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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荣”的家
黄新原
前段时间，和一位朋友闲扯，聊到近些年的电视剧。
他对我说，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一连看了好几遍，里面就像在演他父母的生活。对此我有同感。这部2001年拍的连续剧，当时曾轰动中国。说的是出身贫苦、身经百战、30多岁的军参谋长石光荣和20出头、有文化有浪漫情调的部队文工团员褚琴在建国初期的结合，以及几十年里他们极不协调、吵吵闹闹的婚姻生活。
但这部戏让我想的最多的，还是石光荣、褚琴式家庭组建的特殊时代背景。
“刚进城那阵子，吃喜糖多，吃红鸡蛋多”
其实，今天五六十岁的、部队干部家庭出生的孩子，有相当多都是出生在如石光荣、褚琴这种父母的怀抱里。父亲也是那么粗，有一大堆农村亲戚；母亲也是那么年轻甚至漂亮，与父亲文化、性格反差很大。至于如石光荣、褚琴那样“闹腾”半辈子的夫妻多不多，没人留意过，据我的感觉，恐怕不会太少。
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这种类型家庭的组合，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共产党靠的是枪杆子打天下，军队是革命队伍的主体，这个“主体”当然是由千千万万军人组成。经过多少年的浴血拼杀，终于，“我们胜利了！”终于，“大军”进城了。于是不少“石光荣”缓过神来，在祭奠枪林弹雨中“如麦穗般倒下”的战友的同时，想起自己还是一条光棍汉子。随着越来越安逸的生活的到来，性觉醒和中国农民要传宗接代的观念让这些人成批地、快速地结婚。所以那时过来的人都说，刚进城那阵子，吃喜糖多，吃红鸡蛋多，部队最忙的，已经不是司令部、后勤部，而是政治部。
一结婚不要紧，都“哗哗地生孩子”。如果仔细考察那时的“石光荣”家庭，孩子一个连一个的很多。解放初的几年实行供给制，孩子越多，保姆费越多，什么都是组织包了，所以根本没有顾虑。加上后来学苏联学到了极致，连苏联多生孩子的“英雄母亲”也要学，因此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的到来，也才有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热情高，好办事。”的指示。
一位朋友说：“别看我爸爸是上校，一个月将近200块工资，可我上中学之前没穿过没补丁的衣服。虽然爸爸军装年年发，但我穿的还是哥哥姐姐穿过的破军装、破解放鞋。”这位朋友家里有七个孩子，六男一女，最大的1950年生，最小的1962年生。供给制时没问题，到了工资制，一算，家里并不富裕。
由于生孩子多，又实行了工资制，因此不少“褚琴”都退了职，在家专门看孩子，照顾丈夫，成了家庭妇女。这样的情况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见到不少。一位朋友长在部队大院，他回忆，当时还没煤气，也没有在家洗澡的习惯，院里有澡堂，一毛钱一张澡票，周三周六下午4点和周日全天开放。他记得一到星期六下午吃完晚饭，一个楼十几家，住的都是团以上干部，至少要有一半以上不上班的家属，她们咋咋呼呼地相约着，拿着脸盆、肥皂、丝瓜瓤子和小板凳，一起去洗澡；一个多小时以后又都梳着湿头发回来，个个样子妩媚。我这位朋友的妈妈是在地方医院工作的医生，可能在她妈妈平时的言语影响下，从小就看不起这些“不求上劲，靠男人吃饭”，没事还老爱监视他们这些爱闯祸的调皮鬼，时不时上门告小状的“家庭妇女”。算一算，那时这些女人也就30多岁。后来到了80年代中期，搞不清是哪里的规定，“组织上”开始给这些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后来退职的干部家属发起工资来，从几十元开始，一直到后来发到了几百元。这下那位在地方医院工作的医生心理不平衡了，跟老头发牢骚：“她们倒好啊，一结婚就在家呆着享福，带孩子也没耽误，到头来还给她们发工资，早知道我也退职了。”但是终究这些人的工资是补贴性的，标准不高。到后来就显出劣势。另一位朋友的父亲70年代曾任某大军区的卫生部长、80年代初去世了。他妈妈就享受这种补贴，老太太曾很苦恼地说，楼下一有人扎堆聊起工资来，她马上就躲开，怕触动自卑心理难过。她和那位医生是朋友，90年代末，医生的老伴也去世了，都成了遗孀，走动很频繁，当有一次串门问起工资时，医生说自己是离休，有2000多元的工资，那位“部长夫人”就再也不来串门了，可能是又被触动了自卑心理。
这悲剧谁也不懒
记得大约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回家看妈妈，在干休所里看到一份讣告，逝者享年85岁，副兵团级待遇，1955年授衔时是大校。这让我想起这位老人一家的故事。
