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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我为空六军接过兵
1970年10月，师参谋长尹传录派我到山东省接兵并担任接兵连连长。空六军赴山东省接兵部队在故城机场集结培训，那个年代叫接兵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接兵常识，介绍接兵经验，介绍山东省风俗习惯和强调接兵的注意事项等。学习班接近尾声时，突然把我们抽出来和24师38师组成一个接兵连到湖北省孝感地区安陆县、云梦县接204个特种文化兵。
赴湖北空十七师接兵连1970年在石家庄合影
到了安陆，我们住在县招待所里，第二天,我就要大家出操，哪里繁华往哪里跑。吃过早饭，让文书魏永荣买来彩纸和墨，让排长郭俊写接兵标语，大概内容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欢迎新战士入伍”等，落款是“北京空军接兵部队”。这个举动可算是炸了锅，17师的同志不敢吭，24师38师都是老同志，接兵经验比较丰富，他们说，我们接了多次兵，没见过接兵的还出操，更没见过接兵的贴标语。我说：“今年在安陆接兵不是我们一个部队，出操是为了让安陆的人民辨别一下那个部队组织纪律性强，贴标语是为了宣传我们是北京空军，这样，造成一个争先恐后把优秀青年送到空军的氛围，无形中就会提高我们的接兵质量。老哥哥们听老弟一回吧，不会出错的。”这些老同志虽说在这次接兵中都扮演了我的下级，但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同志，都顺从的拿着浆糊桶贴标语去了。
安陆、云梦两县相邻，204名特种文化兵就在这两个县内挑选。一个接兵连12名接兵干部，一个人要担任两个乡镇（那时叫公社）的接兵任务。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讯滞后，给接兵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安陆县武装部长兼县革委会主任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清楚，（请安陆的战友提供一下姓名）这是一位德高望重解放前入伍的老同志。他说：“去年，我县送的是8341部队的特种兵，是毛主席的警卫团。我们三个人负责一个新兵的政审，我们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可把我们搞苦啦。今年在特种兵前边又加了“文化”俩字，再说我们县第一次送文化特种兵，第一次给空军送兵，没有经验，难办呀。”我说：“只要地方和部队配合好，再难办的事我们也能完成好。”
两个县，这么多个公社，公社和公社不通公共汽车，有时租一辆自行车，租不到自行车只好步行。吃饭的问题只有两个渠道，一是在公社食堂：二是在老百姓家。在老百姓家吃饭每顿是四两粮票两毛钱，那是一定要交的，不交就违反了纪律。
我爱人来信让买一条灰色大衣毛领，找遍商店也没买到，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让一个想入伍的青年知道了，他送来一条灰色大衣毛领，问他多少钱，他说是在家拿的不要钱。我说，这样的领子在商店两块钱一条，我给你两块钱。这个小同志就是不要。我说，你要是不要你就拿走，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小同志无奈，收下钱走啦。近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军队已走向现代化，军纪一定比过去更为严格。
武汉市江岸区一位老书记，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曾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的报告，这次决心把小儿子送到空军。谁知小儿子因心脏二级杂音被体检站淘汰。小儿子找老爸又哭又闹，老书记找部长苦苦求情，部长多次找我说明情况。无奈，我只好打电话向尹参谋长汇报。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手机一拨立马就通，那个时候武装部就一部摇把电话，用地方线怎么也要不通，后来改为军线才接通了尹参谋长的电话，因通话质量极差，对方听不清我说什么，但尹参谋长说话隐隐约约、断断续续能听到一些。大概是说“是亢怀明吧，你说话我听不清楚，有事你就当家吧，回部队我做主。”放下电话我很是激动，多好的领导呀，这么信任自己的部下，有什么理由不去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呢。
首长让我做主，是对我的信任，还需听听弟兄们的意见。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会上，大家一言不发，出现了冷场。我只好先发言。我说：“我出生在医生世家，父亲。姐姐。哥哥都从医，参军前我也是县医院的医务工作者。青年人心脏二级杂音有两种，一种是病理杂音，一种是生理杂音，这个青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是篮球队的队员，身体素质较好，我看他的心脏二级杂音是生理性的。”我的发言打开大家的话匣子。大家说，既然参谋长让你做主，你就下决心吧，我们没意见。我说：“这样吧，把这个权利交给王军医，让他再进一步检查一下，到学校走访调查后再定。”
