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一日 人间千年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杨刚回忆“7.28” 

（二之二）

 

震前空六军机关大院。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瞬间灰飞烟灭,464名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罹难。

    俗话说：“天上一日，人间千年”。这话一点也不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的唐山大地，以不足30秒的颤抖，夷平了百年工业重镇，百万人口蒙灾，数十万生灵罹难。当年升入天堂的弟兄们，你们一觉睡去，长眠不醒，是何等的“幸福”。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却日夜承受着无尽的煎熬：想念战友，仿佛战友正从远方慢慢地走来，却怎么也碰不到面；抢救伤员，好像战友又正向无底深渊默默地坠落，我也一同坠下。徒手挖人，面对一根房梁、一块石头、一片预制板都无能为力，看着无奈的战友，我们居然还有脸活着！这种心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愈加挥之不去。每当夜幕降临，就会想起那个黑暗的夜晚；每当太阳升起，又会再现骄阳下滚烫的废墟;下雨了，想得是抢救《密电码》；梦魇中，还是余震不断！于是，我真的患上了“狭窄空间恐惧症”：不敢穿瘦领衣服，不敢压被子，不敢钻洞; 甚至书籍装进箱子，电子照片存入电脑，摄像带还没有刻成光盘等等，都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尽管如此，还经常在梦里钻进停尸房的冰柜里，伸不开手，踢不开腿，奋力挣扎也无济于事，直到夜里惊醒，然后坐到天亮。40年，14610个日日夜夜，就像千年的恶梦……

    飞机起飞了，好象有意在灾区上空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背着太阳方向飞离唐山。地面的景物逐渐变远，逐渐变得清晰了。但见唐山大地阡陌纵横交错，阡陌两旁不是农田，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废墟；阡陌两旁攒动的人头也不是锄禾的农夫，而是抢险救灾的军民。一个路口，巨幅毛主席语录牌还矗立着，上书：“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马路上，人像酒壶车像兔。唐山军民正在与大自然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没有飞多久，飞机就着陆了。滑行时，我数着停机坪上有13架三叉戟，有穿空军服装的警卫战士，这是一个空军机场。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空军南苑机场。走下飞机，一个身穿军绿飞行夹克衫的飞行员向我们走来，在飞机上我见到过这个人。他问：“你们是军部的还是唐山机场的？”我们讲，是军部的。这个人又问：“你们认识蓝绍河吗？”卢立军冒失地说：“死了！”随后又觉唐突，反问道：“你是谁？”那人道：“我叫蓝绍生，是蓝绍河的哥哥。确实是死了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见到了吗？你们认识蓝绍河吗？”我们把见到的有关蓝绍河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伤员都被抬下了飞机，蓝绍生似乎还有问不完的话，但飞机马上要走，便带着一脸与蓝绍河一样的无奈返身上了飞机。后来看报纸知道，蓝绍生并没有把弟弟牺牲的消息报告空三十四师首长，而是忍着失去手足的悲痛，直到抗震救灾空运任务结束。为此他立了功，还上了报纸。

    几辆军用大轿车开过来了，装上伤员，打开双闪，风驰电掣驶向市区。一路上，绿灯，通过；黄灯，闯过；红灯也毫不减速。副驾驶座位的一个人把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并用手猛烈击打车帮，嚷道：“唐山伤员！唐山伤员！”只见交警用身体把将过马路的行人拦在“安全岛”内，用手示意大轿车通过。一时间，给首都北京平添了几分紧张气氛。大轿车在马路上飞奔，但见北京的马路非常宽敞，楼房非常高大，人却非常稀少。全国总工会大楼上飘下一条巨幅标语，红绸白字写着：“热烈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后来听新闻知道为了安全该国总统提前回国，1977年又重新访问了一次，这是后话。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北京郊区的空军总医院。

    当时的空军总医院确实就是郊区，南墙外是老乡的粪池，北门外是一片农田。院内也没有那么多楼。现在的西门内南侧，今天门诊楼一带是一个长满青草的空场，搭起了帐蓬，挂上了“轻病区”的牌子；军绿木板的北门一进的西侧是几栋家属楼，东侧向南直到现在的住院部楼前是一大片空地，也支起了帐蓬，是“重病区”。我们被直接拉到重病区，一群军医、护士迅速围拢过来。我把女婴交给了一个护士，女婴没有伤；不能动的伤员，先用听诊器听一听，扣一扣胸，然后再处理外伤；能动的伤员直接处理伤口。护士对我有出血点的伤口做了消毒处理：头部发迹以上有三处开放式创伤、耳轮有一处外伤、右腿股直肌上有二条15公分划伤（就是因为这个伤口消毒不好，留下高出表皮1毫米的红色疤痕没当上飞行员）、腰部和腹部有几处小伤。护士说，其他没伤口的地方自己用手巾擦一擦吧。 

    检查完毕，给每个人发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几张信纸，几个信封，嘱咐我们尽快给家里写信，以免家人挂念。我说：“我们都没有邮票，也没有钱买。”送信封信纸的护理员说：“国内邮资总付。”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国内邮资总付。拿到信封信纸后，许多人都面面相觑，因为大多数伤员都是唐山人，从灾区出来，有的只剩下一个人了，有的是双双受伤入院，有的生死未卜，写给谁呢？只有我们这些在唐山服役的军人才有可能写一封家信。我把被子掀起来床铺当桌，迅速替高单飞写了一封家信。高单飞留给我的纸条只写了地址和收信人叫高勇，我也不知道高勇是他弟弟还是父亲，两字名叫×勇的，十之八九是五十年代生人。因此，我写信抬头写了“小勇：我是高单飞战友杨刚，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高单飞没有受伤，委托我写信告知。”然后开始给我父亲写信。可能是因为床板不平，也可能是信纸底下太薄，字写得不太好，有些字有描的痕迹。当时我想，这样的信老人看了会以为我受了很重的伤。“不行，得重新抄一遍！”这时一个漂亮的女护理员过来收信，并一再说，不用邮票，粘上就行，邮资总付。我把写给高勇的信交给了她，她见我还要抄另一封信，就说：“杨刚同志你要抓紧哪，不然信今天就走不了！”我说：“走不了就明天。”真是年少不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晚，我偷偷地跑到主楼地下室（就是现在太平间那一带）卫生间洗了一个冷水澡，因为我还有难言之隐不能叫护士看见。我把全身都洗了一遍，发现“烂裆”居然好了。地震前每天注意清洁卫生还烂了裆，震后几天不洗澡在废墟里摸爬滚打，烂裆却好了！第二天换药时，我洗澡的事被体貌端庄的鲁护士长发现了，她不阴不阳地说了我一顿，说：“耳朵是脆骨长的，最容易烂掉，你缺一只耳朵看怎么说媳妇！”后来我发现换药时只给耳朵擦药，其他的伤口一律用盐水消毒。

