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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去年底为天津老品牌梅花运动衣写的一组报道，刊在1月19日至26日的今晚报副刊上。整理出来，算是我参加“梅花迎春”活动的作业吧。
我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在网站上发任何文字了。这两年干什么去了？说起来你们不相信：玩微信去了。爱上了微信，就成了“低头党”，每天以微信为伴，须臾不能离开。各位有兴趣的话加我微信吧，我的微信名叫“杨六郎”。每天我都会发送新鲜好帖，在阅读中感知世界，享受快乐。
虽然没发文字，但我经常上网浏览，大家的好诗好文给我不少启迪。但是，长期潜水的滋味很不好受。忍不住还是凑了些文字，想跟着热闹热闹，这组文字也算是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快过年了，祝各位战友新春快乐！健康！幸福！
杨寿清 2015，2，5
“梅花”往事(之一)
天津名片说“梅花”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市创建的众多工业名牌中，“梅花”运动衣大抵是最难让人释怀的了。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梅花运动衣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运动衣市场50%以上的份额，成为中国国家运动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指定服装，也是各省市运动队的标准装备，堪称国产运动衣第一品牌。
梅花运动衣的制造商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是中国运动服装品牌的开山鼻祖，最早可追溯到1947年投产的天津织棉公司。据天津档案馆存档记载：1959年2月12日，在完成了公私合营后，天津纺织工业局批文，将第一、第四针织厂合并为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厂址登记是“河北省天津市南门西街长生巷6号”。作为新中国的轻纺基地，天津当时的纺织工业，无论从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在全国首屈一指，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则是天津纺织工业的一面旗帜，从1959年开始，就被列入国家重点工业企业。一份编号为000406的1960年10国家统计局《重点工业企业基本情况》表显示，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前身是一家私营公司，始建年份为1947年。1960年，该厂开工307天，正常开工3个班次，全部土地面积11633平方米，厂房占用面积4497平方米，产品年输出量748984万件。其超强的生产能力可见一斑。这份档案还记载：企业附设喂奶室5个，俱乐部1个，食堂6个，保健室1个，护士2人。当年福利费用总支出98961元，一次性奖金额16044元。可见该厂工人福利之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纺织工业是天津、青岛、上海三分天下，世称“上青天”。天津的纺织品统治了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市场。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体委一直选择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的产品作为运动员比赛服。从档案记载与当时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追溯到“梅花”在国际上亮相的最早足迹——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大赛，也是年轻的共和国在世界体坛一次强势亮相。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专门为本届赛事修建了北京工人体育馆。国家体委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优秀运动员，最后从108名集训队员中选出70名优秀选手，报名参加锦标赛。贺龙元帅亲自作动员，亲自选定运动员参赛服装，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生产的运动衣幸运当选。
当时只提供了两种款式，一款是背心、短裤，一款是外套，全棉编织，颜色以国红色为主。式样虽然“老土”，但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服装，符合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李维汉、陈叔通等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那届大赛，中国男队战胜了一直称霸乒坛的日本男队，首夺男子团体冠军，并囊括了男子单打前三名，邱钟惠获女子单打冠军。从此，中国乒乓球走在了世界乒坛前列。
