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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空军大院（12）纪实文学连载
范 建
在昌黎靶场邂逅相会
王泉泉和她的那个家庭，像一个谜，这个谜所裹夹的好奇和不解，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着我。
1973年冬天，在河北省昌黎靶场，我又见到了王泉泉。
靶场离临时驻扎的营房几百米远。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100炮和五七炮声。晴朗的蓝天,高高升起的太阳，温暖地照在她白里透红的脸颊上。她背着一个小药箱，不时地仰望空中飞来的靶机。像一只小鸟，乘着吹来的冷风在阵地飞来飞去。
她见我向她走来，显得有些诧异，“你怎么也在这里？”
“老远看见你，就过来看看。”
她笑着说：“薛大姐调回了北京，也没见你再我们那儿。今天贪着我在靶场值班。也没有人磕着碰着，也就清闲了。”
我们就找了块空闲地说话。
开始，我俩有一搭无一搭地漫无目的的聊着。渐渐地就把话题扯到了她的家庭里，那个她并不愿意触碰的敏感背景。
周宇驰是她的姐夫，比她大近二十岁。她与姐姐是同父异母所生。1969年，她十五岁那年，通过张彪政委的关系，从沈阳入伍来到高炮二师。
刚当兵那会儿，她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周围许多人都敬她几分。但她从不居傲，没有半点干部子女的架子。对周围的战友是客客气气。可现在不一样了。周宇驰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事，通过中央文件的一遍遍传达学习，传遍了整个炮二师。王泉泉也不好受。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了。他变得沉默寡言。周围的人再见到她也是指指点点，说东道西。由于王泉泉平时的人缘好，大家并没有对她表示公开的敌意。
王泉泉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与姐夫周宇驰的关系，不啻是一个灾难。她周围的人们似乎都有意躲着她。有的甚至在背后窃窃私语议论她。她知道，这都需要默默地忍受。她也很快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看到这些，就只当没见一样。
在那个年代，在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岁月里，人之所以受到尊重，并非来自个人的能力，而是你的背景。一人当红，鸡犬升天
，一人落黑，株连九族。当你得势时，世人会仰目看你。当你背运时，人们一定不待见你。甚至落井下石。眼前的王泉泉似乎懂得这一切。
“九一三”事件成了她的灾难渊薮，成了她的一个无法回避或难以把握的命题。现在，政治上已完全失势的她，也随着她的姐夫一起死去了。
只见她把那两条发辨轻轻地甩向了脑后，摇摇头。在我的面前，她不再是那一番无所谓的样子了，“其实，他也是地下党，参加过八路军，是四野的，一直随四野打到广东。”
四野这个敏感的番号，像炭火一样烫了我一下，它像是林彪的代名词。一听到是四野，我又联想到林彪的部下。难怪，周宇驰成了林彪的死党。
“他从小当过儿童团长，中学毕业，当兵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的，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当干事并兼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时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去了空军一航校，还是搞宣传。那个时候，我就听姐姐说，他是个政治坚定，工作努力，性格活跃的人。不然的话，怎么能挑上他能给空军司令刘亚楼当秘书。”
周宇驰因为优秀的才华和过人的能力，成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少校秘书才20多岁。可也是因为直率，铸成了大祸。
有一次，上午到的18开本的《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亚楼很生气，把他批评一通。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会快不迭的陪罪，检讨，可周宇驰心直口快，不仅没有检讨自己，相反还作解释。说，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下午看也没耽误工作。刘亚楼一听火了，不仅骂了他，还要他认错。可周宇驰也很倔，不识时务，楞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刘司令易怒的性格是有了名的，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尤其是自己的秘书！
在空军党委会上，刘亚楼当着党委成员的面说，“这个周宇驰，拿工作踢皮球。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怎么能养成这么个不好的作风。”在党委成员的面前，批评一个自己的秘书，这在空军的历史上怕是少有的。
刘亚楼说：“我今天当着大家面立条规矩，在空军机关，凡是少校军衔没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的，都给我下放一年，补课。”
1963年，周宇驰从空军的最高首长的身边一落千丈，被刘亚楼毫不留情地发配到上海空二师锻炼。
