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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入冬时节，我同许多应届初中毕业生一样，彻底告别早已束之高阁的书包，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
那一天，九江城锣鼓喧天，鞭炮怒放，我们下乡的队伍分乘一溜大蓬卡车，在隆重的夹道欢送的氛围中驶出城区。从宽敞大道到崎岖山路，一路道路越走越窄，人烟越来越稀少，蜿蜒起伏，车辆最后在一片深山沟嘎然停定。前往插队的，除了同学，还有城里下放干部和其他人员。环境和生活的骤变告诉我，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萧索的冬季，山里格外寒冷。我们落户到一个生产大队的男女老少形成一个大家庭，同吃一锅饭，分散住在村落，日子虽说艰苦，但在一起生活、劳动及参加社、队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也带来很多欢乐。共和国的特殊年代让一代人过早地离开校园，犹如仰望漫无边际的星空，初涉世事、懵懵懂懂的我，对未来一片迷茫。
不久，征兵工作开始。到部队这座大熔炉经受锤炼我向往已久，可是，这项工作在动员阶段仅仅面向本地适龄青年，把插队知青撇在一边。有天晚上，我和同屋的几个人正围在开着天井的堂屋烤火，忽然听到邻里有人进进出出的嘈杂声，便顺着声音出外观看。原来是有人登门动员一个新婚青年报名参军，只见那位青年和家人泪眼涟涟，一幅生死离别的样子，对此我颇为疑惑，真有点不可理喻。当允许刚刚下乡的知青当兵的消息传来，我心头之灯倏忽点亮，随即登记报了名，并久久地处于渴求的兴奋之中。
在公社初步体检，查到我耳朵时，医务人员拿着仪器往里看了又看，还在一起嘀嘀咕咕一阵子，让我着实虚惊一场。上县城复查完身体，吃罢午餐，所有人集合正要坐车返程，突然有人告知，因胸透发现点问题，把我刷下来了。我一时急得不知所措，顾不上赶车，径直赶到体检地点问情况，在接兵部队干部面前，语无伦次，憋得满面通红。接待我的是在公社打过交道的王军医。王军医浓眉大眼，说话和谒，他笑着仔细询问了我家庭情况，我从他脸上看到转机。几经周折，我终于如愿以偿被批准入伍。
新兵集中以后，着装焕然一新，所到之处，一路歌声。许多人棉军服穿在身上并不怎么合体，给人臃肿印象。脚上的黑棉鞋一走一晃，也显得有点笨重。尚未佩戴帽微领章的“清一色”，成了吸人眼球的一道风景。
从九江出发那天，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一列黑色闷罐车载着我们缓缓离开故乡，转而以激越的节奏风驰电疾奔向远方。列车沿途在南京、徐州停留时，大家鱼贯而出，在间有积雪和冰凌的轨道两旁，匆匆忙忙洗漱、如厕、就餐,等不及的索性把尿撒在附近野地上。车上车下人头攒动，寒冷与棉装约束下的拙笨动作，掩不住一个个生龙活虎。我们随着列车在冰天雪地日夜兼程，到达河北故城机场。
在这组专列中，只有六名知青。我们来自同一个公社，到故城才两天就分开了，我到天津静海，还有一个去了山西大同。临行前，接兵排长金相林送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随后又寄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了些勉励的话。在静海场站安顿下来后，场站首长来看望我们新兵，只见其中一位首长拍着我身旁一个上兜插着钢笔的战友肩膀问道，你就是那个知识青年吧？我心里顿时一动，想不到我们下乡知青引起了部队的关注，或许把我们六人分开也是当作一种资源来调配呢！继而想到自己实际上只有初一学历就被知识了，又觉得有点可笑和惭愧。
华北的冬天，白雪皑皑。当清晨军号响起，我们腾地起床，统铺上下一片忙乱。大家呼呼拉拉地集合，整队报数后,喊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号子，列队走出营区，寒风吹在脸上，象被刀子刮过。队伍奔跑在空旷的乡野道路上，小伙子们一个个气喘吁吁，嘴边飘着淡淡的白气，鬓角和眉宇不时有水珠滑落。一阵跑动，很多人上衣里面和头上都热气腾腾。只有在室内的时候，端坐在火炉周围，任暖意浸透周身，才找到一种舒适和安定的感觉。室外室内是冷暖分明的两个世界。自从踏进冀、津境域，我开始领略到北国的苍茫和干冷。
新兵分配时，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洪福手捏文件操着胶东口音宣布，凡念到名字的，请在我对面站成一列。念到的第一个名字是朱汉生，一列有十来个人，分到给养股。接着我听到念自己的名字，一列六个人，分到通信队。宣布完毕，朱汉生私下问我，给养股是做什么的？我不暇思索地回答，机养机养，可能是保养飞机吧。那通信队呢？应该是送报纸吧。我又想当然地回了一句。话刚落音，我见到朱兄嘴角一动，微微绽开的笑意。
往后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冬天里，我开始用青春书写生命中当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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