中国乒乓球夺得世界冠军，在全国掀起“乒乓热”，天津产的运动衣也成了人们追逐的名牌。但当时这款运动衣还没有正式注册的商标。“梅花”品牌是哪一年正式面市的？档案没有明确记载。据老工人们回忆，“梅花”的名字取意毛泽东的诗词。1961年12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诗词《卜算子-咏梅》。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举国共渡时艰。运动衣厂以“梅花”冠名商标，以示工人阶级“傲骨迎霜，为国争光”之志。
“梅花”最红火的年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78年，“梅花”38支精梳棉毛运动衣、涤棉交织双面运动衣荣获国家金质奖。 1981年，体操运动员李宁身穿“梅花”在一届世锦赛上勇夺6枚金牌，奠定“体操王子”英名。1982年，中国女排披挂“梅花”首夺世界冠军。1984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穿着“梅花”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赢得中国首枚奥运金牌。“梅花”是第23届、第25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指定服装；是第三、四、五、六届全运会各代表团标配服装。
“梅花”成为天津的一张名片。
“梅花”往事（之二）
“掉色事件”惊动总理
“梅花”牌运动衣以款式新、色泽鲜、色牢度好的高品质，赢得消费者欢迎。而鲜为人知的是，“梅花”之所以成为名优产品，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密不可分。
故事要从第31届世乒赛说起。1971年3月28日，经历了“文革”长期禁锢之后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师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次世锦赛，是新中国体育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中国队创下了一次大赛夺得5项冠军的纪录（男团、男双、女单、女双、混双），震惊国际体坛。庄则栋以“乒乓外交”，书写了“小球推动地球”的传奇佳话。这届赛事，也是中国乒乓球作为国球、中国体育经历“文革”之后全面回归国际大家庭的奠基礼。对“梅花”运动衣而言，这届世乒赛同样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乒乓球队穿着“梅花”比赛、领奖，“梅花”因中国运动员的优异战绩而一炮走红。赛场内外，人们以能赢得一件“中国”字样的“梅花”运动衣而骄傲，这也带动了“梅花”在国内的热销。与此同时，“梅花”也进入国家领导人视线，一场技术上的更新换代也随之而来。
这一年的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而“梅花”运动衣正是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两场友谊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比赛。比赛间歇，周总理到运动员休息室看望大家，庄则栋、梁戈亮、郗恩庭都是大汗淋漓。他们的球技谈到乒乓外交，又从运动员着装谈到运动衣的款式。会见结束时，运动员起身送周总理，总理突然发现，庄则栋坐过的沙发上有一块鲜红的汗渍。周总理关切地问庄则栋：我们的冠军穿的是中国制造的运动衣吧？
庄则栋回答：是天津生产的梅花运动衣。
总理走到庄则栋跟前，俯身看了看庄则栋坐过的沙发，又问：庄则栋同志，你瞧，是不是运动衣掉色了？在国外比赛也掉色吗？
庄则栋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是的。一出汗就掉色。
总理的面色严肃起来：这怎么行？这个质量问题要解决好。他当即指示在场的国家体委主要领导，协调纺织工业部，把国家队运动员服装的质量问题抓上去，并对“梅花”运动衣提出了三个要求：大方、耐用、不掉色。
“梅花掉色”事件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被视为一起“事故”，引起从国家纺织工业部到天津市政府方方面面的重视。总理的指示也迅速传达到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大家倍感压力。因为中国乒乓球队马上要回访美国了。攻克“掉色”关，成了天津针织运动衣厂乃至整个天津纺织工业局的头等大事。工人们认识到，掉色事件，不仅关系到“梅花”的品牌形象，也关系到中国纺织工业在国际上的声誉。厂里成立了“三结合”攻关小组，由时任党总支付书记吕纪荣带队，前往国家体委征求意见，与运动员一起详细分析掉色的原因。