    第二天，我到另外一个帐蓬里去看那个女婴，却发现她已经不在了。护士说，是爷爷、奶奶来接的。我说：“孩子连个名字都没有，爷爷、奶奶怎么能认出呢？肯定叫别人抱走了！”护士见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安慰道：“算了，你把她带到医院已经尽了责。看上去两位老人不像坏人，跟上他们可能还会享福呢。”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几天，经常有北京市的老人或无孩夫妇到医院里来领孩子，没伤的、轻伤的、长得好看的都接走了；伤重的、长得不好看的、年龄稍大点的，却没人领。我回到我的帐蓬，见万景旺正奋力起床，却怎么也起不来，他的锁骨折了，其他部位还有不少外伤，起床非常艰难。见我过来，万景旺喊道：“快，把我拽起来，我要撒尿！”他拽住我的手，没费多大劲竟起来了。他非常高兴，说：“赶紧给我找根绳子拴在帐蓬铁架子上，我自己就能拽起来！”我给他找到了一根小绳拴上了，万景旺果然就能“自理”了。

    紧挨着万景旺床铺有一个挺帅气的小伙子，浓浓的眼眉上边有一条开放式伤口，肿得挺厉害，身体躺在铺板上就像面条一样柔软。原来，他是腰椎受到重创，有截瘫的危险。《空军报》来人了，《战友报》来人了，《解放军报》来人了，一拨一拨地人群把这个床铺围的水泄不通。后来看报纸才知道，他就是任名同志。地震当天在小车班空场听到那个老人喊：“谁是司机？有没有司机？谁会开车？”这个老人就是空六军李建民副政委，而爬上吉普车的战士正是任名，当时他的腰被砸的几乎不能动了，但首长喊了半天没有司机，任名同志便上了车。当时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他就用一只手压在右腿上去帮助踩油门，勉强把首长送到了唐山机场。当首长用电台向上级机关报告完灾情，发现任名同志已经瘫在驾驶席上！报纸上还配了照片，是几个病号围着任名同志。万景旺因头型不好看没让围到任名身边参加照像还对我“耿耿于怀”：万景旺满脑袋灰土，理发推子下不去，我就用剪子给万参谋剪头发，结果剪成了大寨梯田的形状，所以没当成“群众演员”，这是笑谈。

 

    那年秋冬时节，我和刚刚出院的任名同志在党峪军部后勤部与干部灶的三叉路口相见，竟没有马上认出对方。原来住院时任名同志伤势很重，像面条一样摆在床上，个子修长，俨然是个大个子。党峪相见时，发现他怎么矮了？还是眉宇间的一块伤疤让我认出了他。此后过从甚密。1977年夏天，挑选飞行员工作开始了，当时军部不具备检飞条件，空军464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到遵化机场空24师卫生队展开体检工作。后勤部卫生处的张助理带队，任名同志驾车，我作为军部唯一的一名飞行员选飞候选人参加体验，并以强壮的体魄通过了初选，非常高兴，就约任名同志到遵化县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第二天，新的一批伤员又运来了，我和卢立军同志被安排到了轻病区，同时搬过来的还有卫生所的卫生员鲁纯昌同志，唐山钢铁公司的田大伯。鲁纯昌的头胪肿得像个大冬瓜；田大伯的半个耳朵快掉了，他说，他弟弟在空军总院当医生，不然，半个耳朵肯定保不住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耳朵受伤的严重性。

