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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强体伴一生（21-30）
俗话说：“三岁看老”。现在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回头一看，许多事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的，而且一贯而始终，并伴我一生。最值得一提就是健身强体。
二十一、 “画家找你，说有点事儿”
 在党峪军部时期，政治部有一个画家，大概姓王，张家口人；个子不太高，黝黑的脸，人很随和。因为没有业务联系，也不是老乡，我只知道他是政治部的人，哪个处的也不知道。一天，有人传话说画家找你，问你是哪个处的，叫什么名字，还说找你有点事儿。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王干事，是政治部的画家。此后，多次遇见他。一次他问我：小杨儿，周日有时间吗？因为正赶上值班，我说值班。还遇见过几次，他欲言又止，并没有多说什么，一来二去也就过去了。1980年搬到丰润新军部后，李处长请他画了一幅油画挂在我们航行调度室的正厅，那是一架昂首起飞的三叉戟飞机，背景是易县机场和雄伟的狼牙山。王干事做事认真，首先索取了一张三叉戟飞机的图片和数据资料，然后又亲自到易县机场去了一趟，画了几张素描样本回来征求意见，并请李处长挑选。然后再去易县机场画一版素描，再回来征求意见。定稿后再用油墨画在画布上，再次征求意见。如是者三，最后才画出一幅理想的油画。这时已经提干的我，才知道当年他叫我是想让我给他当素描模特。
1984年7月25日，这就是当年的我，看，胸肌！
二十二、 谷路宁说：“找杨刚去算帐！”
 除了爬山、跑步外，我还练石锁、杠铃、哑铃等。哑铃是跟警卫排叶马光、盛树山他们要的。石锁是用水泥打的，里面用铁丝制成框架，外面用木板做成模具。也不知道多大的尺寸会有多大的重量，浇筑成了养生28天后一秤：32公斤。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门前的梯田埂下练习，最后力量大增，右手可以举10次，左手举5次；因为是水泥打造的，表面太糙，也不敢练其他动作。孔老二比我有劲，他左右手都能举20次以上。
左数第1、2人即盛树山、叶马光。
杠铃也是用水泥打的，外圈是一个壁厚10毫米直径差不多30公分的钢管，是从维护队刘利清和李民儒那弄来的，长差不多有50公分。我用了三个多小时、五六根铁锯条、一壶凉水把它对半锯开，也是用铁丝制成框架，内圈是一个铁管。听说我在制作杠铃，后勤部航材处的助理员戴志发大哥把我领到后勤仓库，锯了一截铁管当杠子。戴助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却比我早当10年兵，是一个待人非常谦和、热情的老大哥。于是，自制的杠铃就大功告成了，一称：70公斤。试了几次举 不动，又用錾子凿掉了一些，最后剩65公斤，可以举动了。1979年底部队从党峪搬到丰润，我当时正在唐山机场实习，委托别人把杠铃运到新军部，而石锁却被大官屯儿老乡砸碎买了铁。于是我又制作了一个石锁，完全是手工作业，也没个谱，只想比原来那个大一点。造完了一秤：39公斤。也能举动但比较费劲，右手举5个，左手只能举1个。石锁练得我的小臂硬如铁。在新军部，每当课间休息，我们几个年轻的干部玩石锁、举杠铃是一景。有一天我作杠铃深蹲，有不少人观看，特别是有打字室的几个女兵在场数数，我气力大增，竟蹲了79个，第80个无论如何也起不来了，害得我腿疼了好几天。
中间是维护队的同乡战友刘利清。