“梅花”运动衣布料当时采用纳夫妥染色工艺。由于染色牢度不好，运动服经汗水渗透就掉色。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身上就染成什么颜色，严重时，运动员挥袖擦汗，会弄个大花脸。要解决掉色问题，首先要解决纳夫妥染色牢固度。在攻关小组看来，“攻克这个技术难点，是党和人民交给的一项光荣任务”。在那些日子里，攻关小组的成员每天起五更、睡半夜，他们尝试用士林色、活性色、坯布碱缩染色，但是，这些试验都失败了。
就在攻关小组苦于无解之时，漂染组老师傅吴镇的一次灵感乍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有一天，吴师傅下班回家，看到路上玩耍的小孩子穿的
印花童衫已经破烂不堪，但印花仍然鲜艳。吴师傅心里一动，提出了用印花工艺染色的方案。印花使用的粘着剂有十多种，攻关小组逐个试验，终于找到突破点。他们把“705胶”和“101胶”混合在一起，用于布料染色，结果峰回路转。用这种方法染色，不仅透气性好、手感柔软，而且颜色牢固度有了显著提高。攻关小组用温水加肥皂做搓揉湿摩试验，浸泡100次，搓5000下，湿摩牢度达到3级标准，衣服仍色泽如新。“梅花”运动衣掉色问题终于解决了。厂里将“梅花”士林蓝和国红色两款衣服送到国家体委验收，一次性通过。国家体委将这一喜讯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就穿“梅花”运动衣。
从此，士林蓝与国红就成了“梅花”运动衣的经典色。“梅花”也随着中国运动员征战国际赛场，为祖国赢得一次又一次荣耀。
“梅花”往事（之三）
扩产列入国家项目
运动服装品牌都是靠名人效应和高曝光度扬名。 1971年9月，“梅花”由中国乒乓球队穿到美国，再经西方电视媒体传播，立即吸引了服装商的眼球。耐克公司、阿迪达斯公司、彪马公司都对中国“梅花”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一位欧洲服装商一次就向天津针织运动衣厂订购了7000多件“梅花”，他对这批运动衣逐件进行检查，竟没找到一处可挑剔的毛病。在世界名牌面前，“梅花”的品质毫不逊色，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若干年后，阿迪达斯、耐克公司还派代表到访天津，意欲与“梅花”展开合作。
上世纪70年代，“梅花”运动衣事实上已经作为中国运动员的“国服”出现在国际赛场。由乒乓球引发的群众性体育运动热风行全国，“梅花”运动衣也成了供不应求的名牌，天津针织运动衣厂也因“梅花”而盛极一时。为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建厂房，扩大产能成了当务之急。而“梅花”扩产，也被列入国家项目，受到高层关注。
国家体委1973年9月（73）体计器字205号文件专题向国家计委呈报，要求解决体委专业运动服装集中生产统一供应问题。1974年2月5日，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据此提出了厂房改建报告。报告陈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针织运动服装的生产十分关心，多次向我厂提出要求，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运动服装，同时也考虑到外国队来华参观的“形象”问题，轻工部根据国家体委给国家计委报告精神，责成我厂，保持原有生产规模，改建现有厂房，增添关键设备，生产高水平的运动服装，满足国家的需要、满足运动员的需要，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为此，经市、局审定同意，按原方案（针织运动衣厂改建方案——作者注）编制任务书，总投资控制在197.8万元。我们将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少花钱多办事，完成这项任务。
报告记载，当时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有职工692人，年产量120万件，年产值1700万元，年上缴利润470万元，年用纱1万件。主要设备有棉毛机61台、台车23台、罗纹（机）20台。生产点共8处，分布在河北、南开、和平三个区，总占地面积1161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1300平方米。
这份报告还描述当年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的生产环境：由于生产分散、厂房窄小简陋，有的车间年久失修形成危房生产，夏天时，通风空调均无法解决，为调解温度，不得不用泼水降温，既影响职工身体健康，也影响产品质量。由于上述条件所限，工艺难以改进、增添设备无法安装，化纤产品基本不能生产。
报告陈述了改建扩产理由：1，我国各类运动项目的体育队伍，今后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比赛执行外交任务越来越多，因而对运动服装的数量、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2，国家体委有赠送礼品和援外任务，并有许多运动队到我国来参观我厂，现有条件无法接待。3，增加出口，为国家创汇……
