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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故事
黄新原
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就要开始了，这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末，每年暑假，我都承担学校到外地招生的任务。这是个苦差事，录取紧张的那些天，甚至通宵不睡，阅读核对考生档案和专业、考分排序，有一点差池，就干系重大。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在山东。
山东是我的老家，听到一口熟悉的家乡话，就有一种想为这块土地上的乡亲办事的愿望，但招生并不是凭愿望就能办的事。
山东是个高分省。从我决定去山东起，就有一位济南的部队干部打来电话（电话号码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但这对招生人员来说并不奇怪），他孩子第一志愿报考我们学校，而且考分不低。那年因为学校在山东招的名额多，一共要去3位老师，但分头出发，按时集合。我第一个到达，迎头就遇到了这位老兄。这是位师职干部，大校军衔。比我早两年当兵。他把我按在车上就走，说住处已经备了。这很危险，很容易犯纪律。5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有人说，孩子高考，有点像买房和买车，都是盼了好几年，但事到临头却摸不着头脑。他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点盲目乐观，一付很自信的样子。认为孩子的考分没什么问题，只是想和老师拉拉关系，套套近乎，盼着能早一点把消息传出来，说爷爷奶奶都盼着孙子的“喜报”。吃饭时，他以军人的直率说：“黄老师，你别担心，我不会让你犯纪律，也用不着你搞小动作，只要你一看到孩子的档案调到手了，就立刻给我打个电话，这就够了。”
按说，帮这个忙并不难，那时手机已经很普遍，打个电话就行。但多年的经验还是让我提醒他：“我帮这点忙没问题，但你得有心理准备，情况得进去才能知道，有什么意外变化谁都说不准。”我当然没有住他安排的地方，直接进了招生大楼。结果真的出了意外，一调档，根本没他的孩子，差了将近一个分数段（10分），那年山东考分出奇的高，而我校生源又出奇的好。我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他，算是尽了我的义务。
几小时后，他竟然进了招生大楼。一个和招生工作毫无关系的人，能通过武警的严查，他肯定托了很硬的关系。见到我，他脸色通红，无话可说。我很忙，无心寒喧，只能表示遗憾。几分钟后，我无意中发现，他躲在一个墙角，用头不停地撞墙，那种急彻肺腑的样子，让人看了很不是滋味。我上前安慰他：一本不行，还有二本，孩子反正有学上，你何必着那么大急呢。他说：事情怪他，孩子爷爷也是位老军人，病重正住医院，他把话说得太满，说孙子到北京上学肯定没问题。结果却落空了，他怕老人听了会病情加重。说着话，额头大汗淋漓。
人有时要相信缘分，当天晚上，和我们住隔壁的一位北京女老师，在同桌吃饭时聊起生源情况，她所在的也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她苦笑着说，他们学校今年在山东情况不好，第一批投档，生源不够，在等退档的第二志愿。我立刻想到那位撞墙的老兄，于是问，要不要调剂生？她说，高分可以考虑。我说那你给帮个忙。于是把来龙去脉说了一下，她表示，分不低，可以把档案调来看看。我立刻给那位老兄打了电话，没几分钟他就到了，原来他一直就没离开这座大楼。线被我牵上了，他就像见到了救星。一天之后，他跑来给我们送饮料，喜形于色，说那位老师真够意思，孩子已经录取了，而且专业很满意。他已准备好车，亲自陪那个学校的两位招生老师，先去孔庙，再登泰山。
这只是我们这次招生中的一段插曲。我们自己还有故事。