一天课间休息，办公楼前刚摆开了阵势，戴志发来了，都说叫他露一手。戴志发这会已经把卫生所的一枝花谷路宁护士娶到手。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斩新的的确良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衬着俊美的脸庞，英姿勃发。只见戴志发憋足了劲儿先来了个大举，成功！再来一个托锁，没托住，掉了！这有些没面子，只见他又重新运气高喊一声“起！”石锁起来了，上肘了，过火了，上肩了，过肩了，危险：只见石锁过肩后顺着他的脊背滚了一个个儿，从屁股的位置掉在地上。他也顺势往前一躲，没砸着脚后跟。气喘吁吁的他感觉“跌份”，还想重来。这时有人发现他的后背渗出血来！再看斩新的的确良军装，早已是一片片、一块块、一条条的伤痕！有人喊：“小戴，快回家叫小谷给你补衣服去吧！”这时戴志发才意识到疼痛，一遛烟地跑了。也不知道他回去咋跟谷路宁说的，过了几天这事儿大家都忘了。
2009年1月14日，维护队同年战友李民儒（前排中）。
忽一日，路遇谷路宁，还没容我跟老大姐打招呼，她劈头盖脸就急了：“你怎么把我们家小戴的衣服弄坏了？！你给我赔！”我愕然。后来我见到戴志发便问他怎么跟谷护士‘汇报’的，戴志发说：“她见衣服坏了就急眼了，能听我讲完吗？说找杨刚去算帐！你们东北大丫头的熊脾气你还不知道？甭理她。”
后来，我的石锁和杠铃丢了。标图员报告：在通信营二连炊事班门前有一个石锁和一个杠铃，去看果然是我的。于是我就把它扛回机关单身宿舍楼前，继续我每天的操练。过了些日子，又丢了，我直接去二连找，果然在那。二连的小弟兄不爱还我：“我们宋指导员叫我们向您学习，加强锻炼，振作精神，提高素质。”我说我拿什么练呢？就又扛回去了。从此以后，三番五次地丢，我就五次三番地往回扛。1988年4月我到北空帮了一年的忙，1989年4月回来再去二连找时，我的这两个宝贝疙瘩居然与猪为伍，我怅然离去。不过这时我有了新的训练工具，我在北京买回来一辆五羊牌“趴赛”自行车。
二十三、 和于喜乐打赌
大约是在1978年秋，我们航行译报组的于喜乐同志和我发生了一起未遂的打赌事件。于喜乐比我晚入伍一年，但比我大三岁，山东海阳人，有姐姐他是家里老小；家庭条件比较富裕，入伍前有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四套涤卡衣服……。这一天，处里几个干部将我们俩军，看我们俩谁有劲，惹来不少人起哄。大家都说他比我有劲，一来是农村来的经过锻炼，二来比我大三岁23岁了身体已经长成；我当然不服气。于喜乐很得意：“别看我平时不锻炼，但寡妇生孩子──全凭老底子。我能把你的杠铃从大官屯扛回来，只是没人扛到那里。”大官屯？单程2700米，回来还是上坡路！我说：“我扛去！”──这正是他的诡计所在。航行译报组的卢进年、黄宏文还当了双料担保人：第一，保证于喜乐按计划扛回来，当我扛不动时他们抬过去；为了激我能扛过去，当于喜乐扛不动时他们抬回来。条件争吵已毕，我做了简单的准备 活动，提铃、下蹲、翻腕、站起、上肩，完成了扛杠铃的动作。为了减轻65公斤杠铃对肩膀的压力，我穿上了一件空心棉袄。扛起了杠铃的我拽开大步就走，其他几个小伙子也一遛小跑紧随其后。当走到大灶附近的时候（最多300米远），有人追将过来，说李处长发火了，叫你们都赶紧回去！我不信，但看来人的神态，好象是真的，就把杠铃扔在路边；因为讲好的回程是于喜乐扛。一场赌局刚开始就结束了，也没分出个输赢。现在想一想，谁能输呢？我肯定输不了，因为我去时是下坡路，每天又锻炼，体力没有问题；肩膀的承受能力是个问题，但于喜乐说了“寡妇生孩子──全凭老底子”，只是也有几年不挑担子了，所以我穿了一件空心棉袄上阵。至于于喜乐能不能赢？我持怀疑态度，如果能赢，我可能也就不会应战。当然也可能是双赢。谁知道呢？反正都是当年血气方刚的二十来岁小伙子玩的把戏，现在的年轻人谁跟你玩这个没层次、伤体力的“哩个儿楞”？
1980年12月，于喜乐即将复员，我们俩合影。
二十四、 好汉架不住三泡稀