    我抽空把家信抄完，那个漂亮的女护理员又来了，原来她姓曹，上海人，我把信交给她寄走了。这时一个小姑娘来叫我，说她爸爸解不出手来，叫我去帮忙揉揉肚子。原来这是空六军后勤部副部长韩广云14岁的小女儿，韩副部长地震前一天晚上刚从北戴河疗养回唐山，当夜就被砸着了。由于年龄较大，身体较胖，行动不便，对于解手之类的事，小女儿显然不便处理。我来到韩副部长的帐蓬，见他夫人也在，这是一个身体发福的阿姨，也受了伤。此后的半个月里，每天我都过来协助韩副部长出恭。这时听到隔壁有人在嚎，嚎的挺瘆人，出于好奇，我跑到这个帐蓬门口，只见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身上和胳膊上缠着绷带，满脸痛苦地躺在床上一边挣扎着一边干嚎。见我来了，他嚷道：“小老乡快过来！”他认出我来了，原来是气象处的“大学生”王吉辰同志。震前我曾见过他，那是一次课间休息，许多人都蹲在杨树下用草棍逗小地洞里的“知了猴”，唯有一个人围着操场扭扭嗒嗒地跑步。黄继诚见了老远就喊：“大学生！”这个人就是王吉辰。那个年代，“大学生”几乎就是贬义的绰号，即使是真的“大学生”也会被人曲解。经寒喧，原来是吉林通化老乡。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今天见王吉辰伤成这个样子，我的心也十分难过。我问他，我能帮你干点什么？他说：“我就是想抽烟！”我为难了，我又不抽烟，而且从灾区过来，屌蛋精光，一分钱也没有，想给他买烟也无能为力。忽然有人喊：“杨刚，有人找，快回病房！”我心说肯定是喊错了，哪里会有人找我呢？回到轻病区的帐蓬，只见一个梳着短发的中年妇女，见了我就说：“你是杨刚吗？”我说：“是呀，您是？”“我是高单飞的妈妈，刚才接到你写的信，我就赶来了。”原来是高单飞的母亲！怎么这么快？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速度，北京市内平信当天就到，快了，当天可以收到回信；从唐山到我东北敦化老家，平信三天到达，加上写回信，一个礼拜打来回没有问题。高妈妈说：“这几天人都快疯了，活不见人，死不见鬼。一块到唐山当兵的有好几个当天就来电话了，有的还来了信，怎么单飞就不来呢？我想肯定完蛋了！可一块当兵的又说唐山机场一个人也没死，没死怎么就不来信呢？哎呀，可急死我了！接着你的信，更着急了，没受伤怎么不自己写信，还叫别人代写？而且也没写清楚。所以两口子一商量，就赶紧从东大桥幸福一村往这赶。钓鱼台30号，从来没听说过，太远了，倒了好几路车，走了两个多小时。”高妈妈不停地说着，忽然又问：“你伤的怎么样？”我说：“没大事，都是轻伤。”我问：“高勇是谁？”她说：“是单飞的爸爸。”我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我又把在唐山机场高单飞怎样看护我、怎样登机、怎样递的纸条，一五一十又说了一遍，力图使她相信高单飞没有受伤，她也基本相信了高单飞没伤。她要走了，说：“来的仓促，也没买东西，给你五块钱，买点营养品吃吧！”高妈妈走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家信不该晚寄一天，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兄弟姊妹该多着急呀！但后悔已经晚了。我忽然意识到我有钱了，五块钱，差不多一个月的津贴费呀，买点什么呢？吃、喝、住都不花钱，什么也不需要。对，我要给王吉辰买烟。我到军人服务社捡便宜的香烟买了好几条，我也不懂烟的牌子，反正多点总比少了强吧，把五块钱全花完了。王吉辰似乎一抽上烟就能减轻伤痛，他这个高兴劲啊就甭提了！我也因为他减轻了伤痛而高兴，却被医生狠狠地熊了一顿。王吉辰伤得确实很重，出院以后没有人再叫他“大学生”了，而给他换了一个新绰号，叫“一把手”，两种含义：一把好手，一把坏手，我想应该侧重于一把好手吧。那只坏手实在是拿不出手：枯干、青紫、萎缩、冰冷，比那只好手的体表温度要低五度。

    一天，我到重病区去看空六军刘福山副参谋长，他伤得最重，以至于震后大家都背地里叫他“刘瘸子”。他表情十分痛苦，大腿被一根钢丝吊起来，就跟上刑一样。我说：“首长，我来看您来了，我能帮您干点什么？”。他问你是哪个处的？我说是航行处的。他问：“是‘白毛’那个处的，还是‘老戚头’那个处的？我说：“是李永德处长那个处的。”他说：“噢，那是‘白毛’那处的。”我说对。他又补了一句：“那就是领航处的。”我愕然。当年，我们航行部门不像现在这样红火，不仅出了不老少将军，而且还把领航学院吞了。那时的航行处不为首长看重，经常把航行处和领航处搞混，所以就以两个处长的特征区别两个单位，可还是搞错了。

    这天我正在轻病区帐蓬内外锄草，因为草地上蚊子太多了，空军总医院领导给我们空六军的伤员送慰问品来了：每人发了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一条白底碎绿花的裤衩、一只白底红花的搪瓷缸子、一套65式纯棉布空军军装，并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告诉地方的田大伯，要问起就说是你们空六军派人送的，千万别说是空军总医院送的，千万千万！有了新衣服，我又到主楼地下室的卫生间偷偷洗了个澡，然后换上新衣服。男护理员小刘来了，他背着一个理发箱子，说你头发长了，我给你理一下吧，这样才符合军容风纪，配得上新军装。小刘是1975年兵，比我大一岁。他说我最不愿意给你们外科伤员理发，满脑袋是伤，动不动就叫唤；但内科病号也不好，我们还得戴口罩，怕得传染病。话音未落，我居然哎呀叫了一声，原来我前额头偏左有一个包，推子一摁上去痛得我直嚷。他仔细查看了一下说：“别看这个大包没出血，但胪骨可能骨折了，我得向医生报告，看看有没有脑损伤。”理了一半头发小刘走了，不一会，值班的赖医生、进修的王医生、鲁护士长、曹护理员等七八个人都来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器设备，经过一通人工测试检查，断定是胪骨骨折，伴有脑震荡，但大脑没有损伤，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小刘继续给我理发，说实在的，理发水平极其一般，虽说不是“大寨梯田”水平，但比狗啃的强点有限。理发时我低头看到胶鞋太脏了，说理完发我得刷一刷鞋。理完发我打开“长流水”水龙头刷起鞋来。有一个医生从那经过，说小伙子注意节约用水！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又过来了，见我还在刷鞋，不太高兴地说：“你怎么还没刷完？刷这双鞋浪费了多少水呀！”我说:“我的全部家当，就只有这双鞋了！”“那你就刷吧！”医生说完，笑着走开了。

    在总院开始叫我们吃流食，什么馄饨、面条、牛奶、稀粥。后来改半流食，有了馒头、米饭等，但我根本吃不饱。在新兵连早餐我要吃六个馒头，在警卫连也要吃四个馒头，吃流食根本不禁饿，所以我有时还到病员食堂去打点野食。食堂就在轻病区南侧，一来二去就跟老职工混熟了，老师傅还经常给我留点抗饿的东西。听着老师傅纯正的北京口音，我说：“听您说话像说相声的，跟马季他们差不多。”老师傅说：“马季他们大概齐都是城里人（其实马季是天津宝坻人），母们是通县人。”一天我到食堂去，发现紧贴着围墙有一个煤堆，我上了煤堆，居高临下，往南看围墙外一览无余──不像现在那么多高楼大厦，还有一个中央电视塔遮挡──近处是老乡的大粪池，然后是菜地，还有一大片水洼，再往远处看是一个高大的建筑。我问老师傅那是什么大楼？老师傅十分骄傲地说：“那是国庆十年大庆时的十大建筑之──民族文化宫，有13层呢！”我又问：“天安门远还是民族文化宫远？”老师傅说：“天安门远，来回差不多有五十多里地吧！”好家伙，太远了，不然我就走一趟天安门广场，我太想看看天安门了。可我没钱买公共汽车票。