报告提出了选址建议：根据国家体委意见，（新厂）要对外开放接待外宾，请市建委考虑选择适当地点。我们建议在黄河道一带拔地60亩左右。报告还将职工单身宿舍列入建筑规划，列支3.5万元，修建500平方米的单身职工宿舍。
报告承诺改建扩产后的主要指标：能满足专业运动项目所需运动服装，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一定的国际水平。工人数达到700人；棉毛机100台；实现年产值2000万元，年上缴利润500万元，年创外汇150——180万美元；年劳动生产率（人均）25000元。
1974年4月22日，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津计基（1974）114号文件批复：根据国家体委和轻工业部关于解决专业运动服装集中生产、统一供应的意见，经研究，同意针织运动衣厂改建计划任务书，改建后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为主，总规模为年产值2000万元，其中运动衣达到330万件，全部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增添关键生产设备精编机3台，以及相应的水、电、气设备，共投资197万元。望按照勤俭建国的精神，以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组成筹建班子，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设任务。增添的精编机等设备应立足国内，尽可能不进口。对于原有厂房应本着充分利用的精神，合理安排使用，其中粮店街新建厂房要尽快换给油印机厂作为发展电子手表用。
这份批复抄送国家体委、轻工部、市建委、生产指挥部、规划局、轻工局、物资局、建设市分行、一轻局，可见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在当时国内运动服装行业拥有的地位之显要。
1974年底，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改扩建后投产，分散的生产点集中到了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南泥湾路新址生产，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的发展进入到全盛时期。
“梅花”往事（之四）
多项工艺领先国际
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改建扩产后，从德国和日本进口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开始生产化纤面料的运动衣。1974年，“梅花”首次承接国家体委锦纶冰球服的订单。这种服装过去国内没有生产过，编织工艺相当复杂。工人们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在自己动手制造的自动换线织机上，打破常规，将领口、下摆、袖子全部采用编织彩道，款式新颖华丽，质量品相皆佳。那一年，在冰岛举行的国际冰球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穿着“梅花”牌冰球服出赛，引起外国服装商的关注，一些外国运动员也争着向中国运动员索衣留念。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产业工人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人翁的担当意识，令今天的人们叹服。那个年代，运动服装已经时兴化纤面料，美国耐克公司采用这种面料生产的运动衣以轻薄、透气、耐用而风行国际体育界。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当然也不甘落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新品。1972年进厂的吴春博，从学徒开始，就在“梅花”设计室工作。他回忆：当时工艺流程上采用了大量的手工制造。比如设计版型，完全是手工操作，先要手工绘制草图，然后在硬纸板上裁剪出样子，再根据样子裁剪下料，每个环节都十分精细。不像现在，一切都可以由电脑制作。据天津针织运动衣厂1974年生产报告记载，当时“梅花”的工艺流程是：棉纱进厂——槽筒络纱——编织——检验修补——定型轧光——裁断——缝纫——烫平——检验整理——小包——成品大包——入库。吴春博说，这个流程是上报给国家轻工业部备案的，一度成为行业标准。
1974年后，“梅花”由原来的纯棉产品发展到锦纶、晴纶、涤纶等四大类400多个品种，除满足国家体委和全国各省市专业运动队的需要，还能供应普通市场，并出口欧、美、亚、非洲等15个国家和地区，这国家创造外汇。“梅花”也由足、篮、排、乒乓、体操、田径服装，开发出击剑、摔跤、柔道、冰球、游泳、跳水、自行车等特种服装，成为全系列、全配套的中国运动服装第一品牌。