1978年国庆节刚过，我忽然得了痢疾，住进了卫生所。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跑步的路上吃了一种野果。这种野果我们敦化老家叫“天儿天儿”，草本植物，果实不成熟时是青色，成熟时变成紫色，而且越成熟果实上糖分就越多，因为它发黏粘手。在敦化老家我们常吃，也没有闹肚子，谁能想到在这个小果子上“翻了船”。这可能是周围环境不好，糖分大的它又招苍蝇。闹了肚子也不敢说原因，拉了好几天，跑步都跑不动了。别人劝当天担负战备值班的我赶紧到卫生所去看看吧！一化验，说是痢疾。湖南口音的老李医生说：“伢子：得了这个病很不光荣哪，说白了，就是吃了大便。因为你这个痢疾病毒唻，是在大便里面存活的……”，解释的太浅显、太直白、太恶心、太埋汰！
因为痢疾是传染病，必须在卫生所隔离，不允许随便接触别人，卫生所把电话打到处里。我回处里去拿洗漱用品，李广安、罗振章、苏迪初、曹 彦明、荀副处长等人正在烩草蘑丝瓜汤，美味至极。大麴酒是荀副处长从空勤灶拿来的，当时我还不会喝酒，无所谓；草蘑是山上采的，我参加了；丝瓜是李广安等人种的，我也参加了，但现在却不能吃。我在卫生所住了9天，每天都是刚从通信二连调到卫生所的卫生员李淑华大姐给我从大灶打病号饭，这使我受宠若惊。李淑华，军中一枝花，长得小巧玲珑，金嗓子。从前我都是在台下仰脸朝舞台上看，在路上见到她我们也只能偷眼看一看，而李淑华总是昂首而过，目不斜视。今天，我不但面对面见到李淑华大姐，能搭上腔，而且还给我打饭，多大的荣耀！通信一连的同年山东战友李殿伦也得了痢疾和我一同住在卫生所的简易病房，他总说一连的伙食不如大灶的好。我心想，美女打来的饭能一样吗？
2007年7月28日，燕郊聚会时的李淑华大姐。
荀殿禄副处长来看望我，嘱咐我一定要根治痢疾，尽快出院。并说：“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干调度了，明年服役期一满就提干。”这就是当年的党风、作风：没有封官，没有许愿，没有悬念，根据你的表现，组织上就确定了。
9天后我出院了，回到航行译报组去看一看，翻一翻《值班日记》。发现9天前值班员一栏我的名字被划掉，写上黄宏文的名字，又在正文上写道：“杨刚病故，我接替工作。”以下才是有关当日收报份数、发报份数、资料备品齐全等项。好嘛，一句话把我弄死了！黄宏文，跟我同岁，比我晚当两年兵，当兵前曾当过农村民办小学代课老师，字写得挺漂亮。他狡辩道：“病故就是有病的原故！”真是没有办法。
1982年秋天的黄宏文（后排站立右2最矮者）。
二十五、 “你是去锻炼，还是去锻炼？”
1978年11月21日，我就要到唐山机场航行调度室去进行为期一年的改行、实习、锻炼，心里想着锻炼身体不能中断，于是就决定把哑铃、石锁、杠铃统统带去。头一天我就安排好了送站的人选：叫周广林帮我拿哑铃，于喜乐帮我拿石锁，卢进年、黄宏文帮我抬杠铃，我自己背着背包、拎着脸盆等用品。那会儿的班车不是大轿车，而是敞篷解放牌大卡车，冬天加上蒙布而已。我这些东西有的刚刚装上卡车，有的还没有来得及装，意外发生了：处里的干部也都为我送行，更有甚者，令我可敬又惧怕的李永德处长也来送我。大家看着卢进年、黄宏文两个小矮个踉踉跄跄地抬着杠铃，哭笑不得。只见李永德处长大吼道：“你是去锻炼，还是去锻炼？都给我卸下来！”大家听着李处长 语无伦次的话语，看着严肃的表情，面面相觑，想笑又不敢笑，想说又不敢说。荀副处长说：哑铃可以带，其他的都抬回来吧。大卡车开动了，我向没有遮挡的汽车尾部望着渐行渐远的李处长、荀副处长、处里的干部和几个小战友，百感交集：有这么多人关怀我、关心我、关注我、关照我，使我服役才两年多就改行准备提干了。不，这是党的关心、组织的关心、群众的关心，我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组织、依靠领导、依靠群众！就是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使我受益半生：立功受奖自不必说，我曾以比例为2%的优秀参谋提前晋级。也是这个僵化的思想使我受苦一辈子：只顾低头拉车，全等组织安排，改朝换代了都不知道：2002年11月16日，经十年努力、数易其稿、完成了70万字的《军航空管系统飞行情报操作规范》的撰写、评审、报批、准印，夜以继日十几天在印刷厂进行校对、排版、印刷，准备收工的我，顺手拿起几天来都无暇阅读的报纸一楞：党的“十六大”开过了，江主席换成胡主席了！
