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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记》中，均载有一件事情，就是1969年6月10日，原苏联政府指示其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69年6月10日，星期天。拂晓，接上级指示，要求去一小分队察看苏边防军正在设新观察哨所情况。我带三个班的正副班长、三个战斗骨干，全副武装，分乘十匹战马，经两个多小时奔驰，到目的地。
苏军在紧靠争议区实际控制线一侧，竖起约十米高的瞭望哨楼，可观测我国塔斯堤边防站前沿哨所，我赞叹苏军选点准确。
在边界线设明显标志必须通过外交途径，会谈或会晤协商才能动工。当时形势是两国经过珍宝岛三月份的枪战和炮战，加之苏共正在莫斯科筹备召开八十多国工人党、共产党代表会，企图掀起新一轮反华浪潮，由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指挥反华大合唱。
苏联政府新设瞭望塔违规心虚：料准备好，晚上，趁我哨所视线不清之机，数十军人连夜架设瞭望哨楼，并在哨楼下构筑工事。
苏军见我们到现场，立即放下工具，操枪，隐蔽在新修工事里面，将枪口对准我们，进入临战状态。见状，我吩咐部分战友控马，大多占领工事。让朱红艳班长测苏军哨楼高程、地理坐标，工事结构、长度、高度及性质等。
完成任务，巡逻分队乘马原路返回。
抵前哨阵地，已过下午九时。让战友们下马休息，我习惯地坐在工事顶，拿望远镜观察边境线上的蛛丝马迹，突然有人报告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交界处有不少人在动。望远镜对准目标，发现大批戴大檐帽的军人，是苏军无疑。
塔斯堤边防站魏教导员指示我前往交涉。便带小分队徒步跑向事发地点，命令战友们做好战斗准备，子弹上膛，关上保险，准备战斗。
我们十人，个个汗流浃背，我跑得快，战士们跟得很费劲。事发点是开阔草地，草高三十公分左右，身后不到五十米有土包相连，地形对我有利。左前方灌木林，右前方数公里是刺棘开阔草地，正前方约一公里是坎，坎下为河流。
苏军约四十人，绑架中国牧民张成山，抓住一个四岁小孩胳膊拖向苏方。我们赶到现场，苏军停步，三个苏军士兵将五花大绑的牧民头朝地压着，放掉小孩，小孩往我纵深跑来。苏军机枪手卧倒，枪口对准了我和我的战友。
苏军越过实际控制线数百米，荷枪实弹的超级大国军人，在中国领土上肆无忌惮地抓我国手无寸铁的牧民，拖拽四岁小孩，理在中国，我胆大、气盛，上前解救牧民。
苏联军人绝对不允许，三四个侵略者对付我们一个军人，短兵相接，挨上了。
我指责他们的行径是“沙皇”，这词苏军官兵听得懂，怒发冲冠，暴跳如雷，手指向我胸前佩带的毛泽东像章，喊“毛！毛！毛！”他们侮辱毛泽东，就是侮辱中国，战友们也不示弱，从你拉我推，到拳脚相加，进而动用枪托。一个苏军士兵用枪托打我们的一位战友，战友举冲锋枪枪身自卫，弹夹将苏军士兵的脖子划破，疼得直喊叫。
这时，女牧民孙龙珍等赶来抢救被苏军绑架的牧民，苏军现场指挥官开枪，女牧民孙龙珍被当场打死，就打死在我的面前！同时，连续发射信号弹。
我是军人，带领武装的小分队，看着侵略者将我保卫的手无寸铁的女牧民打死在自己的国土上，打死在我的面前。
战友们全看我，让我下决心。
打！哪能有别的选择？！
我发现，战友们同时提醒我敌情有变：右前方一队骑兵朝我全速袭来；正前方坦克、装甲车从布尔公河沟爬上岸，向我袭来；左前方敌人向我侧后迂回；两架直升飞机向我头顶上空飞来，情况非常紧急。
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告诉我：敌人这一天的行动，经过充分策划、准备，而且胜券在握。
河谷里的大批坦克、装甲车在我前哨阵地视野之内隐蔽着，何时埋伏，丝毫未察觉。情况不允许迟疑，必须立即果断处置，而且要依边防政策“不示弱，不吃亏”，“不斗则已，斗则必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下令：打开保险，占领身后有利地形，准备打。
敌人视我占领身后有利地形，以为后退，全站着，舞动枪，喊叫呀！笑呀！指手画脚，得意至极。
我告诉战友们：听我枪声，打！
在战友们占领有利地形，卧倒的同时，我拿过一位战友的半自动步枪。我利用有利地形，敌人无有利地形可利用，且全站立，距我不及五十米。我是部队出了名的“特等射手”，对目标百发百中，绝对有把握，两枪就放倒了两个。
接着，战友们一齐开火。
之前数十天苦心训练的汗水没白流，战友们打得开心，全身的狠劲、仇劲、火劲都集中在子弹上，射向侵略者的身躯。
尤其右前方那一路苏军骑兵，差不多二十骑乘，他们的军马，没训练好，不会卧倒，全倒在战友们的枪口下。
我听到苏军负伤士兵在喊，大概是“痛呀！”“救命呀！”
敌人从各个方向集中向我射击。
王军灿报告：左前方苏军步兵已迂回到左侧，正向侧后运动。
苏军哨所的重机枪不停向我打长点射。
