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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沉重的检查
黄新原
看到小红在博客上发了一篇《洗澡》，很有意思。让人震动的是，她居然保存了当年的一份检查，那份检查的原件，让人看到了女兵的可爱，带着浓浓的时代气息。
我妈妈有个习惯，就是和我们兄弟二人有关的任何带字的纸头她都细心保存，所以她去世后，我翻检家里的东西时，竟翻出许多我们各个年龄段写的信件、本子和纸片。在这些东西里，我发现了一份当年我写的检查草稿，但这份检查却不像小红的检查今天读来那么轻松，那是一篇“黑暗年代”的违心而屈辱的文字。
1976年初，一件让我们这代人猛然走向成熟的事件发生了：周恩来于1月8日逝世。那天早上消息传来，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喉头猛地紧了两紧，似乎来不及想什么，就赶紧去为父亲打早饭。到了食堂，看到就餐的军人们拿着馒头，低着头，发着愣。其中一位，猛地把馒头往碗里一摔，站起来就走，只见他眼睛里有泪光一闪。这一闪的泪光，让我刚放松的喉头又紧了两下。回到家，我发现从小就讨厌我们哭，常说“不要动不动就咧咧”的父亲在揉眼睛，但似乎在我面前又想掩饰什么。那天早上我们谁也没吃什么，就出门上班了。
真正我想哭，是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缓过神来想哭的时候。单位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说起总理时，就像爆炸一样，哇地哭了出来。顿时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肌肉都拧着，眼里喷出泪水。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写这段往事时，只要一提到总理，我仍然喉头发紧。好久之后我都很难相信：我们从小听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如何如何”的新闻长大，他真的会死吗？
“四人帮”的“作死”，也到了最后疯狂的程度，他们不准各单位悼念总理。但至少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理会。我们单位的悼念会，是在一个能容纳两千人的大饭厅里举行。第一个悼念发言的，是个工宣队的工人，他就像念批判稿一样，生硬呆板。在场的人，让他的别扭声调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个发言的，是位团委女干部，她只念了几句就哽咽了，那哽咽的声音一发出，整个会场，就像闷雷一样，哭出了声。我从小看《三国演义》，记得诸葛亮的灵柩从汉中入川时，有“百姓哭声震天”的形容，那天我相信了这话。能让百姓哭声震天的人，此生我见到了。悼念会结束时，我回望会场，我绝不夸张，那水磨石的地面，就像水洗的一样被眼泪淋湿。
接着是著名的“四五”，我4月4号去了天安门，带着两架照相机。但我的政治智商低得可笑，竟把胶卷拿到我家所在的院子里一个小照相馆去冲洗。等取胶卷时，一个脸上有白癫风的老头说派出所传话：这胶卷是谁的，让他不能走。老头立刻打了电话，不一会就来了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当时形势的严峻让我紧张，不少“四五”的参加者都进了监狱。但一位提审的警察出我意料，他第一句话竟是：“悼念总理，在哪儿不行，你非赶这时候上天安门。”他表情沉静而温和，却忽然对在屋角一个被抓的小偷凶狠地大吼：“看什么看？滚外边站着去！”接着对我说：“你的政治条件不错，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你明天交个检查，我们就不通知你们单位了。”我至今感念那位警察，他就这样“例行”了“公事”。
几十年过去，在咱们空六军网上，我把这份检查给战友们引述一段：
……当前的大好形势对自己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使自己更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阶级敌人的阴险毒辣，并感到自己4月4号（星期日）去天安门并且还照了相，是极为错误的。
……
那天天安门的情况，由于人很多，花圈也很多，具体的印象已经很模糊，只记得到处拥挤，到处是花圈。因此照相选景也很受阻碍，很仓促。天气很阴，所用胶卷又是五、六毛钱一卷的处理品，加上人的不断碰撞，自己是否能照好很没把握，于是又买了一卷较好的胶卷，把纪念碑前花圈比较集中的地方照了照。
我刚到天安门的时候，在靠近长安街的附近，有一个人站在高处，手举一块写着血字的白布，不时转动着身子，让大家看，当时拍照的人很多，我也站在远处把这个镜头照了下来。照片的其他内容已经记不太具体了，只记得什么地方花圈多，或者个别花圈制作得别致或很大，就照下来，再就是照了纪念碑的全景。大约在天安门逗留了两个多小时。
对这件事，我开始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通过星期日（11号）派出所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进行了教育，才认识到，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嗅觉不灵敏，起了不利于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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