接兵任务即将结束时，我答应了部长的要求并向部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老书记给部队写一封信，主要是写儿子迫切要求当兵和自己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情况，我好向部队交代；二是让这个兵临走时再换军装，减少影响。部长答应了我所提出的条件，高兴的说：“谢谢你，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也提一个要求，今天，咱俩一块把这个好消息送给老首长。”我说：“有县一把手陪同我啥也不怕，走吧。”
老首长就住在县城，我俩还没进门老首长就笑呵呵的迎出门外，好像已经知道了一切。进屋一看，家里布置的古朴典雅，东西归放的整齐有序。部长说：“老领导啊，接兵部队同意把你的小儿子带走，这不给你送信来啦。”老首长说：“谢谢接兵首长，谢谢！”我说：“老首长别难为我了，你是红军，我是解放军，在你面前我是小小的新兵蛋子，你才是首长。”“老了，不当家啦，还是你们年轻人说了算呀。”老首长面带微笑的回答着，我们客套了一会，老首长就让家人摆上了一桌酒席。我看了看部长说：“这......”还没等部长回答，老首长直言快语的说：“老红军招待解放军，一家人呀。”哈哈哈哈，三人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吃饭时，每人一碗水饺上面放着两个荷包蛋。我问这是什么吃法？部长说：“这是湖北对客人最高的礼遇。”
要走的头天晚上，安陆县召开欢送新兵大会。我作为接兵部队首长代表讲话，演员谢幕时，部长让我走在前面和演员一一握手，陆军接兵部队是一个团长，将他奚落在后边很难为情。
临走前，我让文书给县里结算接兵费用，结果是两个字“全免”。县里派七辆卡车送我们到孝感市集结，又派县里唯一一辆吉普车送我这个小小的连长。
我们坐在“闷罐车”上一路北上。水、食品、方便的器具事先已准备完毕。新兵大部分没坐过火车，火车一停，都争先恐后的将头伸出小小的车窗，这样容易将棉帽掉在车下，这个事不管怎么说，新兵们也不听，我采取停车拉歌的办法解决的挺好。
新兵集结前，我让每人都买一个口罩带在脖子上，将口罩装在左口袋中，这样，二百多兵都认识了。到了兵站，没有口罩的兵不是我连的兵，不让吃饭，用这种办法很好的解决了本连战士吃饱的问题。
火车到石家庄已是后半夜，不知什么原因车就是不开。一会，调度室的大喇叭响了，“请运兵专列的首长到调度室，有事情商量。”连播几遍也无人过去。你想呀，一辆运兵专列，各个沿线部队都有新兵，谁是这列运兵车的首长，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根本没明确。排长张留布说：“连长，你去吧，看来这辆车是群龙无首，要不谁也走不了啦。”“好吧，再当一回首长。”我说完一下从火车上蹦了下来，大步向调度室走去。
调度员说，由于其他原因军车要改乘客车加挂在一辆向东行驶的客车后边，还要先付车费。我说，加挂我同意，车费现在没钱付，下车以后结算吧。他们同意啦。接着我又说：“请你们帮个忙，通知故城机场我们到达王童下车的时间，让伙房做些姜汤，一部分新兵感冒啦。”
深更半夜从“闷罐车上将新兵倒在客车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不好就要“丢人”。我将接兵的干部召集一起，简单的布置一下任务，着重强调一不丢人二不丢物安全换乘的注意事项，一切顺利的进行着。待蹬上客车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人，这下可麻烦啦，马上派两名干部到车下寻找，两名干部在车厢内向前寻找，结果，这名新兵和旅客混杂在一起。
王童车站是一个小站，停车一分钟。要在一分钟里下这么多人也是一个难题，到站前，我找来列车长说明情况，要求开六个车门，并提前让新兵排好队，干部前后接应，这样，在一分钟内战士们安全下来车。站台上部队的车已等候多时，部队集结完毕，清点人数，清点装备，人、物均全。我将部队交给场站参谋长，就这样， 我顺利的完成了这次接兵任务。
第二天，我给尹参谋长打电话，要求要两个兵补充51团机关，参谋长说这是特种兵怎么给你？在我死搅蛮缠的要求下，参谋长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带着这两个兵回到易县机场。
回到易县，向参谋长汇报过接兵的情况，参谋长说：“小亢，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又给部队省了好多钱，奖给你七天假，回家看看吧。”“谢谢参谋长。”次日踏上探家的路程。
几年后,据说分给17师68名湖北兵大部分都提成军官，（包括那位老首长的孩子）。
赴湖北空十七师接兵连1970年武汉
1972年10月，尹参谋长说我上次接兵接到好又让我去接兵。他说：“这次主要是给机关接兵，一定要好好挑一挑。”我说：“那次是文化特种兵，这次是普通兵呀。”“普通兵就没有好的？”我说;：“那好吧，尽力而为。”
这次接兵是到河南，具体那个县事先不知道，我任连长，干事余宪清任指导员。到了保定才知道去河南省新乡地区封丘县。到了县里分给我们两个公社，一个是毛主席四卷中说“鸡毛能上天”的应举人民公社，一个是潘店人民公社，（我记不清了，请封丘的战友指正）指导员去了那个公社。
