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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
《五叔》续
几天前的傍晚，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接起来一听，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仔细一问，原来是五叔的儿子，小名叫“胖子”。我们多年未见，甚至电话都没通一个，他突然来佳木斯市找我，声明就想见我一面，让我惊喜又意外。我找了个比较安静的咖啡屋，告诉了他具体的位置，坐在玻璃窗前静静地等他。
五叔去世后，留下一男三女。五婶没有文化，性格懦弱又体弱多病，在那个大家都生活得十分艰难的年代拖着一大家子生活，不但艰难而且困苦。记忆中五婶总是锁着眉头，原来还黑黑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满头霜雪了。
“胖子”小我二岁，读中学时我们同在一所学校。那时的“胖子”白白胖胖的脸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随五叔一样话也不多，但经常语出惊人。可能是混血儿的原因，“胖子”极其聪明，善于动脑筋，遇事总有独到的见解。但不知为什么书念得不是很出色，也就中等水平。也是五婶有正事，那样的家境还是让他读完了高中。
对“胖子”的印象几乎都留在了一同上学的路上，我们经常边走边聊，说的都是与读书有关的事情，极少涉及家事。他不愿意提，可能是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日本人后裔的事实，我不愿意提，是怕他认为我有索恩的心理。自然不自然的，我们相处的很淡，真的好象我不曾有过五叔，他也不曾有过我这个哥哥似的。
“胖子”从外表看就是地道的东北人，没有一丝日本血统的痕迹。但从行为上看，确有明显的不同。他不合群，经常独来独往，也不与人深谈，对周围的人总怀有戒备心理，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他脸上似有泪痕，问他他摇头，问他同学，才知道一位同学开玩笑说了句“日本杂种”，他气不过就跟那位同学打了起来，据说他打架并没吃亏，打完了还是自己蹲在角落哭了半天，之后的许多天他都无精打采的。这件事过去很久，忽然有一天我自责起来，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出面找那位同学理论理论，让“胖子”自己承受屈辱。想到小时候父亲百般呵护五叔时的情景，好多天我都不敢与“胖子”见面，总觉得欠着他点什么似的。
我高中毕业后先在本村务农，不到一年举家迁往百里之外的他乡教书，又不到一年就从军去了部队，关于“胖子”的消息就杳如黄鹤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遥远的内蒙古草原，断断续续地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了一些“胖子”的消息。“胖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也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成了顶梁柱。后来五婶去世了，长兄为父，他当然责无旁贷。几个妹妹都不成器，大事小事没有他不操心的。老妹妹“四丫”身有残疾，是个瘸子，据说为了她的婚事，“胖子”费尽心机，终于给她组建了家庭，尽到了做哥哥的责任。只是这样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子、哥哥，却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同和乡人的赞美，却留下尽人皆知的恶名。有人说他不孝，是因为五婶在世时他经常对五婶恶语相加，对几个妹妹也态度粗暴，妹妹们都怕他怕得发抖；说他德性不济，是因为一般人难于与他共事。由于事情不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始终持怀疑态度。
又过了一些年，传来了“胖子”发达的消息。说他承包了故乡的山石场，当上了老板，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一九八零年我探家回故里，虽然没见到他，却见到了被他带领的石工们挖掘得满目疮痍的故乡的山，那座让我魂绕梦牵的山，主峰仅剩下光秃秃的一半，让远归的游子暗然伤神了好一阵子。
我是个宽容的人，不愉快的往事不愿意沉积起来成负担。可有一件事让我对“胖子”耿耿于怀。我当兵走后没几年，我们家又从百里之外的小山村迁回了故里，原本就很贫困的家被折腾得家徒四壁。大弟弟远在齐齐哈尔读大学，三弟和妹妹读中学，母亲身弱多病，那几年我的家人生活得极其艰难。可这个时候正是“胖子”成气候的时候，有几年还担任了村支书。我虽然一直没让母亲有难事找他帮忙，也知道母亲轻易不求人，但我想真有过不去的难事，母亲还是会去找他，毕竟他也姓梁，与我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真的找到他，他竟跟陌路人一样，母亲几乎是含着泪这样告诉我的。