1978年，“梅花”被指定为第四届全运会比赛用服，各省市自治区运动队的订单雪片般飞往天津。那届全运会，国家体委和天津纺织工业局提前一年就给厂里下达了任务。设计员每天都是连轴转，织、染、裁、缝各班组开足马力，全厂上下一派繁忙。吴春博说，当时难度最高的是自行车服、击剑服的设计。厂里从国外进口了面料，设计组参考了国外品牌的样式，结合中国运动员的体型特征，对裆、肘、肩等部位做了特殊处理，使之穿着更舒适，运动更灵活，受到运动员们一致好评。
曾经担任过技术科长的何光莹回忆：那时我刚进厂两年多，一来就赶上这批大活儿，真是长见识、长手艺。全运会有25个代表团订购了“梅花”，开幕式的入场服也是“梅花”。24个项目中有22个项目比赛服选用了“梅花”，220多个品种，2000多个花色呵，看得人眼花缭乱。
吴春博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特制的“梅花”商标标识，缝在衣领处的商标2厘米高，4厘米长，方寸之地，一树梅花怒放。缀在衣服下摆处的标识，则是汉语全拼“MEIHU”图案，字母之间还以乒乓球图案装饰，看上去极为精致。吴春博说，这些商标图案都是设计室的师傅们的精心创意，留着它，也是一份纪念吧。
1979年，“梅花”获得首届中国纺织博览会两项金奖、一项银奖。“梅花”的声名，也带动了天津纺织工业的高速发展，1979年，天津纺织工业161个产品被评为部优，其中31个产品获国家级金银奖。150多个企业、15万职工，完成产值30.57亿元,是建国30年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1979年9月12日，《天津日报》刊发通讯《“梅花”笑迎金质奖》，并配发了《非争个第一不可》的评论员文章，盛赞“梅花”人不甘人后、争创名牌的精神。“梅花”香飘海内外，成了天津纺织业的拳头产品，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当时中国运动服装品牌中堪称一枝独秀。
“梅花”往事（之五）
首次出征奥运会
“梅花”牌运动衣在上世纪80年代一枝独秀，是中国体育国家队专用队服，见证了中国体育自文革后全面复苏、全面崛起的黄金十年。
1978年，中国派团参加第八届亚运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体育军团首次参加国际大赛，“梅花”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比赛服和领奖服，那批产品订单有6500多件（套）。缝纫女工赏玉俭记得，设计室的老设计师刘宗贵，为了生产出满意的产品，领着大家他们反复试制样衣。刘宗贵从13岁当学徒，一直做服装，可说是运动衣“神手”。别人看比赛，都是看运动员表演，他看比赛，是观察运动员穿的“梅花”是不是合身。他发现排球运动员的胳膊活动量最大，挥臂扣杀时，运动衣的胳窝部门容易开线，就在缝纫排球服时，把全棉三股缝纫线换成涤纶混纺缝纫线，增加弹力，也抗拉力，从此，运动衣再也不开线了。为第八届亚运会中国军团生产的这批产品，工人们采用斜裁、热处理和定形处理等新工艺解决了体
操服经纬伸缩和变形的问题，使服装更加适体合身，深受运动员的欢迎。
1982年，中国女排身着“梅花”战胜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和有“加勒比旋风”之称的古巴女排，以及拥有“黑色橡胶”海曼的美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也是中国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开创了中国女排“五连冠”的霸业。女排姑娘的夺冠，也让“梅花”成为国人关注的品牌，拥有一件“梅花”运动衣一时引为时尚。这种情形，到了1984年达到疯狂的地步。
1984年8月，中国派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这是新中国体育军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令世界瞩目。这次奥运会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受到格外重视，国家体委提前一年就下达了任务，“梅花”被指定为中国奥运军团比赛服和领奖服。24个项目全系列比赛服，200多个种类，300多人的代表团，每人要量体裁衣，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