     八、  家书

    8月10日，盼望已久的家信来了，而且是三封：爸爸一封、表姐一封、舅舅一封，都是8月6日寄出的。我先看了比较薄的表姐表姐夫的一封，信中说得知你大难不死，全家人都激动地哭了，随信还夹了五块钱。然后再看也是比较薄的舅舅的一封，舅舅的信说，听说唐山地震，我从屯下赶到里街打听消息，第一次不让进门，说没消息，第二次还说没消息，也不让进门，第三次说收到来信了，受伤在北京住院，我赶紧回家卖鸡蛋卖了五块钱，今天给你寄去。一张破窗户纸写的信里果然也夹着五块钱。最后看了厚厚的一封，这是爸爸写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原来地震当天，妈妈从收音机里惊悉唐山地震，就赶紧把收音机闭了，因为怕年迈的爷爷、奶奶知道。然后派我13岁的四弟到“五七干校”去找爸爸。四弟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回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爸爸，爸爸在农村劳动听不到广播，还不知道唐山发生地震。家里的空气凝固了，爸爸一声不吭，妈妈躲在厨房里流泪，爷爷、奶奶心里直嘀咕：这些人都怎么了？下放劳动的不到期限就回来了，上班、上学的也不去了，放假了吗？爸爸信中说：如果把唐山地震的消息告诉奶奶，她老人家肯定活不到你来信的8月6日这一天！因为她是不同意我去当兵的，但又怕耽误了孙子的前程，可以说是忍痛放我走的。奶奶不识字，我走了以后，奶奶每天用粉笔在墙壁上划道道，一天一道，十天一行，已经划了150多道，她老人家在盼着我探家的一天。震后第三天，42岁的妈妈开始掉牙了，接二连三地掉下20几颗，收到信的这天，就仅剩下4颗了。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来打探消息，甚至家门口还围了一伙人不肯散去。哥哥从乡下“知识青年集体户”回来了，姐姐、姐姐夫从工厂回来了；二大爷从大石头镇上来了，二舅从太平大队的农村来了；二舅爷、三舅爷拄着拐杖来了，四舅爷赶着牛车来了，表姑、表大爷、表叔们都来了，还有战友的家长也来了……。这些来人，一律被在大门口“值班”的四弟拦住，不准进大门，以对奶奶封锁消息。一天，三舅爷来了，但因为耳朵背没拦住，竟闯了进来。爸爸正在假寐，听说有人进了大门，跣足把人迎在门外，简短交底：“唐山地震奶奶不知道，千万别提地震的事！”三舅爷进门和奶奶相互问候，兄妹俩便一时无话，良久，走了。奶奶直纳闷，三哥好几年不来一趟，来了又不说话。

    8月6日，我的来信到了，正赶上家里没有人，奶奶求隔壁邻居吴振华大哥的爸爸吴大爷念信。吴大爷深感责任重大，不敢代读，说：“大婶，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念过书，不认字呀！”奶奶纳闷，明明见过他看过大书（较厚的小说），怎么说不认识字呢？是我记错了？表姐夫姜家宴回来了，见到我写的家信，一把抓过来，不看内容，先辩字体；不看信瓤，先看信皮，怎么是从北京来的信呢？见字体是我的，心里有几分踏实了，但仍不敢给奶奶念，因为责任太大了，如果念信时奶奶激动起来犯了病，实在是担当不起。于是拿起信来开始胡乱编排起来：“最近因为发大水，信走得比较慢，所以……”,奶奶问：“哪里大水，大吗？”“我往后看看，嗯，有，锦州大水……”，奶奶又问：“那唐山没有大水吗？”姐夫灵机一动：“您想，唐山是山，对，是山区，有水也不怕！”就这样，把奶奶给“忽悠”住了。中午时分，爸爸、妈妈都回家了，见到我的家信，赶紧看了一遍。奶奶伸着脖子等了半晌没有听到声音，越发地急了：“你们这是怎么了，一封信都念不下来，还当什么老师？还在外边做事？”这时爸爸想好了主意说话了：“唐山地震了，小刚受伤了，是轻伤，看，信是他自己写的，字还写得挺好呢。这几天没有告诉您，是怕您着急……。”奶奶闻声，失声痛哭起来：你们有什么事都瞒着我，‘二倔子’肯定没了！我得到唐山去，我得找我二孙子！全家人好说歹说才叫奶奶相信了我还活着。

    从那时起，奶奶就打定了主意：一定去一趟唐山，看看孙子伤得怎么样？爸爸、妈妈拗不过奶奶，只得为年事高、体多病的奶奶准备行装：薄棉衣、厚棉衣各一套,奶奶夏天也是穿棉衣的；各种膏、丸、散、丹，奶奶是不吃西药的；各种注射针剂，爸爸因奶奶久病而成医，可以随行打针；小暖壶一个，奶奶一年四季须喝开水；热水袋一个……。当爸爸为奶奶准备停当了，便给我来信，一定要来看我，不日内将启程。当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回到部队了，但不是唐山市里，而是遵化县境内燕山深处的洞库指挥所。那是一片片帐蓬组成的营房，根本不具备接待能力；30几个小时的火车自不必说，唐山市到大官屯70几公里的敞蓬解放卡车也够老奶奶呛。我赶紧给家里拍了一封电报，说部队首长不允许家里来人，这是命令！确实有这样的命令，震后一直到1977年春节将至才允许家属来队。奶奶没了辙，抑郁成疾，直到1977年8月20日，我才请假回老家看望奶奶。这一年奶奶69岁，头发几乎全白了，炕头的墙壁上划满了粉笔道道，足足528道！43岁的妈妈嘴里已经没有一颗牙齿，正准备装假牙。

