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场站组织战士们看电影的时候，那可是战士们相互拉歌的最佳时机。“通信营来一个！来一个通信营！”汽车连冲我们发起了挑战。只见各连之间频繁击掌，大礼堂内歌声高潮迭起，几乎震耳欲聋。如果主动挑战唱歌的连队音量明显盖过了被挑战的那个连队，挑战连队的首长的嘴角几乎可以笑到耳根子。毕竟和平年代没有战争，无法真实地体现一个部队的战斗力，因此，拉歌也就演变成了一种可以量化部队战斗力和意志力的标志。

    记得有一次部队放映李谷一主演的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的影片。场站的各个单位都早早就赶到了大礼堂。偶尔轮到看一场电影，战士们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至极。

那天看电影来的人太多，银幕被安排到了露天操场上。现场黑压压坐满了战士，大银幕后面则是部队营地附近邻村的老乡们。他们也像过节一样开心地笑着，等着放映开始。那天放电影的露天现场，人声鼎沸，歌声此起彼伏。

开始是我们通信营的三个连互相较劲儿，在我的指挥下，我们一连大嗓门的战友门几乎是在用吃奶的劲儿高歌。当我们拼劲全力高唱“大刀进行曲”的时候，那群情激奋的感觉，仿佛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把令鬼子胆寒的大刀！我边指挥大家唱歌边悄悄地瞟了一眼旁边的连长和指导员，看到他们兴奋的脸庞在灯光下几乎在放光，那种赞许的笑容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后来我们整个通信营三个连又组成了联合舰队，合起伙来对付场站的其他单位。当天晚上我们很自豪，歌声盖压全场，为我们通信营出尽了风头。

其实当初在连队负责黑板报的工作对我的压力也很大，第一我的粉笔字写的并不怎么样，第二我基本没有多少美术的功底。唯一不怎么怵头的就是写稿子，不过当时自己特别要求进步，领导交给的所有工作都被认为是上级对自己的考验，所以哪怕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也力争咬牙顶上。

76年元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让整个军营陷入了极大的悲痛，我当时几乎可以用悲痛欲绝来形容自己的感情。记得周总理去世后的几天，自己经常背地里流眼泪，悄悄地写了一首足足有二十多页纸的长诗赞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后来，连里指示我为悼念周总理出一期黑板报。我很快就写好了几个板块的稿子，但有一件事可把我给难住了。黑板报的版头需要画一幅周总理的肖像。我哪会画啊！就这样黑板报难产了。

我曾想过在报纸上剪下一个周总理的头像贴在黑板上，可又感觉这有点不像话。无奈只好咬牙在夜里大伙都睡着了的时候，自己试着用粉笔画周总理的肖像。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很简单，不要求好，但必须像！必须确保让战友们看了黑板报立刻能认出来那是周总理的画像。就这样我画了涂，涂了画，不停地改，不断地描，最终到底画好了周总理的画像，此时看看时钟，都快后半夜了。转天早上，黑板报终于和大家见了面。开始我还是有点揪心，曾经悄悄地做了小范围的“抽样调查”，还好被问到的战友都说画的还算像。

在连里业余时间接受的另一项工作是做战友们的文化教员，记得当时连里有很多战友文化程度不高，为了帮助战友们提升文化水平，连里让我担任了业余文化教员。帮助战友们识字，读书，有时候还给几个文化底子差点的战友讲讲课，做做个别辅导。

本来这个工作开头对我来说不是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原因是感觉干这个事儿有些无聊，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也没有多少成就感。可后来我突然对这个活儿发生了兴趣。当然这个突然转变大家都不知道，唯独我自己心里最明白。

到了77年我从报纸和新闻上得知高考在全国正式恢复了，这对我来说是个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的好消息。当时看自己在部队的现状和趋势也没有多大的上升空间了，于是萌发了争取早日复原回津，争取参加高考的想法。

于是我悄悄跟家里说了当时自己的想法，父母随后表示支持并托其他战友探家的战友给我带来了几本高考复习书。我知道当时高考复习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数学部分，无论是代数、几何，还是三角函数都是让我头疼的科目。于是我暗暗地将数学复习当成了自己业余时间的重中之重。

然而连队里的起居生活都有一定的制约，平日里值班，轮流上夜班，报务训练，早上出操队列，晚上点名开班务会，每个时间段都有正常的安排。可这复习，特别是高考的数学题，常常需要占用大块的时间。那些让我头疼的几何证明题，逼着你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去琢磨证明的每个步骤，中间稍微停顿下来，再回去想，似乎一下子又没有了路数。

其实熄灯之后，大部分战士都不能马上入睡，但熄灯号就是命令，只要每天晚上场站的大喇叭里滴滴达达的熄灯号一响，甭管你在忙活什么，上床就寝就立刻进入倒计时。睡不着，任你在床上烙饼翻身，就是不能开灯，除非你打开手电筒偷偷在被窝里看点什么。可被窝里打手电也会受限制，一来可能影响相邻战友入睡，二来也容易暴露目标被连干部或台长发现后予以制止。

由于我当时担任了连里的文化教员，利用这个正当理由，我申请了一个堆放被服的里间屋作为自己的寝室，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开着手电看书复习了。很多年之后，战友们团聚在一起，有的战友还记得我在里屋自己开着手电看书的情景。

就这样，利用文化教员的合法身份，我悄悄地干着我的“地下工作”，自己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坚持高考复习和学习英语。到了1978年离开部队复员回家的时候，自己已经将高考涉及的一些数学习题基本都做了一遍。英语的词汇和语法也有了一定的进步。

想想当时连队交给我上面这些“社会工作”时还感觉多少有点委屈，总认为领导是在利用而并非重用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些赶着鸭子上架，逼上梁山的杂活儿对个人以后的能力的培养受益匪浅。看起来人在年轻时多受累真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