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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第一次定级
黄新原
（看了永志发的《老一代领导人的月薪》，让我想起多年前曾应朋友之约写的一篇关于工资的文章，今天把它找出来，作些删减，贴出来给战友们看看，与永志作个呼应。实在抱歉，我向来主张在博客上写短文章，但这篇东西有点长。）
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改革，它奠定了此后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同时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尺。
此次“工改”的基本动因，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分配制度的混乱。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而旧有人员，包括工人、店员、技术人员、教师、职员等，则享受工资制，全国工资等级没有统一体系，并行的工资标准多达数百种。
于是国家决定自1955年7月份起，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实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3-5级；副部5-8级；正局8-10级；副局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机构设置还没有后来那样严格明确，有些单位，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行政三级，该校10级、11级的中层干部也为数不少。再如我访问的一位老伯，行政10级，是当时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处长于光远），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7级。
有种说法：当时东北出来的干部定级时都占便宜。我为此与几位朋友交换意见。有人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东北当时的工业最发达，工业领域的干部最健全，而且东北大区的政权建设因为比别的地区早，可谓五脏具全。全国一解放，各地都需要管理工业的干部，如果在东北要是一个厂长，到其他地区新建的工业基地就可能当局长，而如果这种调动是在定级之前，要参考职务，就能占便宜。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确实是这种情况。他1944年参加革命，在东北一个煤矿当支部书记，当时国民党军队大批出关，要在几个月之内消灭“共军”，与解放军的战斗十分激烈频繁，著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等战役，就是在这一时期。当时两军不断拉锯，他所在的矿一会让国民党占了，一会又被解放军夺回来，敌人一占，他就领导工人护矿，解放军一占，他就组织工人生产，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生产和群众工作经验。结果辽沈战役后，他随军南下，在某省当了工业厅的副厅长，1956年定为12级。以他的资历，就算比较“便宜”了。
但总的讲，这次定级以德才资为基础，综合考察干部，所做的工作应该说基本是公平的。
这次工改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一律缴租、纳费。关于这些费用的数额，许多老人已经没有概念，我访问的一位专门管理此类事务的老同志说，他印象中只有几角或几分钱。
有资料说，当时的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和新闻司司长龚澎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是486元，他们住的一套单元房，所有家具由外交部总务司配备，其中双人床租金每月8角；沙发1元2角；单人床2角5分；小方凳8分；饭桌4角；衣厨3角；写字台1元。冯景元的《解读毛泽东1968年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账》一文透露，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
当我调查一些关于当时房租的情况时，曾问到一位朋友，他脱口而出说“那时候根本不用交房租，我都没听说过。”当我拿出当时的文件给他看时，他又说，“那什么人可以不交房租呢？”我想，如果毛泽东都要交房租，那恐怕除了农民以外，只要住房，没有人可以不交房租。
在这次定级中，旧吏制中的“品位分类”色彩仍很浓重，注重的是级别而非职务，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往往存在不小差别，工作调动，级随人走。职务只决定权责和任务，级别才决定地位和报酬，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或有官无职的现象。如当时各中央局不少11、12级干部，职务只是干事。军队各总部机关和军事院校中，10级、11级、12级的干事、参谋、助理和教员也很常见。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而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则是典型的“品位分类”。
定级过后，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绝大多数干部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但也有个别干部因各种原因导致低评而出现思想问题。低评的原因大致有几种：一是资历与职务的矛盾。有的干部资历很老，但评级时的职务不同，级别也往往有区别。如我曾访问的3位老同志，都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战友，其中一位在1948年解放石家庄时因是工人出身，被抽调到工厂任厂长，后调入北京，仍为厂长，结果定级时，其他二位被评为10级，他却被评为12级。
再有，同样职务，因资格不同，评级也会有差异。一位军队老人告诉我，评级时他是团参谋长，因是1942年以前入伍，被评为副团，14级；同样是团参谋长，1942年以后入伍，即被评为准团，15级。据他回忆，部队授衔，资格也起着重要作用，同是正师职，如果是红军，即可授少将，不是红军则只能授大校，级别当然也会有相应的差别。访问中老人还谈到一些意外情况，如因参加革命时年龄小，记不清具体时间，按印象填表，正好晚于评级的几个基准日期（如1937年7月6日、1945年9月2日、1949年9月30日），都可能使评级受到影响。
这次评级，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外人士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甚至被高评。最典型的例子是宋庆龄被评为行政一级，工资为579.5元，而毛刘周朱等领袖则评为行政二级，工资404.8元。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而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只定6级；广大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胸怀普遍赞赏，并欣然领受，特别一些本身曾是民族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被评为文艺一级，甘愿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二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280元。
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都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相应的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3级，可拿270元，赵树理选择了定行政级。剧作家邢野当时可评为行政11级，工资193.5元，同时可评为文艺3级。工资230元，他也选择了行政级。
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也没有。而如吴组缃、陈子展、吴宓、谭其骧、胡曲园、王造时、朱东润、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二级教授。
季羡林曾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这个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100-200元者，少拿1%。如6类地区二级教授工资为287.5元，党员教授则拿281.7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104.9元。一位党员老教授对笔者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前面说过的那三位同时参加革命的老人，我当时分别做了访问，他们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80年代，无论军队和地方干部，都在原来级别基础上上调一级，但这次上调却截止到行政10级，也就是说，你原来是10级或以上者，就不再上调。这就出现了所谓“老10级”，和从原来的11级上调后的“新10级”。翻译家戈宝权就被人戏称为“老10级”。那位当过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当时年已9旬的老人很自豪地告诉我：“我是老10级，而某某（指自己的战友）是新10级。”情态颇似老小孩。后来经我确认，被他“贬低”的那位老人其实也是“老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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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四川邛崃县时，因找路寻到了一位哑巴，编入总部通信营2连炊事班。建国后，哑巴在公安中央纵队2师（后为公安警卫师、解放军警卫1师）看守果园。1981年1月，北京军区卫戍区政治部批准，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1983年6月，哑巴老红军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