他儿子和我曾是很要好的朋友，现居国外，长久没有联系了。他母亲当年很年轻很漂亮，身材修长，我从很小就有很深的印象，是我们所住的环境中很少见的气质高雅的女人（她也是位医生）。我经常到他家去玩，他爸爸是军内很著名的理论家，听说从“文革”前就挨整，整天沉着脸，嘴里一口被烟熏得很黑的牙，不像一些老粗家长爱热情招呼我们这些捣蛋包。他妈妈偶然会出现在家里，但显然不常回家（唯其偶然，我才印象深刻）。“文革”中当然跑不了他爸爸，家里除了异常凌乱，就是异常清泠。那几间大房子好像只属于我朋友和他妹妹两个人。后来‘文革’结束了，那位朋友也大学毕业了，突然有一天当我问起他妈妈时，他很坦然地告诉我：“和我爸爸离婚了，不回来了。”我急忙问，为什么，“文革”都完了，大难过去了，怎么还离婚？他又坦然告诉我：“他们以前感情就不好，那时我们小，不能离。”几句话给我的撞击很大，至今难忘。那位朋友应该是1954年左右生人，推算起来，他父母结婚也当在那“大拨儿捉对儿”的年代。他妈妈没有像褚琴他们闹着闹着闹好了，而是从来不闹（这是朋友说的），隐忍到最后，无声地散了。相比之下，我比同情褚琴更甚地同情我这位朋友的妈妈，这是更深沉的悲剧。这悲剧谁也不懒，只是时代刻下的痕迹。他父亲其实也是位不幸的人，所不同的是，他不粗，是个文人。
重婚的无奈
50年代初，像石光荣、褚琴这样的婚姻，虽然有诸种反差和不和谐，但在干部中应该说是“规范”婚姻，因为虽然石光荣老大不小了，但和褚琴毕竟是初婚。从传统观念上看，褚琴并没吃什么亏，所以褚琴的父母非但不因石光荣年龄大而嫌弃，反而因女婿“官”大又孝顺，十分满意。
和上面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是，在50年代初，还有一些再婚的干部，数量不在少数。这种再婚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共产党军队，从干部到战士，几乎清一色来自农村。他们不少人参军前已在家结婚或定亲。由于革命的残酷和根据地敌我争夺频繁，无论国民党还是日本人对根据地的残害都极为凶狂，更不会放过那些共产党家属。因此一人参加革命，家中面临的处境就异常险恶。这些革命者很多是一去多年，南征北战，乡音阻隔，家人被杀被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经历多次反复和起落，牺牲者无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闹革命的，有的一个村出去几十人，竟无一人生还。经几十年拼杀，还是那句话：“我们胜利了！”进城之后，当初结过婚的，托人打听多年前的妻子，回信或说“早死了”，或说“找不着了”，在家苦守的妻子如幸运活着，仍是农村妇女，无力寻找离别多年，不知死活的男人。有的七折八拐得到消息，说人早牺牲了。因此改嫁的，定亲后又不认账的，也有很多。
这就造成了很多干部进城后又重新结婚。
我的几位同学的父母就都是这种情况。他们大多数无可指责，是经过苦苦打听，得到家破人亡的消息后再婚的，这些人的年龄其实大多和石光荣差不多，所娶的妻子也多是年轻的“褚琴”。一个同学的父母经常为家务吵架，一闹起来，老婆叫老头“你个老东西”，老头叫老婆“你个小东西”。从年龄最大的孩子推算，也基本都是建国头几年结的婚。
而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国家的稳定和信息的逐渐畅通，几年之后，家乡那边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打听，自己的男人还活着，找上门来，这就出现了麻烦。双方都有委屈，却双方都很无奈。有一位同学的家就是这样，原配妻子终于找到早已改名（参加革命后改名的干部占很大比例）、无处打听的丈夫，丈夫却又有了新家和孩子。这时的局面就只有靠组织来收拾。所有部队组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劝原配放弃名份。中国妇女的娴德使这种工作并不难做，丈夫同意养育两人的孩子，家乡政府答应照顾她的生活，寻夫女人只有承认这种现实。这几个同学家都有两窝孩子，一个同学的大哥是前妻所生，却和他长得极为相像，一看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不用作DNA都不会有错。这些前妻的孩子在父亲的供养下，不少都很有出息，多年之后看出来，在温暖中长大的弟弟妹妹们都事业平平，而这些大哥大姐们，却应了“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的古训，都有所成，有的很早就大学毕业，成了高级干部、学者和职位很高的军人。
一些原配的、一直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妻子对这种“一窝蜂找媳妇”的现象深不以不然，一位朋友的妈妈是位级别很高的干部，闲叙起来，鼻子哼着说：“什么找不着了，是不想找，有的是老家的真死了，有的还不是看着那些文工团员年轻漂亮，闭眼硬说找不着。”老人说：“我就佩服我的一个老上级（是位大学的党委书记），什么时候学校演电影，都搀着小脚老伴去，人家怎么找着的？”
当然也确实有不像话的，一个朋友，他有个弟弟竟是父亲的前妻生的，他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曾回过老家。为此听说他父亲还挨了个不太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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