七十年代封丘贫穷落后，应举在全县虽是一个较大的公社，但通讯、交通条件极差。封丘人喜酒好客，你要是进了家门，主人就会端一碗酒说，来，喝一口，暖和暖和。就像我们这里见了熟人敬烟一样。为了让孩子长大能喝酒，孩子一出生就先喷一口酒；封丘酒厂不能满足全县人们喝酒，还需到外县采购，此事曾受到省革委会的通报批评。
一天，我到一个适龄青年家走访，上午十点多这个青年还没有起床。喊他起床后，发现他面目通红，萎靡不振，当时怀疑他有高血压病，回去查了他的体检表发现在“血压”一栏里有改动的痕迹。在公社定兵时，地方坚持要把这个青年送走，我们说明了情况坚持不要，定兵陷入僵局。中午，公社领导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一把手”多次邀请，大家认为这次宴席不能参加。我说：“请客容易邀客你难，人家一次次的叫也不是回事，我的意思是饭是要吃的，兵是不要的。”吃完饭，接着定兵，这个兵仍没有定下来。
过了几天，县武装部定兵开始了，县武装部和公社唱的一个调，无奈，我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将他带走。
到了部队，这个兵因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参加新兵训练，在新兵体检中被刷了下来。首长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如实的汇报接兵的情况，首长决定将此兵退回。
没过几天，这个公社的领导带着一个医生和这个青年又来到部队，坚持说他的血压不高，要求将这个青年留下。首长要我接待并全权处理。
我们在部队招待所里见了面，一见面，医生就拿出随身携带的血压器要给青年量血压。 我说：“现在不要量啦，这个青年患高血压病是肯定的。你们先住下来，我把他带到卫生队观察一个星期后再量血压，如果正常，兵留下，你们的吃住费用分文不取，如果还是不正常，人领回，你们的吃住费用自理。”说完，我把这位领导请到另一间屋里，认真的说：“这个青年靠临时吃些降压片来维持血压是不行的， 你我都是国家干部，我们既要向我们的国防事业负责又要向我们头上的乌纱负责呀！因为送接一个不合格的兵受处分合算吗？”这位领导深思了一会说：“这个青年多次领着医生到公社说他没病，原来是这样呀。”我问：“他的姐姐不是在医院工作吗？”他恍然大悟的说：“这么一联系就更清楚了，我现在就去做工作，明天争取回去。”就这样，一场接送兵的风波结束了。
定兵以后，在运兵计划还没到来时，接兵人员基本上无事可做。一天，我突然想起空十七师航医主任王喜顺是封丘人，家中还有一个年高体衰的老母亲。这些事都是在唐山机场五十一团和王医生一个宿舍住时了解到的。今天到他的家乡接兵，不到他家看看老母亲那是愧对战友情谊。拿来封丘地图仔细地搜索着，黄陵公社前王村是我的首选，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好像是这个村。第二天，找了一辆自行车，买了四斤点心就上路了。
从地图上看应举和黄陵两个公社一西一东，并不算远，实际走起来有六七十里路的感觉。一进村就知道这个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砖瓦房寥寥无几，大部分是有瓦无砖（我们家叫泥斗棚挂瓦）少部分是无砖无瓦。几经打听终于走进了老王家的大门。
一个孤孤伶仃的门楼上边放着几片瓦，两扇破旧的大门半掩着，三间堂屋，三间东屋已是破烂不堪。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老王的大哥热情的接待了我。老母亲在东屋居住，一进门正中间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一幅对联贴在两旁，上联是解放不忘共产党，下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我问大哥，这对联为啥倒着贴，有什么说法吗？大哥眨马眨马眼睛才恍然大悟的说：“贴反啦！我们不认字呀，你不说俺还不知道哩。”
老母亲八十多岁高龄，虽说头脑清楚，但已卧床不起。我俩啦了一会家常吃饭的时候到了，四个菜一壶酒放在一个坑洼不平的方桌上，这张桌子的年龄已过百岁仍没退役。喝酒间得知，老王弟兄三个，家中共计十三口人，大哥主外，大嫂主内，不管是谁挣了钱都交给大哥，大哥根据需要再统一分配。小日子虽说艰苦，但过得快和。
吃完饭我说：“大哥、大嫂，给你二弟捎点什么？”大嫂说：“俺弟妹快生孩子啦，捎点棉花吧。”大哥说：“二弟好吃辣椒，给他拿点红辣椒吧，拿这么多东西，你拿得了吗？”我笑着说：“我有二百多兵呢，有多少东西都给你背走。”
这次运兵专列是客车，客车要比“闷罐”好的多，一路顺利到达易县机场。交完兵，我急忙把东西送到老王家，当说到老母亲的现状时，老王两眼含着热泪激动的说：“谢谢，谢谢，我真没想到你能到我家看看老母呀！......。”
 与赴河南接兵的指导员合影
两次共接兵208名，退兵一名，实接207名。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仍有部分同志留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我可以骄傲的说，那个年代我为空六军接过兵。
摘自《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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