这件让我有点伤心，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打听有关他的消息。可还是传来了他的消息，说他发达后专横跋扈，得罪了许多人；说他发达后不走正道，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但散尽了家财，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睡在了冬天的户外，结果冻伤了脚也成了瘸子；还说他家庭不幸福，离了婚受了刺激，有段时间还被送到精神病院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很郁闷，总觉得这些都跟我们家有关，如果爷爷不救五叔，这些都不会发生。有时候还想，日本鬼子侵我疆土杀我同胞，手段是那样残忍，人性本身就有问题，有日本血统的“胖子”做出这些事也许是本性使然。
正在想着这些往事，一辆黑色出租车停在了咖啡室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子，一瘸一拐地朝我走来。落座后我先仔细观察了一下他，模样大体没变，只是发福了，显得苍老，表情有些沧桑，目光也不那么清澈了。互相客气地问候了一下，他开始切入正题。
他告诉我，他一年前去了日本，找到他日本的亲戚，父辈的只有一位大伯生活在赤城的乡下，境况一般，血源再远一点的同辈人分布在名古屋、东京等一些地方。还告诉我，半年前他把他的长子和大妹妹一家三口办去了日本，都在静岗县的一家电子原器件厂打工，工资很高，一年下来，大妹妹一家人净剩60万元人民币。他正给另外的妹妹们改户口，一定要把她们也办到日本去。还在东北的故乡给儿子找了对象，已经送到了佳木斯市日本语学校强化日语学习，半年后都办到日本去。
听到这里我问道，你身体这个状态在日本怎么生活？他说，我是干不了啥了，但我有办法。我给她们办出国也不白办，办成一户，她们必须在三年内给我130万元人民币，都给他们办成了我就有500万元的资本，到那时我再想办法干点什么。我又问，妹妹们都愿意吗？他说，我跟她们有协议。又说，她们都是些没心没肺的东西，过去我为他们操了那么多心，没一个领我情的，前些年我走背点，病在医院里没一个去看我的，我伤透了心。这不，去了日本的盼我死，没去日本的盼我活。我问，此话怎讲？他说，我若死了，去了日本的就不用给我钱了，我若活着，还可以把没有去的办出去呀！说到这里我心里一阵凄凉，便主动岔开了话题。
沉默了一会，他掏出一张纸递给我，一看上面写着“土地流转协议”。下面还盖着村委会的红章。原来，这是他这次回来为我们家办的一件很棘手的事。
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我父亲、我二弟和我妹妹都分到了土地，后来弟弟妹妹没考上大学，一个让我安排去了广州（现在在深圳），一个跟我随军去了部队（现在在长春市），父亲则一直跟着我，分给他们的地转给叔叔种了。谁知叔叔处理问题不妥，欠了地税一走了之，土地让村里收回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就没有了他们的土地。按照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户口还在农村，就应该分到土地。为了这件事，我和大弟弟多次回故乡交涉，有一次我还通过战友找到县农业局的领导，农业局也给我出具的正式文件，明确应该重新分给我们土地。无奈县官不如现管，加上村里目前确实没有闲置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不久我还与大弟弟商量，准备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正在这个时候，“胖子”从日本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就不遗余力地帮我们办，由于他去日本前一直生活在村里，又当过村支书，了解当地情况，又有针对性很强的手段，这样复杂的一件竟让他真的办成了。
“胖子”极其简单地说了一下办事的过程，接着就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次回日本见到大伯，大伯悲喜交加，哭了好几次，他特别感谢当时救我爸爸的梁家人，说有机会一定来中国答谢你们”。最后“胖子”说：“大哥，我过去不懂事，不知道报恩，现在快老了，知道如果没有爷爷当初的搭救，就没有我们这户人家。虽然我去日本了，下一步还要入日本国籍，但我还姓梁，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2008年7月17日完成于哈尔滨市禧龙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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