当年参加设计工作的吴春博在30年后回忆：那是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最幸福的时光。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做服装，是国家任务。此前，上海、青岛、广州的品牌，还有国外的几大品牌都想抢这个活儿，但是国家体委指定“梅花”作为中国代表团出场服和比赛服，就是因为“梅花”经过20多年的市场检验，质量过硬。领受任务后，天津纺织工业局特地调配了外汇计划，从美国进口了服装面料。设计组也立即进入状态，前往中国奥运军团集训地，一个队员一个队员地量身高、定尺码。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梅花”经典款，就是84年奥运会定型的。此前，“梅花”的标识是“干枝梅”，大家感觉缺点儿什么，决定改造一下。设计师王荣利师傅几经酝酿，在“干枝梅”下加了一条曲线，象征跑道，也喻意“胜利之路”。之后，又对上衣的袖线做了丰富。原来是一道袖线，改进后做了五道袖线。国红色的衣服上，五道金黄色袖线从领口伸到袖口，象征“五星红旗”。前胸印“中国”二字，补缀国旗图案，格外夺目。样衣做出后，国家体委召集搞服装的专家、中央美院的专家“三堂会审”，通过了这套方案，从此，中国运动员有了自己的标志性服装。此后许多品牌为国家队制作服装都延用了这套设计。长期从事服装品牌研究的天津针织研究院院长葛传兵认为：中国运动员“国服”的专利属于“梅花”。
第23届奥运会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那届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首次亮相，堪称“一鸣惊人”，许海峰夺得中国首枚奥运金牌，中国代表团共获15枚金牌，震惊世界体坛。“梅花”也因为本届奥运会而大红大紫。1985年，在全国运动器材、运动服装生产、供应计划会议上，“梅花”运动衣展出504款，成交147万件，比上一年增长69%。
若干年后，“梅花”牌士林蓝、国红两款运动衣仍被奉为经典，许海峰夺金牌时的“梅花”领奖服被博物馆收藏。2011年，为准备伦敦奥运会，某服装品牌找到天津针织运动衣厂，请求帮助复刻这两款衣服，完全按当年的工艺、版型制作了“怀旧经典版梅花运动衣”，许海峰、王皓等著名运动员出席了首发式，这款运动衣又掀起一股“梅花”怀旧热。
“梅花”往事（之六）
名人的“梅花”情结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梅花”运动衣的热浪席卷全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要满足大众需求，又要保证国家队需要，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在原料紧缺的情况下，只得设计了两款“梅花”，一款叫“大梅花”，一款叫“小梅花”。“大梅花”采用136支、38支纯棉、涤棉布料，主要供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及各地方运动队；“小梅花”采用32支纯棉精梳面料，主要供民用市场。
供应运动员的“大梅花”，一般都是量身定制，尤其是特型运动员。著名运动员穆铁柱生前就特别喜爱“梅花”国红款。当年的设计师吴春博回忆：第一次给穆铁柱量体裁衣是在1975年，那时，吴春博刚进厂3年多，随师傅陈俊湘去北京，在八一体工大队，见到了这位亚洲篮坛巨人。吴春博说，穆铁柱2米28的个头，说话时嗡声嗡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憨厚、朴实，一点明星的架子也没有。我们跟他讲话要仰着头看他。开始量尺寸时，师傅够不着他的肩膀，他先是弯着腰，看师傅太费劲，乐了，说师傅您还是搭个凳子吧。说着就搬一张椅子，让师傅站在上面量尺寸。整个过程都很配合。对这样的特型运动员，我们都要登门量尺寸。比如郑海霞、郎平、朱建华，还有跳水队、体操队的小队员，我们都要一对一服务。当然，难度最大的是给伤残运动员做服装。大概是1983年吧，第二届残运会召开之前，我和师傅去唐山量尺寸。200多个运动员，身体条件各不相同，有的衣服几乎就是一小片一小片地拼接而成，但我们做得非常精细，圆满完成了任务。当时，邓朴方同志还设宴款待我们设计组的同志，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
在运动员之外，许多领导同志则是主动到厂里来量尺寸定制“梅花”。吴春博回忆：在我记忆中，李鹏总理与夫人也定制过一套“梅花”运动衣。印象较深的是李瑞环同志，他喜欢打网球，他的衣服就是设计师张宝群给他量的尺寸。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梅花”运动衣仍然是他打球时的装备。记得是1991年吧，他还让秘书把一件破损的“梅花”运动衣送到厂里来修补,还一分不少地付了工钱。在国家领导人中，喜欢“梅花”运动衣的还有吕正操同志。给吕正操老将军量尺寸是我跟师傅一起去的。那天，市里派车到厂里，把我和师傅接到了市迎宾馆。吕老很客气，先让我们在宾馆吃午饭，到下午量尺寸时，老将军趴在桌子上，要我们从后身量。他的秘书乐了，说首长，你这样趴着让师傅怎么量？你站直了，挺胸昂头，这尺寸才量得准。吕老就站得笔直，很配合地让我们量尺寸。末了，又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他说，我参观过你们厂子，你们厂也太牛了，食堂、幼儿园都很漂亮，工人的收入也不低呀。你们给我做衣服，我就成了活广告了，我让老伙计们都来穿“梅花”。说完就哈哈大笑。那天,他的夫人也定制了一套“梅花”。那时的工厂的确很牛，有自己的车队，有桑塔那、蓝鸟、林肯、伏尔加、三凌面包，还有一台越野车，这档次在天津的企业中数一数二。