阵地前后左右，全是枪声，子弹嗖嗖，擦耳而过，像大年三十午夜霹雳啪啦放鞭炮似的感觉。
被我们打懵的侵略者醒悟过来，产生企图：欲从左右向我侧后包抄。
直升机飞抵我头顶，战友们对直升机打点射，直升机立即拔高，偏离。
我想的是不吃亏，吃亏即示弱！我“有理”，还要“有利、有节”，要无伤亡，要打胜仗。
让几个战友向左侧灌木丛扔手榴弹，同时令两个班长各带自己的战斗小组交替后撤，占领身后更有利地形。
我带一个战斗小组断后，掩护转移。
待我们在敌人弹雨中占领更有利地形，电闪雷鸣，紧接着倾盆大雨朝我们头顶泼下来。
夜幕降临，枪声暂稀……没了。
有战友报告：“很多敌人”从身后向我们袭来。我回头仔细观察，不像。
近点看：是兵团民兵闻讯赶上来了。
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兵真好，勇敢、不怕死！战场上枪林弹雨全不顾，他们手里拿着棍、锄头、铁锨上来了。
到我面前，全上气不接下气的要求参战。
好在工事里放置几十箱手榴弹，让战友们开箱，一人发两个，互相教着怎么甩。
雨停。
我安排一位精明的战友上哨所，向军区报告情况；安排几个民兵和两个战士，利用夜暗将孙龙珍遗体背回。
其他战友挖工事，准备打恶仗。
敌人折腾了一整夜，拉运他们的尸体、伤兵；我们挖了一整夜工事。
有的战友挖防空洞，闻到臭味。拂晓，才发现是将埋人的坟墓给挖开了。
战友王军灿，分的工事地段是土石硬地，跪着挖一整夜，膝盖磨破。不小心，用十字镐砸在腿上，骨头露出，硬是不吭声，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那一夜，北京不停地问情况，核对自卫反击作战地点的经纬度，牺牲几人？伤亡人数？参加战斗多少人？谁指挥的……
军区还问：“谁让打的？”“请示没有……”
天亮，战场静悄悄，望远镜里：苏军好多军马，披鞍躺在草地，有匹负伤的苏军军马，时而还跛动一下。
雨后早晨空气，特别清新。
看样子，没恶仗打了，不打了。
我有点睡意，迷迷糊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播放着“我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实在太累，想睡。没睡定，战友喊：分区首长来看望我们了，北疆军区首长正驱车在来塔斯堤的路上。
被苏军绑架的牧民张成山，6月11日，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送交我国。
这一仗鼓舞了边防部队的士气，官兵们都觉得超级大国的苏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北疆军区和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认为：这次自卫还击作战，完全是按“边防政策”打的，“有理、有利、有节”，“李永强机断专行，独立指挥小分队，孤胆作战，机智果断处事，英勇地进行了自卫还击，应立功！”
赞扬声中还未来得及趾高气扬即听到：“大区首长要撤李永强职。”我冷静地想：“为什么？”
想通了，撤职有理：对外国军队作战的指挥权、决策权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手里，你一个排长，乃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却用了共和国最高统帅的权，大军区司令员也没权决定对外国军队开火呀，该撤！
又想：参军即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死，何以撤职惧之？
再想，撤职也不全坏，撤职可以离开边防，边防没什么好待的，争议地区，斗争激烈，环境艰苦，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冻得要死，出边防站，须乘坐雪橇，过老风口，没人烟，这边远荒凉之地留恋什么？
自我安慰：撤职好，撤职就解脱了。
浮生若梦，为权几何？官，不是老祖宗所传，稀罕啥！
此后两个月，我成热点人物，军营、民间焦点访谈对象。撤职？立功？立功！撤职！
1969年9月中旬的一天，军区通知我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大庆观礼。北京国庆观礼回部队，战功立了，官也升了，赴额敏河边防站任指导员；后又升任新疆军区边防第四营政治委员；又升任新疆军区骑兵第2团副团长、乌鲁木齐军区边防第4团首任团长。
来源：军事历史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50331/19450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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