    1976年8月15日，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医治半月后头上依然扎着渗着血迹的绷带的我，乘北京213大屁股吉普车归队了，同车的还有后勤部战勤科科长邹德耀及夫人、我们航行

处的译电员卢立军、空司门诊部的卫生员鲁纯昌，还有两个人不认识。住院期间我们一直想瞻仰雄伟的天安门，但一是交通不便又没有钱，二来也没有衣服穿，所以愿望终未实现。应我们要求，汽车经过了天安门广场。40年前的北京，空气清新，天空湛蓝，街道宽敞，交通井然。红墙碧瓦的紫禁城，金壁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着实叫我激动了一番。汽车在国道上颠簸了大半天，一路上，唐山大地震所波及到的北京、天津、河北大地，尽是残墙断垣，经过遵化县的一个小村时，还因有房屋倒塌而堵住了马路。中午过后，我们来到了遵化县党峪镇娘娘庄公社大官屯大队西10里的空六军永备洞库指挥所。这个地方我很熟悉，4个月前，我们的新兵连曾在这训练了40天。这里是一片大山，山里有我们部队4个山洞，其中2号洞是汽车库，我们100多新兵打地铺在此集训。山外是老乡的层层梯田，当时就是把老乡的梯田整平作操场，训练结束后又把踩硬的耕地翻松。拐过大官屯村口，我还直琢磨这么大一个军部机关，几个洞怎么能住下呢？等到了雷达十六团团部，往洞库维护队方向望去，但见漫山遍野，绿帐连营。原来是征用老乡的耕地支起了帐蓬。

    我被安排在洞库维护队蓝球场上的帐蓬里,我的左侧是高炮处的闫贵新,右侧是雷达处的徐宝仁,对面是卢立军,还有一个是军务处的郑参谋。

    我以为面嫩的操着沈阳口音的徐宝仁是1973年的兵，又见他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就问：“哥们，提干了？”徐宝仁答道：“啊，哥们提了。”因为有的沈阳兵地震前提干了，有的震后突击提干，有的则没有提干。看到徐宝仁提干了感觉为他高兴。后来才知道徐宝仁是1960年入伍的老前辈，那年我才两岁。后悔唐突乱说话，并暗暗告诫自己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

    郑参谋因为地震发生时只顾抢救别人而没有及时抢救自己儿子,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儿子都不叫他爸爸。航行处的帐蓬在隔壁,因为人已经满了,就把我安排到了一个杂人居住的帐蓬里临时休息。当晚我便住进了航行处的帐蓬,见到了李永德处长、唐德观和荀殿禄副处长,还有震后仍在唐山坚守岗位的参谋张三好、黄升权、黄继诚、张晓纯等人。还有几个人不认识,见到我们几个伤员从北京住院归来都很热情，原来这是下属部队来援助我们开辟战时指挥所的,有空十七师的张继有、苏迪初、孔祥钦,空三十八师的李广安、罗振章,还有北空的解继宇也来帮助开辟航行译报组工作。

    原本想尽快跟班单独担负战备，因为震前制定的计划是训练30天值班，震前训练了20天，地震耽误了些时日，再训练10天不就可以担负战备值班了吗？李处长和张晓纯却把我单独拉到一边。张晓纯问：“你训练用的‘密电码’是放到铁皮保密柜里了吗？”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的‘密电码’出了问题，我想了想说：“没有，是在写字台中间抽屉里。”李处长十分激动：“怎么样？没有放进保密柜，本身就违反规定！地震了不抢救‘密电码’，你这个译报组长罪加一等！”说完转身走了。原来，张晓纯跟处长说的是“密电码”放进了铁皮柜，如果铁皮柜被砸烂，里边的东西流落出来罪过小些，而没放在铁皮柜情节就不一样了。但我不知就里，就说了实话，害得张晓纯叫苦连天。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被卢立军叫醒了：“快起床，挖‘密电码’去！”李处长带队，张晓纯、卢立军、孔祥钦还有我，坐了两个小时的敞蓬卡车来到了唐山市军部旧址。半个月后的唐山市跟我们离开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进城便是臭气熏天，这种臭不是一般的臭，您去过冷冻厂吗？长期存贮猪肉的冷库的“死猪肉”味，但唐山市的臭味要比这种臭味浓十倍！而且震后十年内这种臭味还不时随风飘来。这是数十万尸体在废墟里腐烂、渗透、发臭！大灾之后必有大役，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为了防止“02号病”（霍乱的代号，当时都这么说）的发生，此时空中已经有运五飞机拉网式喷撤药物。