1999年11月13日，我心里、我身边、我理想中的共产党人标竿典范李永德处长，带着我们对他的崇拜、景仰、敬畏默默地走了。于是我突然感觉到，找不到组织了，也找不到领导了。
1985年6月，陪李处长到广州学习。
二十六、 耳朵冻伤了
在唐山机场将近一年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清早都起来跑步，从航调出来后右转顺着滑行道向北跑到头再左转进入跑道，就这样绕场一圈大约10000米。唐山属沿海城市，空气潮湿，跟燕山深处的遵化县党峪比又有所不同。那时候雪下得很大，雪后还常有树挂（艺称“雾凇”）。尽管我跑步都戴上护耳、手套、护身，但还是把耳朵冻伤了。开始是耳垂儿肿大，继而流黄水、血水、结痂，整个过程差不多有一个月。人说干冷和湿冷是不一样的，湿冷更容易冻伤。于是我就想把我的耳套改造一下。我的耳套是在党峪时期大官屯儿一个拾柴的农村大叔送我的，只是一个用兔子皮做的圈圈。
这会儿我盯上了航调养的几只兔子。机场辽阔，遍地草场。王凤才、张伟静、张建等几个战士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坑，上边盖上板儿，里边养的兔子自由繁殖。蔡家志、朱长友、钱国宝、丁西龙、苏悦林等几个年轻的干部也时常捋把草往坑里扔。时值冬日，正是兔子肉肥、毛好的时节。大家都说，吃肉可以，杀兔子下不去手。我说：“我敢，我会杀！”其实杀兔子很简单：用钝器将兔子打懵，再用绳子把兔子吊起来，从头部开始剥皮，从杀到肉下锅最多二十分钟。也同在唐山机场实习的平泉机场调度员莫银洲还贡献了一根棉手扪子绳儿，因为沾上了兔子血，有点恶心，所以也就不要了。大家围成一圈，看我狠心杀兔子，精心剥兔皮。兔皮是我想改造耳套用的，所以尽量不弄坏；兔肉是副产品，所以不太关心。兔子杀完了，兔皮完好无损。副产品的兔肉完全超乎想象地乏味：肉剁成块以后，就交给别人去做，但没有人去精心烹制，只是用铝锅白水加酱油去煮。结果一道美味就这样糟蹋了。以前我在老家杀过兔子，这是一道美味可与鸡肉媲美的佳肴，我见奶奶做过：剁好的肉块用盐、酒、葱花、姜沫等喂过，然后爆炒，最后加水炆火炖。
 这件事儿我戏称“兔子教训”。俗话说：家有百口，主事一人。经过“兔子教训”，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活动，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必须有一个有责任心、敢作、敢当的主心骨，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什么也干不好，什么也干不了，包括吃饭都吃不好。我是这样领悟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有几个友人聚会的小圈子，都是我负责联络、定人、定位、定标准、定时间、这周期，有的小圈子已经坚持十余年从未爽约，就是吸取了这次“兔子教训”；至于兔皮，晾好后精心为我的耳套圈圈加了一个里外全毛的盖盖，这样我冬天早起跑步套上耳套，拉紧盖盖，有效地保护了我的一对大耳朵。直到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的耳套没有及时晾晒，被虫子蛀了扔掉了。都说冻伤年年犯，我却一直没有犯。
1983年1月1日，不知为何照了这张像。看：耳朵。
