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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之二
三，深入虎穴、传送文件
我和小伙伴们除了站岗放哨外，还 经常要完成送信的任务。抗战初期，各级各种抗日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上下级之间相互之间要取的联系，通讯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统一的通讯组织尚未建立起来。战前的通讯组织‘中华邮政’机构，有的落入敌手，有的撤往大后方。根据地军民的通讯任务，是由组织起来的妇女和儿童沿村传递完成的。那是根据地内传送的信件一般都不装信封，只把信件折成条状，在扭成方块，在外边写上收信人或单位就可以了，然后根据缓急，在信上粘上鸡毛，急件粘一个鸡毛，紧急粘两个，特急件粘三个，要昼夜兼程传送。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赞的鸡毛信。可儿童团们对传送信件十分积极，不论是否急件，都不会延缓，只要接到信件，会立即送到村和学校去。那时每个学校都是信件的中转站，而且在传送过程中，绝不会丢失和送错，同时绝不会拆看信件内容，会自觉保密。我们不仅送根据地的信件，有时还会送到敌人据点的学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0年秋天。早饭后，联合村长李春芳把我们叫到村公所，对我和李庆福说；有一封信要送到敌人据点学校的信，你们敢不敢去?“我们说敢”又问我们敌人要盘查，你们怎么说?我想了想说；“我姥姥家就住在故城镇西街就说去看我姥姥，”“行，”村长看了我一眼好学生。就把他手里拿着的一把高粱霉霉交给我们说；“信就在这个杆儿最长的霉霉里，”要碰到特殊危险，可以当霉霉吃到肚子里，千万不能让敌人把信拿走，村长一再叮嘱我们说；“一定要记住信在霉霉里，千万不要搞错了。”李村长让我们吃了两个霉霉，把嘴上抹的黑乎乎的，脸上也抹上了些，并告送我们说；“到了敌人哨卡前不要怕，要撑住气要专门吃几个霉霉，给敌人看，让他们确认你们拿的都是吃的东西。”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眼睛凝视着前方好像在想什么。接着又对我们说；“进了故城后，到东街学校，把信交给胡先生，就是前两年在咱村里教书的那个老师。”
我们按照领导的嘱咐，闯过了伪军哨卡的盘查。刚走到学校门口，碰巧胡先生从学校走出来，我们惊喜地叫了一声老师。他看见我们警剔地向四周看了看，猛地一把把我拽进学校大门，低声说；‘在这叫先生，老师是那边的叫法【指解放区】。幸亏没人听到，要让伪军听到可就麻烦了。我们回到村里的时候，村长和校长都在等着我们把情况如实地给他们说了。校长严肃的问我们先生就什么也没说？
‘我们说；‘他叫我们告送你们，用小刀把那个最长的高粱杆儿削成了三截’村长和老师脸上当时显出了笑容；说；‘信收到了’。
我们正为完成任务而高兴，李校长风趣的说；‘以后送信要更加小心，可不要再把先生叫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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