    所有的楼房建筑都被反覆挖掘多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瓦砾场了，真正的地震遗址是不存在的。军部指挥所大楼，更是被救人的、挖设备的、找文件的折腾了不知道几次。在人们的指点下，戴着防毒面具的军人还能挖出腐烂的尸体。这时的尸体已经不能用被子裹了，而是用特制的塑料袋装殓。尽管如此，还是隔不住臭气，救援人员还得湿毛巾和防毒面具并用。高炮二师有1个连的兵力在指挥所楼废墟上等我们，我介绍了放“密电码”桌子的位置，介绍了“密电码”特征：“密电码”就是一本书（这是《红灯记》里鸠山的话），一个浅蓝色的小册子，右上角写着“绝密”，下边落款是“空军司令部”。于是，一个连的同志开始了“密电码”的挖掘，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前他们已经挖掘好几天了。在我们住院期间，机要处保护好了“密电码” 受到首长和上级机关的表扬，航行处“密电码”丢失遭到了严厉批评，并责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绝不能落到“苏修”特务的手中！因为这本“密电码”的去向不明，导致全军启用备用“密电码”担负战备。启用新的“密电码”是很麻烦的，译报员在背几千组新码前，首先要尽快忘掉几千组旧码。因此，说起我的罪过来，要多大就有多大，我心里想：等着挨处分吧！要不然就判刑？判刑该不会吧？这一天没有战果，张晓纯交待连长安排人站岗，尤其晚上禁止他人靠近指挥所楼废墟。第二天我们又来了，航行处不值班的参谋也都参加到挖掘的行列里，这一天还是没有结果。第三天，我们到达废墟后首先研究了一下挖掘方案，第一，扩大挖掘范围，把以前挖过的地方再重新挖一遍，第二，加大挖掘深度，从四周开始挖，挖过的渣土向外倾倒，一点一点向中间围剿。新的一轮挖掘开始了，我们航行处的几个同志则来回巡视，不放过任一可疑的蛛丝蚂迹。炮二师的战士们个个都挥汗如雨。由于作业场越来越小，后来就轮波替换。一个战士拿着一个折成小册子形状的北京市地图交给了援救参谋张继有，问有没有用？张继有顺手交给我说：“杨刚，拿着，将来到北京去能用上。”我接过了这幅十六开的北京市地图，竟然是1966年版。为这事，张继有还在震后总结时作了检讨，上升到“发国难财”的高度。午饭过后，大家都在作短暂的休息，一棵松树下面一块小木板让我眼睛一亮：“密电码”！我叫了起来，航行处的人和一个连的同志都惊诧地看着我。我赶紧从废墟上飞跑下来，直奔我们挖掘范围以外的那棵大松树，从一个战士的屁股底下拽出那块小木板，迅速翻过来，一个蓝皮的小册子赫然钉在木板上。我把它高高地举起，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这个战士愣愣地看着我，半响说出一句话：“这块小木板我休息就坐着，休息就坐着，已经坐了好几天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训练用的“密电码”是复员回家的老兵张彦军同志留下的，他考虑到译报时方便翻查，就把小册子钉在木板上了。这个做法张晓纯是不同意的，因为战时不可能带着木板走，不符合战时要求。但我觉得小木板钉着确实方便操作，也就延续下来了。可是几天以来，大家都是按着我说的“‘密电码’就是一本书，一本浅蓝色的小册子”来挖，根本没注意小木板上钉的就是“密电码”。总算挖到了，总算没白付出辛苦。虽然经过几场大雨的洗礼，居然没有缺角、缺页，这又要感谢那个绑在一起的小木板了。炮二师的同志们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就归建了。黄继诚对李处长说：“‘密电码’不能算丢失，因为它没离开废墟，应该算失控。”李处长气犹未消：“失控了半个月，跟丢失有什么差别？”黄继诚说：“不一样，丢失是找不到的，失控还能找回来，而且确实它没离开废墟。”李处长说要向军党委汇报，结论由党委下。后来传说，天灾不小了，不要再添人祸了。

    十、  立功

    1976年8月份，空六军机关进行了唐山抗震救灾总结工作，然后是评功评奖。在航行处总结会上，劫后余生的译报组长张晓纯惊魂未定，居然说道：“盼望已久的唐山大地震终于发生了......”，话音未落，遭到黄继诚的抢白：“地震没把你砸死，你还盼望已久？”张晓纯更正道：“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海城地震后不是老说唐山也要震吗？一年多了也没震，这不真的震了吗？”张晓纯捯着口，解释着，引来哄堂大笑。

    1976年8月25日，空六军军直抗震救灾庆功授奖大会在比较大的一块梯田踩平的“操场”上举行。当时空六军简易房还没有盖起，通信营二连维护哨后边的大仓库还不敢轻易使用。会场再简单不过了，首长所在的位置视为主席台，摆了一排折叠行军桌、行军椅，参加会议的人员自带马扎，按司、政、后和直属分队建制序列与主席台相隔两步对面坐好。在机关队伍里我算高个头，所以坐在第一排。

    八月的天空，骄阳似火，一丝云彩也没有。首长们戴上了草帽，政委杜敬秋热得把草帽摘下来当扇子扇来扇去。军政治部张副主任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先由司令部政治协理员蒋开生同志起头高唱《东方红》。当年在《参考消息》有评论说，中国开会前唱着歌唱毛的《东方红》，就象教堂里唱诗班在唱赞美诗一样的乏味。我们当年的会议程序的确是乏味的，但歌唱《东方红》比信徒唱圣歌还要虔诚百倍。唱完歌曲，开始按会议程序宣读命令。可能是刚才唱歌太卖力气了，我满头大汗，便把军装脱掉放在腿上，上身只穿了一件地震时曾穿在身上的红背心。后边见前排有人脱军装穿背心，也都纷纷脱起军装来。张副主任见状马上说：“请大家把军装都穿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会议，军容都要严整，不能因为地震了就‘稀拉’起来；第一排穿红背心的小伙子你先把军装穿上。”我赶紧穿军装，还回头看了看，后边也都是穿军装的动作。当年规定干部可以穿自购衬衣，所以还没有来得及穿军装的一大片还是五彩缤纷。会议继续进行，忽然台下又一时骚动起来。张副主任说：“台下不要讲话，不要指手画脚！”可能台下还有人指点着，张副主任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杜政委、汤副军长等首长也回头看了看。蓦地，张副主任一脸严肃：“同志们，我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开这样一个严肃的大会，没有悬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我有罪，我检讨，我作深刻检查！”原来是没悬挂毛主席像。这可能是震后举行的第一场大会，还没有震后开会的经验。这在当年的确是政治问题，如果有人报到上边，问题的严重性要有多大就有多大。几个战士飞奔到上层梯田的帐蓬里，抬来一幅毛主席像，又把画像挂在一根柱子上。张副主任说：“会议继续重新开始进行，我有罪，我检讨。”说着还向毛主席像低了一会头，算是“低头认罪”。会议宣读立功授奖命令和首长讲话的事都忘了，唯有毛主席像事件记忆到今天。

    航行处只有我和卢立军两名战士立了三等功，《立功证书》上写道：“杨刚同志在唐山地震中负伤，与战友一起救出5人，荣立三等功”，日后还上了《空军报》的光荣榜。《立功喜报》寄回家，家里老人把它镶到镜框里，挂在墙上显眼的位置，逢人便说，我儿子在唐山大地震中带伤救人，立了三等功。我们航行气象联合党支部也给李永德处长请了功，而且请得是二等功，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李永德，却悄悄地把材料抽掉了。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家都没了，还要功干啥？”18岁的我，第一次领略了共产党人的风范。无名英雄这个最令人敬仰和难忘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为我立功而感到惭愧，与李处长比，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况且“密电码”失控事件当时还没有结论，用寝食不安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过分。