二十七、 新的“三条石血泪史”
1979年2、3月间，我在天津市空六军教导队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塔台领航参谋集训，全军共有15人参加。那时，各业务部门的后继力量都是在服役期将满的优秀战士中选拔，然后组织培训、履行转干。这15个人都是军辖各师、团、站定向培养的，唯我一人是李永德处长求军领航处戚长跃处长的代培。因为都是优秀战士，积极、努力、昂扬、向上，表现在各个方面：早晨起床都主动打扫卫生，包括房间内、走廊、卫生间、楼梯、门前操场，弄得负责卫生的老职工都没事干了。军部翻修摩根楼（教导队院里的一座百年英式老楼），大家帮助冯春生助理卸水泥车，尽管都搞得灰头土脑的，可为军部省了一笔卸车费用。上课听讲，课后复习，无论小测验还是单科考试总成绩，都在99分以上，我以99.33分与另两人并列第三，前边还有两人并列第二。领航处潘景岐副处长说了，大家学习很辛苦，时间很紧张，就不安排早操了，想活动的就自行安排，不想活动的只要不耽误上课就行。说是这么说，可几乎没有一个睡懒觉的，都起来跑步、搞卫生。这些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貌。30年前的天津市，空气新鲜、街道整洁。为了不间断体育锻炼，我决定利用每天早饭前的时间到街道上去跑步。那会儿我还没有近视戴眼镜，也参加篮球活动，尽管打得很差。天津的街道随着海河弯弯曲曲，常常从这个路口进去，到对面出口再环回来就找不到这个进口了。于是我就买了一幅天津地图，用塑料袋当图馕装在口袋里，每次跑步前都做一次“地图领航准备”，以防止“迷航”。两个月的时间，以常德道139号为中心半径7、8公里的大街小巷差不多都跑遍了。大家见我每天跑步也有跟着跑的，但中道而返者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因为不带地图，“迷航”了没能赶回来吃早饭的事时有发生。归航的唯一办法就是乘公交车到天津东站，然后再坐13路车到昆明路站走回来。难怪常有人耽误上课。
1979年3月，领航集训班上和蔼可亲的教员(中间4个人)与亲密无间的学员(其余)。
一天，我鼓动大家跟我一起跑一趟三条石。“文革”期间的学生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作《是谁害得我十指九残？》副标题是“天津市三条石工人阶级血泪史”。我想来到天津了还不去一趟三条石？这么知名的地方。粟晓忠、赵加民、袁春华、徐东海、邵全国等差不多十来个人响应，唯一一个要求就是跑慢点。我偷偷地估算了一下，来回大约15000米，窃喜可能有人跑不回来。我们提前起床出发了，我们跑得很慢，为得是大家不掉队。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大部分都轻轻松松地跑到了。看见三条石大街就是一条小胡同，按天津话说“就这么窄狭”，有些失望。我说我再往前跑一跑，到天津西站返航，你们慢慢往回跑。我又往前跑了500米，向左一看，天津西站依稀可见，不一会就到了。但我并没有原线返回，而是按地图选了一条环路往回跑，吃早饭前就回到了教导队。洗漱已毕，还不见几个弟兄返回，我有些毛了：会不会跑丢了？尽管说没有歧路，但没有带图心里总是没底。上课了，几个疲惫不堪的弟兄才陆续回来，大家愤怒控诉我的“罪行”：不按原线返回，害得我们等你；不告诉我们有多远，回程跑不动；不给我们留下地图，害得走错了好几个路口；不提醒我们带钱，公交车也乘不了……。邵全国说：“这是新的‘三条石血泪史’！”随即课堂上趴下一片，少顷，鼾声四起。考虑到课程进度和学习强度，教员王冠相科长，还有郭本林、庄友金参谋等人现身说法，说以前参加空军学院的谋略班学习，教员就发现只要安排一、三、五出操，二、四、六跑步，上课时就有人打盹，后来就减少了出操、跑步。因此建议大家尽量保持充沛的精力学习，如果跑步后上课有睏的感觉，就不要跑了。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是二十出头的年青战士，能参加谋略班者大多是人到中年的领导干部。尽管如此，从处长到教员，从没有人对我们批评、训斥、指责。有的是和风细雨，如好友漫步，似灯下谈心；有的是循循善诱，若兄弟交往，象置腹推心。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二十八、 “螺丝掉了一个”
