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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380915.html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作报告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坚持站着作完了报告。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了10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
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朱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用的不断显现，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同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频繁的外交往来，使朱德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1974年6月才住院的。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病情加重。朱德感到这时自己要多承担些工作，来减轻这位老战友的重负。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在有限的一年半时间内，他光是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40多次。
以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领导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朱德，精神更加振奋，就像年轻了几岁。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朱德多次提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以自勉。
1975年7月11日，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边在病房内做“八段锦”运动，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请朱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前几天，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就没有请他去。当时，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当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
下午5时50分，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远远地迎了过来。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你好吗？”周恩来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周恩来关切地问：“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朱德说：“这个可以。”
这天，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20多分钟。周恩来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6时15分，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时，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1922年，朱德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50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毛泽东的病情也在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9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
然而，邓小平雷厉风行进行的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后来，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9时许，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几次。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这天上午，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张春桥在发言，有条不紊地：“……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备感亲切，很受启发。我认为主席的讲话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二是关于教育和科技革命；三是关于对当前运动的意见。而这三条都是针对小平同志的错误所言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为了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使广大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也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
双方交锋正酣，汪东兴推门进来，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唿”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边海防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了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过了良久，毛泽东不禁潸然泪下，唏嘘而泣。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反正情况不是很好。”康克清低声说。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想：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大家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的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啊！”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回来后，他一句话也不说，不思茶饭。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他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随着低回的哀乐，眼含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当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一年前，朱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上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午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他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那套健身操也天天做，几乎风雨无阻。可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渐渐做不成了，散步也渐渐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了，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做操的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又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
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地拼命地工作。从2月到7月初去世，5个月中，他会见外宾18次，找人谈话3次，其中一次还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5月18日，成仿吾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朱德提意见，朱德19日收到这本非常熟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20日就把大字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小字由秘书念着听。然后，他提出要去党校看成仿吾。身边工作人员劝阻：“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成仿吾接来谈谈吧！”朱德不同意：“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还是我去看他吧！”
5月21日早晨，成仿吾接到朱德秘书的电话，说是朱委员长要来看他，成仿吾推辞说不行，应该他去看望委员长，但朱德坚持要去，这样，90高龄的朱德专程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宿舍。
朱德鼓励成仿吾：“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这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朱德还详细了解了成仿吾的工作情况。当成仿吾问到朱德的健康情况时，他回答：“中央对我照顾得好，消化情况不坏。”
临别，朱德嘱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别。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朱德就与世长辞。
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就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
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迎宾厅的气氛变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
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上有关安排做了调整。
26日，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这时，秘书尹庆民与朱家商量，想利用朱德住院这个机会把他的浴室给改造一下。原来，新六所的卧室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中办知道后，便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只作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朱德这才勉强同意。于是，利用他一次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房子给“维修”了一下，将朱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相连，又将餐厅改成了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及一个理发室。
当朱德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然而生气归生气，木已成舟，只得勉强接受。但这一次改造留下的惟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情况。以至在以后的几年中，朱德每次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洗浴。
这次朱德住院了，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向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老人一天也没有享受过。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当时，天气很热，病房在四楼，没有空调，把房门、窗门全部打开同样燥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但进入7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医生说“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等，高烧一直不退。
接着组织会诊，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同时，成立了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为组长的医疗组。时任卫生部长的刘湘屏是组员，同江青关系密切，尽管每天都来看望一次朱德，但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刘湘屏问负责朱德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7月1日，朱德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了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之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朱德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起发出哽咽的声音。
在病榻上与病魔搏斗的朱德得知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也处于昏迷状态时，焦虑万分，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不知是谁，把一盆兰花悄悄地摆放在朱德的病房里。当他看到兰花时，脸上漾起一种少有的安详与满足。
7月4日，朱敏突然听到父亲在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朱德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泪水簌簌往下流的朱敏，此时俯下身子在父亲的耳边轻轻地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好了。”听到朱敏这些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神态。
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这些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志时，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嘴却没有发出声来。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老将帅、老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当时，叶剑英打电话表示想看看朱总，极度悲痛的康克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永远地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伟大事业。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并感叹：“‘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朱德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等给朱德换衣服。可是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找不着了，家人这才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孙子朱和平泪如泉涌：“爷爷辛劳了一生，一定得让他穿身新衣服！”于是，临时在红都服装店给朱德做了一身内衣，外衣中山装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
7月8日，向朱德的遗体告别的这一天，他躺在鲜花翠柏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他那坚定的川音去指挥千军万马……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的悲痛的人群。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碎了。多少人抹泪，多少人抽泣，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遵照朱德生前的意愿，康克清把他历年积存的20306。16元银行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纳的党费。朱敏回忆说，父亲曾经说过：“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380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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