吴春博回忆：一些外国领导人也有慕名而来的。比如柬埔寨的宾努亲王，他就点名要做一套“梅花”运动衣。他来的时候，市里有关方面早早就打了招呼，准备接待工作。厂门前的那条柏油路就是为迎接他而修的，从黄河道南泥湾路交口一直铺到厂门口。那一次他订了一套国红、一套士林蓝，还给柬埔寨运动队订购了一批运动衣。
今天的人们开始崇尚“私人订制”，其实早在30年前，“梅花”就开始私人订制了，当然，都是名人订制。比如，荣高棠、李富荣、庄则栋、聂卫平、陈肖霞、栾菊杰、李宁、荣志行、左树声、朱建华、蔡振华、郎平、张蓉芳、李永波、王涛、马艳红……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叱咤国际体坛的风云人物，都曾是“梅花”运动衣的“粉丝”，还有一些演艺明星，比如田华、刘晓庆、陈佩斯、朱时茂、傅彪等人，都到厂里来订制过“梅花”。
“梅花”往事（之七）
错失良机叹“梅花”
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后,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先后迎接了两个重量级的国际同行——阿迪达斯公司和耐克公司。这两个运动服装的国际大腕，派出驻中国的商务代表前往天津针织运动衣厂考察，并做技术交流。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要打开这个市场，必须了解对手。而“梅花”牌运动衣就是他们最强大的对手，他们必须给予这个每年百万件产量的品牌以足够的尊重。当时，阿迪达斯与耐克公司已经开始开发中国体育市场，赞助在中国举行的一些国际比赛。阿迪与耐克都希望与“梅花”合作，因为“梅花”在许多工艺上已经处在领先地位。比如，运动服最标志性的工艺——“袖线”，阿迪与耐克普遍使用单线或三线直纹粘贴，而“梅花”则能横纹精纺出五道袖线，显然比粘贴印花的要经久耐用。阿迪与耐克要想拿到中国国家运动队的订单，就必须解决好这些技术环节。所以他们放下身段，到天津“请教”，同时表达了合作开发品牌的意愿，其情之切，让“梅花”人受宠若惊。
但是，这两个世界级品牌伸出的橄榄枝，并未开花结果，他们失望而归。若干年后，当阿迪达斯与耐克已经在中国无处不在时，“梅花”却一再萎缩，几乎退出市场，此情此景，令“梅花”人扼腕长叹。
在阿迪达斯与耐克之后，“梅花”还有一次很好的合作机会，也被错失了，这就是后来占据中国运动衣市场半壁江山的“李宁”牌运动衣。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体操王子李宁退役，开始从商。李宁对“梅花”品牌有很深的了解，可以说，“梅花”运动衣贯穿了他的整个运动生涯。当他决定投资运动服装时，首先就想到了“梅花”。他来到天津，拜访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提出了合作的构想，请“梅花”代工生产，只打“李宁”品牌，他的这一构想当然没被接受。李宁只好自创“李宁”，开始独闯江湖。而其投放市场的第一批运动衣仍是“梅花”代工生产的。吴春博主持了那批服装的工艺设计，按照“梅花”最经典的版本，设计了四款运动衣，李宁一出手就下了10万件订单，一上市就热销。吴春博说，卖得好，是因为李宁的名人效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梅花”的工艺质量，与阿迪达斯和耐克相比绝对不逊色。“李宁”借势“梅花”，在运动服装市场打开了局面，后来，又从针织运动衣厂挖走了厂长，不惜重金打造品牌，只一年多时间，就拿到了国家运动队指定比赛用服的独家冠名权，赞助了多届奥运会和体操世锦赛。
“李宁”的强势，让“梅花”人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仅仅几年光景，“梅花”就在阿迪、耐克、彪马、李宁、乔丹的四面合围下，节节败退，渐渐“枯萎”。
“梅花”在1995年后就进入了全面退守。当时，市场正兴起保暖内衣热，天津针织运动衣厂也积极跟进，将人力财力用于新设计的保暖内衣生产。应该说，开始的市场还是不错的，当年订货达到1000多万元。但是保暖内衣没有延用“梅花”商标，而是另起了一个新名字，让市场的接受度大打折扣。更让人惋惜的是，因为保暖内衣最初的热销，厂里将“梅花”运动衣停产，“梅花”的品牌就此断裂。
后来担任设计科长的吴春博还谈到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梅花”正红火的时候，当红电影演员刘晓庆曾经主动提出义务为“梅花”做形象代言，“梅花”却没有理会。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南方的运动衣品牌强势出击，纷纷请名人代言，有人建议“梅花”也效仿此法，但“梅花”苦于资金压力，采取“不事声张”的策略，没有做更多的推广。
天津针织研究院院长葛传兵把这个案例归结为品牌意识衰弱。他认为，以“梅花”在中国运动员中的影响力，请几位奥运冠军帮帮忙，做一些形象推广，不是件难事。但是“梅花”人的品牌宣传意识太弱了，没有与时俱进，这是它由盛及衰的一个原因。
“梅花”往事（之八）
期待“梅花”再度开