    任名同志因冒死送李副政委到机场用机场的电台向上级汇报灾情，荣立一等功一次；朱正兴因死守“密电码”荣二等功一次，所在单位司令部机要处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朱正兴升为该处处长。空军唐山场站航行调度室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空军唐山场站被授予“抗震救灾模范场”荣誉称号。

    三十多年来，我还一直为救人太少而内疚而遗憾而惭悔。汶川地震后，我有幸在北京又见到了难友卢立军同志。卢大哥宽慰我说：“当时就那个条件，尽用手抠，我们已经尽力了！你再看看参加汶川地震救援的日本救援队救了几个人？台湾队救了几个人？香港队救了几个？”卢立军说：“我们救出十五人也不只，可能活着的是五人，死尸都没有算”。我也说不清是多少了，反正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  善后

    1976年底，震后的第一个严冬，我们的“新军部”在一片梯田上建成了。空军基建十总队奋战三个月，搭建了上百间的简易房：竹竿当柱，苇薄作墙，黄泥抹光，油毡苫顶。晚上电灯亮起来的时候，从远处看，梯田上的简易房就象一座座高楼大厦，层层叠叠，参差错落，远近高低，气势不凡。这种简易房，抗震性能极好，柱子埋进地下1米多深，绝对倒不了。

    11月15日21时55分，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刚刚熄灯的军部（部队规定冬季21时30分熄灯），被上下抖动、高低颠簸、左右摇晃的余震搅得沸腾了。我也以经过震后不断归纳的所在房间逃生办法：翻身、下床，取捷径飞奔出门。当我站到房外时，房子还在“筛糠”，而比我们司令部航行处高一层梯田的通信营一连和更高一层的二连方向，已经喧闹起来了。声音时高时低、时隐时现，逐渐就能听清楚了，原来是人们相互取笑没有穿衣服，没有空裤子，没有穿鞋子。我才意识到，我也只穿了裤头和背心，还光着脚丫子，这时才觉得冰脚。再看我们这栋简易房从西到东通信处、航行处、雷达处、小车班门前的人们，穿戴也都和我差不多。大地经过数十秒钟的“漫长”的颤抖后，终于恢复了平静。这时刚逃出屋的人笑话我们胆小鬼，而我们则攻击他们动作慢，他们又转而笑话我们衣冠不整，一时笑声一片。这是震后最大的一次余震，也曾见诸新闻媒体。我进屋后才发现，火炉的炉筒子已经拔了铆，“扫地风”炉火正旺，火苗窜得老高，房薄上掉下一些土块散落在地面和床铺上。我们着力推了推刚才还在“筛糠”的房子，房子很牢固，几乎纹丝不动。尽管我们都知道房子很结实，根本倒不了，但还经不住大地颤抖的恐惧，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夺路逃跑！

    冬天到了，震后的一日生活秩序和战备值班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已婚干部的家属也准许来队了，死难烈士遗体清理遣送工作随即展开。因为是第二批转业干部，唐德观副处长不参加战备值班工作，被临时抽调善后办公室，负责在机场南头临时墓地死难烈士尸体挖掘和火化组织工作。这一天该挖到李永德处长家属的坟头了，李永德到了现场。一镐头还没下去，李处长已经哭成了泪人。坟墓掘开了，军被打开了，唐德观突然发现这个插着“李永德之妻之子女之墓”木牌的坟头下，并不是永德同志的爱妻康娟丽及子女，而是一个男同志的遗骸！这不是地震掩埋尸体时搞乱了，就是木牌挪窝了。见状，唐德观趁李处长还没看清的当口，赶紧把他劝走了。这还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临时掩埋，几十万人罹难，谁能保证不弄错？据报端所载，有亲自把妻子尸体抬上车者，震后续弦，多少日子以后妻子又从外地住院痊愈回来的例子。报纸展开讨论，结论是“都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正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1976年我们航行处14人，其中3人出差在外地，11人在唐山。在11人中5人牺牲，6人受伤。死亡率46%，受伤率54%。

    刘晓忠是老红军的后代，对部队没有更多的要求，但不算革命烈士不罢休。也有道理，别人是死在宿舍里，算震亡，我儿是在工作岗位上应算牺牲。同是工作岗位上死的，“雷锋式的女战士”高东丽可以评为革命烈士，我儿为什么就不能？丁炳夫的妻子陶玉洁女士听说唐山地震的消息，真是乱了方寸，给部队写了无数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有4个收信地址：“河北省唐山市39056部队22分队”、“河北省唐山市2421部队22分队” 、“河北省唐山市新华道4号22分队”、“河北省唐山市空军第六军司令部航行处”。当时部队规定不准任何人代替写回信告知，一律等组织上统一处理。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心如刀绞，丁炳夫是最有代表性的范例。因为丁炳夫的空军平泉场站航行调度室主任的命令没有宣布，不准陶玉洁办理随军手续。第二年春天，受部队委托，黄继诚、卢立军到江苏省武进县罗企公社处理善后工作。丁妻是一个十分贤慧而又通情达理的农村妇女，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照顾老人，誓不改嫁，一定要把丁家一双儿女抚养成人。试想，如果批准她随军，也不缺谁一块肉，倒成全了丁炳夫的一家，不是行善积德的善事吗？当时国家的政策太左了，执行政策的人更左！1983年，丁妻来唐山市凭吊丈夫，并汇报了她7年来的业绩：罗企公社大队厂收留她当乡镇企业工人，一双儿女学习成绩非常好，她本人也多年被评为孝敬公婆、教育儿女的模范，并被推选为江苏省常州市人民代表。这是多么好的一位军嫂！杨同心、蓝绍河家里都没有来人，他们也没有什么遗物。清理蓝绍河的木箱时发现有一把飞行员跳伞用的伞刀，还被没收了。最值得一提的是李法成。李法成这个冤鬼，山东省郓城县人，1966年入伍，他有着山东人的忠实能干和聪明诡诘，深得李永德的赏识。公共厕所反标事件后，那个标图员不但没有立功受奖，却提前复员回乡，反倒是把将李法成捧为红人的李永德打入第二批转业干部名单。由于在抗震救灾中李永德表现太突出了，才决定李永德继续留队。第二年的春天，李法成的妻子、女儿被传唤来队。李法成的妻子是个农村小学的民办老师，老实巴交。直到此时，李法成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丈夫哪去了？得给个说法吧，革命十几年了，得有点遗物吧？司令部政治协理员蒋开生在二号洞库里随便拾了一条女式棉裤就打发了。李妻不走，就被授意的招待所断了粮，是正直的司令部管理处处长王之荣一声怒吼，才恢复了娘俩的伙食。李法成的女儿天生是个弱智，那年7岁了还穿着开裆棉裤。后来她们娘俩回了山东老家便没了音讯。1980年政治形势有所松动，说反标不成立了但还是李法成写的──还是留了一个政治小尾巴。李法成是从人间蒸发了，但害得我们时常被李永德用他来说事：“年轻人，不要随便乱写乱划，李法成就是教训！”我在空六军战友网上给李法成同志敬了一杯酒。我说：“李法成，你是农民的儿子，好酒你喝不起，就敬你二锅头吧；也别多喝，只喝二两，喝多了，脑袋一热，你又该卖弄你那一手好字了。”