在阅读档案时，我们发现一位惠民地区的考生体检表上显示，两肩不一样宽，差着两公分。在往年的招生中，有的学校曾闹过笑话，对体检表不认真审查，结果学生一报到发现是瘸子。复查档案，体检表上人家明明写着左右腿相差几公分，并没有隐瞒行为——没什么说的，只能收下。所以我们决定这个学生不能要。但退档时来了麻烦，招办不给退，驻在招办的医生解释，这并不属于“专业受限”范围。结果双方争执起来。最后我们拿出了杀手锏：要看学生，只给24小时，见到学生没问题我们就要，要是个歪脖子，就不要。这是个农村孩子，我记得很清楚，档案上，孩子父亲1958年生人，他差不多20岁出头就有了这个孩子。
就在这件事的第二天上午，接到学校电话，给了我们一个“调剂名额”（拿着这个名额可以指名降分录取学生），要招的是一个蓬莱什么老板的女儿。就在学校的电话刚放下，那位老板就来了电话。他说自己就在招生大楼外面，想见我们一下。山东那年的警卫规矩很奇怪：外面的人不准进来，但里面的人可以出去，只要你有招生老师的证章。于是我们3人一起到了外边。那是位标准的山东大汉，声若铜钟，直爽痛快。他显然是认识学校什么领导，但却被嘱咐缄口不言，所以不像有些人吹吹哄哄。只是说：“到吃饭时间了，走，吃饭去。”为表示感谢，大热的天，他要了甲鱼。说在这儿咱们海产一概不吃，等完了事，咱们一起回家，吃咱们蓬莱的海货。席间听出来，他是个渔民出身的水产商人。他有个专职司机，开着一辆皇冠车，专程赶到这里。
吃完饭，车把我们送回招生点，刚要进门，一位武警战士叫住我们，说有人找我们学校的老师，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一看，眼前是一对农村父子。这让我们一下想起了那个肩膀不一样宽的考生。这是那种朴实得让人心疼的农村人，父亲个子不高，很瘦，见了我们显得手足无措，话说不出来，眼睛里闪着一种惊恐的光。他身子晃着，如果是解放前，那身段恐怕是要打躬作揖甚至下跪的样子。最后竟指着街对面一家小饭馆说出一句话：“老师，走，咱们先吃饭 ……”那考生是个大个子，足足比他爸爸高出一头，壮实而憨厚。正值盛夏，一件挎篮背心上全都是汗碱，看着我们，紧张地不住用手擦汗。我的眼睛盯着他的双肩，看不出任何异常，发达的肌肉，像小牛犊一样。
想到这样的农村孩子考了那么高的分数，我不由得惊出一身汗：这太危险了，只差交臂之隙，我们如果那一刻见不到他们，按说好的期限，回去就要退档了。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父亲说，半夜就到了，听到消息，他们从惠民赶夜车过来的。他们就在这里一直站到天亮，又站了一个上午，他们不知道该去找谁，到现在爷俩都没吃饭，他们急得吃不下一口东西。实在忍不住了，才向武警战士打听我们。我见我们的招生组长、一位快60岁的教授（我那时才40多岁），眼睛里有一圈泪光，他看看我们俩，然后拍拍摸摸那孩子的双肩，说：“你们先去吃饭，不用着急，没有问题了，这学生我们录了。”
我至今记得那位父亲，眼泪就像下雨一样落了下来，双手抓着教授的手，不停地晃着，连一句感谢的话都说不出来。那孩子出人意料地冲向门口那位武警战士，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的任务完成后，教授回他的济南老家了，我和另一位同龄的老师去了蓬莱，领略了“蓬莱仙境”，却没看到海市蜃楼。住在水产商那规模不小，但仍显粗糙的渔村式招待所里。晚上，我和那位老师一起去海边，恰赶上阴天，那是一片一丝光亮都没有的大海，我们俩坐在沙滩上，我很恐惧，想着，这么黑的海，如果掉下去，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突然旁边那位来自甘肃贫困地区的老师说：“惠民那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老惦记着他。”于是，我们相约新生报到时，一起去看看他。
山东在改革开放后，一直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整体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大片过去最贫困的地区逐渐脱贫。作为山东人，我经常关心着那片血脉相连的土地。而从蓬莱那位已经发迹的渔民家长和惠民那位地道的农民家长身上，我仍看出了巨大的差别。那不仅是经济地位的差别，更是观念和文化的差别。作为同龄人，那差别，有着天壤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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