机场级航行调度室常年受委托保管、转送便机带来的物品。三十多年前，唐山调度室保管外.JPG "点击在新窗口查看原始图片") 来物品最多的是细粮和自行车，外运物品主要是唐山盛产的陶瓷器具。不知道是忘记了还不要了，有的要保管一、两年，大米口袋飞出了蛾子，自行车也泄了气。我在唐山机场实习的那年，有一辆斩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也不知存放了有多久，气没了，还落了一层很厚的灰尘；存放保管的自行车一般都不上锁，以便于推着上下飞机。三十年前，能骑上新永久，不亚于今天能开上轿跑车，我们都跃跃欲试。我曾吹过一个小牛，骑自行车在跑道上创造时速30公里的记录，并保持1小时以上。大家都不信。
于振兴（左数第2位）、苏悦林（左数第3位）。
1979年9月30日下午，我们背着于振兴主任的面，悄悄打好气，开始了兑现我的大话。这是一个26型红色永久牌自行车，我把自行车鞍座提到最高；朱长友借给我一块手表以便记时，又把有一-1.JPG "点击在新窗口查看原始图片") 块砖头大小的海燕牌半导体收音机挂在车把上以消寂寞。15时整，我记时间出发，完全按照跑步的路线，6圈就是30公里，应该16时返回。调度楼上，王凤才、张建、汤基城、张俊民、薛荣昌、马瑞林、蔡家志、朱长友、钱国宝、丁西龙、苏悦林，还有北空来实习的刘国林、郝建军等人一字拉开就象阅兵。有人举着望远镜，还有人打开扩音器，不停地喊话，不亚于保障一个场次的飞行，就差消防车、救护车没到场。时速30公里，每圈不能多于10分钟，开始几圈必须少于10分钟，不然完成不了，我盘算着。第一圈不到10分钟，第二圈不到10分钟……，每到正切调度楼，楼上就会有人用高音喇叭报圈数、报时间、鼓气。
2002年4月25日，蔡家志，身负重伤的他已经是功臣警官。
半导体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现场转播“首都军民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实况。81岁高龄的叶剑英副主席做报告，他先开了一个头，然后说：“下边请夏青同志代读”。当读到“英明领袖华主席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主席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插话：“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是立了大功的！”我飞车在机场跑道上，直接聆听着党中央的声音，不禁心潮澎湃：十年前，党的“九大”都是闭幕后才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先干部后战士、先机关后连队、再向全国人民发布的，今天，技术多么先进，政治多么民主，形势多么美好！我双手脱把，张开双臂，得意忘形地高声朗诵起郭沫若先生在全国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上史诗般的号唤：“‘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春天吧！”结果，这圈的时间多于10分钟。