    我的同乡战友一共30人，地震时大部分都参加外训，当时在唐山市军部大院的只有9人，居然死了6人。死亡率67%，受伤率33%。

    自从我的信到家以后，我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无论是牺牲的还是幸存者的家长，一律到我们家去打探消息。过了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方式都有了消息，只剩下牺牲的这几个人的家长常到我家。王清建、陈洪斌、张青、芦宝祥、吕德军、宋立民6战友的骨灰送到家乡，家长都死了心。我母亲还经常到王清建家去安慰他母亲，她老人家中年丧子，眼泪已经哭干了。每次我妈到他家，他母亲都木讷地把以前的信件拿出来给我妈看。我妈发现：所有家信都是我儿的笔体，心里说，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我不也在7天之内满口牙掉得只剩下4颗吗？将心比心，如果是我儿死了，还未必能坚持活下来！

    当年，我们一个车皮上三十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地震夺去了六条生命。2010年夏天我携糟糠回老家敦化探亲，在革命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墙上找到了六名战友的名字。我跟老伴说，我的名字就在两个名字中间，老伴愕然。我说，都是一块出来参加革命的，有的回来了，有的牺牲了；因为有人牺牲了，所以我回来了。因此，我们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我们就象亲兄弟。只要一有机会，我们这些地震幸存的战友都要聚聚。

        十二、  公墓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以83岁的高龄撒手多灾多难的人寰。我忽然想起了那句只能想不敢说的话，还想起了春天溅落的三颗郧石和无数的郧石雨。我悟出来，帝王是天上的星宿，难道人民群众就不是天上的星宿吗？几十万唐山人民不正是陪着三个巨人陨落了吗？亘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生灵罹难，我们空六军军部也有464人殒命，死亡过半。大部分骨灰都送回死难者家乡安放，但仍有一些人的骨灰没有拿走，这其中有老家已经没了老人的军人，有子女还年幼的军人，也有震中灭门绝户的随军户和临时来队户。1980年，军部进驻丰润新址，简易房全部拆除土地交回大官屯大队。1981年11月，空六军在简易房时期通信营一连单、双杠运动场的位置修了一座公墓。

    公墓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是军人，中层是家属，上层是子女，碑文上镌刻着死难者的名字。骨灰安放那一天，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外围大部分是附近村民在看热闹，里圈则是手捧骨灰盒的死者家属或战友。空气相当凝重，除了瓦工张师傅操作声响外，没有过多的声音。在里圈梯田坡地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就是司令部航行处47岁的处长李永德同志。李处长面前一字摆开3个骨灰盒，上边分别写着：爱妻康娟丽、爱女李志梅、爱子李志刚。此时，李处长续弦妻子朱贺荣老师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上户口时李处长执意仍叫李志刚。朱老师不从，起名李硕，但直到上学时才正式改为李硕。按照建制序列，该在第一层安放康娟丽的骨灰盒了，只见李处长十分庄重地双手把骨灰盒交给张师傅，张师傅安放好骨灰盒，李处长又双手递给他一套叠得方方正正的“五五式”军礼服，最后递过去两个信封。张师傅一一摆放整齐，盖隔板、抹水泥，并摆放第二层骨灰盒、第三层骨灰盒，直到穹庐隆起，人们相继散去。后来张师傅跟我说：“一套军礼服还有军官黄肩牌呢；两个信封，薄的一个是信，厚的一个是钱。”我问有多少钱，张师傅操着浓重的老奤口音说：“知不道呢，要是一块一张的，得有一百多块；要是十块一张的，那不得有一千多块呀？！”我愕然。从1981年起，直到1985年，每年“五一”和“十一”，军指挥班子还要到党峪洞库指挥所担负两个月的战备值班。我偶然发现李处长有时夜不归宿，或半夜起床游走。一次，我早起跑步发现了一夜未归的李处长，他正乘着夜色围着公墓转圈，嘴里还念念有词：“小康，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孩子在那边也好吗？你要在天有灵，早该出来告诉我一声啊！我已经在这等你好几天啦。上回来这儿值班是春天，我每天都给你采一束鲜花，你收到了吗？我知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不信鬼，也不信神，可你总得出来一趟吧？你一趟都不出来。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我知道，如果我在家一定能把你们娘仨救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呀……”说到痛处，李处长还啜泣有声。

    这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每到上元、中元、下元节，每年7月28日，在整个唐山市，各个大、小路口都人在焚烧纸钱，祭奠亡灵。第二天，汽车带起了纸灰，纷纷扬扬，洒向天穹，好像还在说：你们收到了吗？

    （二○一六年四月十六日晚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