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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老干局拿学习资料，看见发的2014年《晚霞》杂志第二期、第四期上面，分别登载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回到家里便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他看完，从中受到了许多的启迪，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炮击金门”、“台湾问题”、“国共合作”、“蒋介石父子及陈诚等人”有了新的看法，从中更加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和伟大，因为小孙子在家里的原因，现在很少上网了，但我还是想把这篇文章分段上传在网上，让战友们也了解到那段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向战友们问好！
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
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愿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2月，
中共进一步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的口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2月4日）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曹聚仁问“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实际价值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周恩来年谱（1898-1976）》）
1956年春天，著名无党派人士章士钊前往香港，手上带着一封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告诉蒋介石，将来祖国要是统一了，你们的地方军政大权仍归你们管，外交上交到中央就行了，除此之外如果你们地方建设有什么资金不足的，我们中央也绝对可以补贴的。
蒋介石获悉中共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及完成统一大业的设想后，考虑再三，也产生与大陆接触的想法。当时，蒋介石正面临岛内和美国的压力。一则“台独”势力在日本成立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二则美国也在密谋换下蒋介石，让更听话的人来当“总统”。
蒋介石父子经过物色，最终确定曹聚仁为合适人选。曹是著名学者和报人，与蒋经国曾在赣州共事，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曹1949年之后住在香港，与国共高层都有联系。
蒋介石派蒋经国两次找到曹聚仁。曹答应接受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请去台北，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据曹聚仁的长女曹雷回忆：“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蒋介石曾派密使赴大陆商讨统一后人事安排》，2010年9月6日凤凰卫视）曹聚仁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介绍前往大陆。
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周恩来年谱（1898-1976）》）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真诚愿望。至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许多爱国人士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推进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曹氏之事，可见中共中央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周恩来、陈毅、邵力子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在宴席上，曹氏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儿子回忆曹聚仁当两岸密使的细节与遗憾》，2009年10月10日中新网；《周恩来年谱（1898-1976）》）
8月14日，曹聚仁将周恩来与其会谈的情形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他供职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文集《北行小语》。此举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立刻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了震动。
同年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6年10月3日）
10月7日，周恩来在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等人陪同下，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答复他，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周恩来当时即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周恩来年谱（1898-1976）》）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后来曹聚仁回港之后，向蒋经国详细汇报了与周恩来等人会谈情况，以及蒋介石故乡的真实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当时，某些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实报道，称蒋介石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寝食难安。
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还曾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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