我犯了一个忌讳：身体是 有阻力的，前两圈我是俯身骑行的，现在张开双臂人是直立的，阻力最大，就那么一小会儿就慢了许多；另外，越骑越累也是一个因素。接下来的第四、五圈都在10分钟左右，但总时间肯定要超过60分钟，怎么办？这时，骑行最后一圈的我已经从跑道南头转过来到了加油线附近，看到滑行道边上还有盛水的保温桶，这是地勤人员专用的水桶，大汗淋漓的我现在最需要补充水份！忽然，我发现自行车中轴一带有一个松动的螺丝，顿时眼前一亮！急忙煞车停下。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螺丝，但我还是把它拧了下来，再跑到保温桶旁一通牛饮，然后十字躺在滑行道上，任凭汗水侵浸着水泥道面。
18年后的张建(左)、汤基成(右)在南京。
这时，高音喇叭在叫着：“杨刚，报告位置。”“杨刚，杨刚，听到请回答！”原来调度楼上高举望远镜的人发现我躺在跑道上了，就用专业的对空指挥用语呼叫我；其实呼叫也没用，我拿什么回答呢？少顷，王凤才、薛荣昌等人骑着航调的破自行车跑来了。问出了什么情况？该不是完成不了任务耍赖吧！我说：“车坏了：螺丝掉了一个，不敢骑了。”王凤才见状哭笑不得：“这个螺丝会影响安全吗？”我说：“骑得那么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前排蹲者高点的是王凤才。
回到调度楼，大家推测我能否完成任务，各执一词，几乎各占一半。于主任大发雷霆：“你们真是大胆，不请示、不报告，偷骑飞行员委托保管的新自行车，还给弄坏了！”汤基城等人说没有坏。于主任更怒了：“螺丝都骑掉了还不算坏？什么叫坏？你们家的新车你们舍得这么造吗？”汤基城说：“这个螺丝没用的。”说着顺手把螺丝扔到楼下草窠里去了。我心里感谢汤基城对我的袒护，几年以后，我便把他推荐到军部机关工作了。这倒不是真的因为他袒护我，是因为汤基城办事有个性特点。一次李永德处长下部队遇见一件事：于主任叫人把几份机场穿云图用镜框装裱起来，结果框子大，图纸小，正莫衷一是。汤基城过来说，把镜框锯小不就解决了吗？于主任很生气，说：真是个“败家子”。汤基城说：“机场穿云图只有优秀的老参谋才能画好，而镜框是个木匠就能做！”这种特殊的思维令我欣赏。
1979年1月,家母来看我,背景调度楼。
二十九、 “我们收获的是革命意志！”
1979年我在唐山机场实习期间，李永德处长说：“叫杨刚在机场开一块地种花生，这小子浑身是劲，不劳动肯定会变修的！其他同志也需要劳动锻炼，磨炼革命意志。”机场的空地多得是，我按照李处长的指示精神，拿着铁锹就去挖，结果发现不是那么简单：机场是几十年没有开垦的生地，草根连草根，盘根错节，一脚蹬下去，根本见不到土。于振兴主任说：“你何不找你那老班长何成良帮忙？他在农牧场当场长，要人有人，要拖拉机有拖拉机。”为此同为安徽老乡的蔡家志还专门买了两包香烟给拖拉机手。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开垦了一大片耕地。时值春季，京东地区风尘滚滚，拖拉机垦过植被坚固的草坪，终年不见天日的沙土地，顿时加入了沙尘暴！
李处长知道了大为不满：“你投机取巧，我是要你锻炼革命意志！”李处长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口袋50斤花生种籽。李处长不误农时，及时带领处里不值班的同志坐大班车（敞篷卡车）从党峪到唐山机场来下种。机场调度室的同志也都来帮忙，结果开垦的耕地只用了一小部分，于主任说，剩下的地咱们种地瓜吧。此后差不多每周都有人来“自留地”干活，开始干部、战士都来，可是中午饭都解决不了，还得蹭人家机场调度室临时来队家属的饭吃。最后决定以我为主，叫我及时锄地、施肥、浇水。锄地可以完成，还用消防车浇了几回水，可施肥去哪弄去？。于主任开玩笑地说：“你们李处长叫你来实习的，还是叫你来‘劳改’的？是看你有劲没处使吧！”这的确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举措：地是生地，没有肥料，草是“原著民”，大家都学着唐山老奤的口音讽刺道：“那草哇，长得比苗儿还高呢！”（相声台词就是用唐山话学的）。结果，秋天只收获了半口袋25斤瘪花生。以50斤成熟的种籽，换25斤籽粒干瘪果实，大家都说得不偿失，且不说大家付出多少劳作，李处长却说：“我们收获的是革命意志！”