周宇驰并没有因为遭贬而埋没了才华。他来到上海空2师五大队当政委，他的才华反倒施展了出来。他在上海党校讲课时，出色的口才深深吸引着听众。他把空二师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所有的飞行员都愿意亲近他。他还有副好嗓子。老远就能听到时不离口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周宇驰的妻子在空四军门诊部上班，他一人去了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有时回来，也是带着一股农村的稻草味儿。人也瘦黑了许多，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家里人听。姐姐爱干净，就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姐姐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姐夫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姐夫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姐姐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一家人非常快乐，在上海的那段生活，是他们全家最轻松惬意的。
王泉泉1954年生人，仅比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大一岁。仍然是一副孩子气。“他虽是我的姐夫，但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在他的面前也像个孩子。她也把我当作和自己的女儿一样看。我注意到，他对周宇驰并不称姐夫，而只是用他来代称。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只要一见到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几几喳喳，就感我们学习去，看书去，还说要检查我们的学习心得，一次我都很困了，他还非要检查我们的心得后走让我们睡觉。当兵前，我们都是在他的要求下读完的《共产党宣言》。”
此时此刻，她的言谈中所流露出来轻松使露天的空气都温暖了许多。从她的谈话中，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周宇驰，一个并不像《纪要》中描述的那个从迫降的直升机上下来，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自杀的凶神恶煞。
周宇驰和他的子女们是平等的，他和孩子们是零距离的谈话。让你感觉到面对长者的亲切和信赖。
从她的声音里，我似乎听到了一个一家之主的操心、忙碌所伴有的紧张和情绪低沉。在这个家里，周宇驰不再是孩子们常常听到大人所喊的“周主任”。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丈夫、父亲和姐夫。
王泉泉说着，眼圈里转动着水光，话语里充满着疼痛。
1966年5月下旬，周宇驰接到命令，让他全家从上海调回北京，让他官复原位，这本是件好事，可是，周宇驰并不想回北京，北京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伤心之地。然后，在多方权衡下，他还是选择了这个伤心之地。在空2师的干部灶吃饭的这一天，也是他将要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了中央《五一六通知》。他停下了筷子一脸严肃地听着。他不知道，对于他今后的仕途，这将意味着什么。
……
对王泉泉来说，姐夫的情况，大多是从姐姐那里知道的。他们的接触，也仅是生活上的。但从姐夫的言谈举止中，她一直有着不解和疑惑。姐夫很小参加革命，给他的印象觉悟很高。革命事业总不离口，对党几乎达到了愚忠。因为表现优秀，才被挑选到空军司令员身边工作。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变成了罪人？他有家有业，有权有势，他还想干什么？他有几个脑袋，他真的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来谋害毛主席？
王泉泉有些绝望。她的眼泪流了下来。触到了他的伤痛，我的心不由地一阵发紧，很快，脑中又出现了一个疑团，周宇驰真是像文件上说的那么坏吗？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理，如果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犯了事，都可能漠不关心。一旦是自己的亲人或自己熟悉的人身遭不测，一定会打抱不平。即便是敢怒不敢言，仍会潜藏着一种等待时机翻案的心理。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他们更不会轻信社会的舆论，上面的评价以及众口一词。
离开王泉泉后，我的心情难以不静。这是她和我唯一谈得最多的一次话，也是最后的一次话。当我再打听她的下落时，却传来她复员沈阳的消息。
我与王泉泉在一起谈话的消息，不知怎么，竟被副参谋长发现。原来是有人看到后打了小报告。于是，副参谋长找我谈话。仔细盘问：“你为什么和这个女的接触，你难道不知道她是周宇驰的小姨子吗。你是做机要工作的，不能随便接触外人。你出去和谁请假了？”
“我又没走多远，靶场就在眼皮底下，还请什么假。”他见我没有把领导放眼里，像是丢了脸面，显然，这样的顶撞冒犯了他，只见他大吼起来：“我是副参谋长，谁让你这样和我说话！”
看着这位平日里笑面待人的首长，就觉得他像一只笑面虎。
副参谋长为什么对周宇驰这么横？一种有来由的敏感出现在脑边。他原先是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秘书。也是从空军下放到炮二师来的。但他的下放与周宇驰却有本质的不同。谁都知道，他的这段不光彩经历是“落井下石”。他不是因为工作上得罪首长，而是主动站出来揭发成钧副司令。后来，成钧官复原职曾问过，我当年的那个秘书到哪里去了。
他和周宇驰一样，先前也都在空军当着各自首长的秘书，他对周宇驰的忌恨会不会和原先在一起共事有关？还是单纯的当时的环境造成的墙倒众人推？
离开副参谋长后，我忽然有些惊讶，我刚才对他的顶撞，是不是受了什么影响。副参谋长盛气凌人的样子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当年周宇驰来炮二师，你像个龟孙子一样，大气不敢出一声。
“笑面虎！”我啐了他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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