他“关系好”，他太让人费劲。但让我揪心的却不是这个，是他那么善良，那么与世无争，又那么执拗，不能见容于社会。现在，他在合肥市一个二甲医院的药局工作，月薪2000元，他娶了个小媳妇，比他小十多岁，孩子才十几岁，他老了怎么办，他比我年龄还大。离别时，他老远还在向我挥手，我鼻子酸酸的。
孙国举是个喜剧人物，原因是他的爱说话，这和建军实在应该中和中和。当年在连队时，只要不是训练和睡觉，他的嘴永远不闲着，笑眉笑眼，叨叨咕咕。今天还这样，尤其几杯酒下肚，全席只听他一个的，别人插嘴他也听不见，继续说，语速还特快。我说；“国举，你能不能闭嘴？”他闭嘴了，但一分钟后，就又开始，一泄千里，无以阻挡。乐天，是这代人最难得的品质。
这天的聚会完后，第二天接着来，换了地方，改在来德家。这次喝多了，男士10人，一共喝了4瓶高度白酒，外加啤酒。到了下午三点，来德酔了，硬不让走，庆海也喝高了，说：“新原别走，晚上我来安排，咱们到我家，明天去沈正银那儿。”
最后我作了保证，说我下了黄山一定还回来，大家才罢休。临别，我们挨个拥抱，秋一抱着我狠狠一使劲，差点把我勒散了——战友情，尽在这一抱之中。
总体讲，他们的生活水平都在中等，没有人有私家车，来德家在郊区，他们都是坐公交车或骑电动车来的。他们有的是郊区农民，地被占了，分了几套房子，转手又把房子分给了子女。来德家我看了，简单的床椅，谈不上富足。秋一生活最富裕，退休金每月3200元。
合肥的战友一共11人，这次见到了8个。还有3个没见着——
张德良，据说病很重，生活也不很顺。在部队他就身体不好，他不像我，身体不好，尚有活力，他是整天发蔫，一对很漂亮的大眼睛很忧郁。指导员发狠说：他没病，不是想家，就是想娶媳妇。指导员我很服气，但他对德良的评价，我不敢说公平。
王传富，前两年我曾因为写一点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东西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在连队谈心，他说过，那三年，他家只剩下他自己，其他人都饿死了。电话中他详细跟我讲了那时安徽农村的状况，一共谈了两个晚上，惨烈而生动。喝酒时国举给他家打电话，家里说他去芜湖打工了。他没有其他收入，只有每月320元的生活费，占地时分了两套房子，两个儿子住着，他跟一个儿子一起住。他小个子，一看就是小时候营养不良所致，善良温和，说话轻声细语。
何维权是个讲义气的人，活脱像鲁智深。当年在山头上半年多没蔬菜吃，大家都快疯了。他会种菜，每次摘一把他种的菜，用酱油膏化水淹着那菜，大喊：“谁吃？”大家像狼一样抢那一小碗青菜，最后只给他剩碗酱油汤。我再也见不着他了，他安排好四个儿子的婚事和住房后，得癌症走了。他是老大哥，对我特别好，总夸我聪明。
等我从黄山、九华山下来，秋一又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合肥：“大家还准备接你。”我一是不敢再让他们破费，二是不愿再受那惜别之苦，就撒了谎，说已经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我的战友啊，我的兄弟，写到这里，我泪水涟涟，见亦不易别亦难。我们相约北京再会，只等合肥的高铁修好，他们说都来，但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人会舍不得那点路费。如果他们说话，我绝对会给他们出路费，但他们都有尊严啊，他们个个都是条汉子！
不分前后排，从左至右：李锦昌、孙国举、刘建军、戴建国、黄新原、张秋一、张庆海、尚来德、沈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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