在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的老工人们印象中，要明确标定“梅花”由盛而衰的节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他们的记忆里，“梅花”好象在不知不觉中，订单就少了，产品就开始滞销了。
考察曾经盛极一时的“梅花”凋谢的缘由，不难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外因素似乎就一起发力，让“梅花”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外因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从1990年北京首次承办亚运会，国外品牌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这些国际品牌一掷千金，赞助中国国家队，不仅提供服装装备，就连运动员的饮食起居也包了下来。那届运动会，赛场内外，运动衣是耐克和阿迪达斯PK，饮料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打擂。“梅花”则只能望而兴叹，因为没有资金实力，没法与国际品牌正面相拼。面对国际品牌的围困，“梅花”仍满足于过往的成绩，以为质量好就不愁销路，根本没有品牌塑造的意识。曾经有人把“梅花”的溃败归结为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的过度迷信，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偶像情结浓郁的年轻人当然要追逐偶像代言的商品。有乔丹代言的耐克，有马纳多那、马特乌斯代言的阿迪达斯，让“梅花”等几乎所有中国本土品牌都黯然失色。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梅花”的市场几乎丧失殆尽，仅靠厂里的几家三产公司维持生产，给工厂、学校加工工服、校服，“梅花”还在靠老品牌的惯性运营，而昨日的风光，也淹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了。
2009年至今，不断有媒体造访天津针织运动衣厂，以图将“梅花”的前世今生作为探寻中国民族品牌的兴衰存亡的典型案例。
2013年，天津纺织集团决定重建“梅花”品牌。天津纺织集团副总经理、天津针织研究院院长葛传兵说:重建“梅花”品牌，是天津纺织集团实现天津市政府提出的万企转型升级的一个具体举措。天津曾经是北方轻纺工业基地。市委市政府启动万企转型升级工程，纺织集团党委研究，提出了合作、转让、自主发展、维持现状的基本原则，对全集团141个商标作统一战略规划。这141个商标中，有8个天津著名商标，3个名牌产品，3个中华老字号（抵羊、白玫瑰、人力）。“梅花”有那么长远的历史，却没有入选中华老字号，也非天津著名商标。这是“梅花”在过去相当长时间不重视品牌建设导致的结果。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梅花”接的都是国家订单，吃的是计划经济的红利。
从2004年起，“梅花”就随着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的退出而淡出市场了。据2004年天津市108号文件规定的困难企业退出机制，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局确定156家困难企业退出，针织运动衣厂是其中一家。人员分流安置。
天津纺织集团决心重建“梅花”品牌，原则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意即不能让“梅花”这样一个老名牌死掉了，消失了。要让它继续绽放。在新成立的梅花（天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天津纺织集团占股１１％。葛传兵说，“梅花”要重新崛起，我认为必须具备三个因素：适合的人，选好定位，有核心竞争力。品类也应多样化，特色、定位、面料、款式，都应与时俱进。
梅花（天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咏悦谈到“梅花”运动衣的未来时坦言：中国的许多品牌，无论质量还是历史文化积淀都不比外国差。就运动服装而言，耐克、阿迪达斯都是在中国代工生产的。“梅花”怎么就不能重新崛起？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耐克能做到世界第一，“梅花”为嘛做不到！我相信，这个中国运动服装的开山鼻祖一定能找到突破与崛起之路。
2015年1月18日，梅花（天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第一批“经典怀旧”款“梅花”运动衣已经下料生产，之后，全新设计的全系列“梅花”运动衣将投放市场，而一个庞大的品牌推广计划也已成型。新“梅花”的目标很明确：要与世界名牌一较高下，让中国“梅花”再度盛开。
（原载《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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