而机场调度室种得地瓜却意外地获得丰收，整整装了一间地震棚。每当课间休息，都安排人去煮地瓜吃。当年吃饭是要粮票的，年轻的干部怎么算计也都吃不饱，于主任还专门为我吃不饱饭的问题向场站首长打报告，给我补助了40斤粮票，这使我每顿敢吃半斤饭，我至今不忘。深秋了，还有许多地瓜吃不完，我建议于主任把它卖了，换了钱给每人买套运动服也是好的。于主任斩钉截铁：“就是烂了也不能卖，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心里说，这不是傻瓜吗？地瓜越放水份越小，越发甘甜。终于有一天，于主任脑袋开窍了：“地瓜可以卖，但不要穿军装，不要说是航调的人。看看谁愿意去卖？”大家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去。机场远离居民点，卖地瓜只能去家属区，都是一个部队的熟人，怎么好意思？我和北空的刘国林说，我们去，没有人认识我。我们俩没穿军装，还戴上墨镜，到红房子家属区一带去叫卖，还颇有斩获。有一次一板车地瓜快卖完的时候，曾被授予战斗英雄的空24师李纯光副师长 迎面走来，我们假装不认识，操着唐山老奤口音说：“老同志，卖点地瓜呗？又甘又甜的地瓜呀！”李副师长看了看说：“剩下的也不咋地了。”我们说：“您老捡好的挑，其实越小越好吃。”李副师长低头挑了几块像样的地瓜，放上秤，说了一句话着实叫我们吓出一身冷汗：“今天没值班呀？”我说：“首长，您认识我？”李副师长说：“你不是调度吗？”我们称了地瓜，收了钱，落荒而逃。您说我傻不傻？怎么就不知道挑一筐好地瓜给首长送家去？我还在军人服务社黑板上写了一则广告：“气象台附近地瓜有售。”许多人都到气象台去买地瓜，着实把气象台坑得不轻。
后来机场调度室的同志们开玩笑说：你们李处长的收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于主任的收获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还吃得香。
1982年10月，爸爸来队看我时拍摄，这个动作都是以百为单位的。
三十、 王中俊和我换哑铃
1980年进驻丰润紫草坞新军部后，机关的许多工作都正规化起来。机关宿舍楼前树起了单杠、双杠，有些处室还买了排球、跳绳等其他的健身器材。每当课间操时间，操场上一片生龙活虎的景象；当然，主要还是年轻人在活动。我只要路过单、双杠就上去练，第一练习每组都以百为单 位的，而且我的下杠动作还是比较优美的。军务处保密室买了一对15公斤的哑铃，年轻的保密员王中俊长得比较单薄，能拿起来，但做不了什么动作。听说我有一对较轻的哑铃，就提出和我换。我的哑铃还是警卫排的叶马光、盛树山他们送我的，已经跟我了四、五年了，一则太旧，二则我嫌哑铃太小，三则一小一大──可能是谁家里有翻砂工人在工厂里自制的。我们哥俩一拍即合。这对哑铃跟着我三十多年，直到现在，只是它加入我的哑铃系列算最小的：我还有一对20公斤和一对30公斤的。不过，按照规范要求，练习哑铃要有四对哑铃杆、合重70公斤的铃片。我只有三对杆、65公斤铃片，离标准还点差距。现在，根据自我的身体条件，从网上下载了一些哑铃动作，并按动作要领规范，每天完成指定的锻炼部位、动作、组数。
2013年1月28日，哑铃运动:坐姿俯身单手托臂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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