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学习和工作让人感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时间来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春季，新华业大四年的英语课程已完成过半，系统的英语学习加上国际邮电服务的语言环境让我的整体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时在天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涉外宾馆，绝大部分来天津的外国人都住在南京路与河北路交口的友谊宾馆。这些老外们白天都忙公务，到了晚上闲着没事就特别喜欢找中国人聊天。那时候的中国，刚刚对外打开大门。对这些来访的老外们来说此时的中国充满了神秘。然而，中国官方对外的宣传和接待口径又很难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渴望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和民间接触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俗和社会现状等真实情况。

天津友谊宾馆的大堂入口左侧是总服务台，客人们到宾馆住宿时都在次办理入住手续，大堂的门口有几位服务生，负责为每位办理完住宿手续的客人送至指定的房间。这几位服务生里，据说有国家安全局安插在友谊宾馆的特工，事实上，当时国家安全部门的外派人员很多是以行李夫、保安员、大堂接待人员的公开身份在涉外宾馆内“潜伏”。当时阶级斗争观念还很强，对外国人的管控也非常严格，这些以服务人员的公开身份在涉外酒店工作的国安人员就是为了监视和观察那些老外的动向，关注他们平日里和哪些中国人接触，从而顺藤摸瓜找到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蛛丝马迹。

我工作的国际邮电服务窗口和国际旅行社的接待窗口恰好就设在宾馆大堂入口的右侧，平日里我们这边的一举一动都被对面那些国安人员严密监视着。然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邮电报务员，当时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几乎是一无所知。

虽说友谊宾馆当时是天津接待外宾最多的酒店，但在这里能和老外们顺畅沟通的人并不多，依我当时的英语口语水平虽然也很难和外国人讨论过于复杂的问题，但和他们简单的聊些中国的民俗历史什么的却不存在多大障碍。再加上我多年学英语练就的“厚脸皮”，和老外说话一点都不怵头。也正因为这样，我在大堂里似乎成了大忙人。除了应付我们自身的电信服务，还经常被大堂、国旅、甚至卖旅游纪念品的柜台喊去当临时翻译。

友谊宾馆内设的国际邮电服务晚上十一点结束营业，不过基本上过了九点就没有什么顾客来办业务了。老外们都是夜猫子，80年代末街面上没有任何夜生活，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到了晚上城市几乎是死一样的沉寂。百无聊赖的几个常住天津的老外，偶尔发现酒店大堂的邮政窗口有个英语讲的不错的小伙子，于是每到晚上都聚集到此聊天说话。每到我当班的时候，总有老外围拢过来叽叽喳喳聊个没完。有时还端着奶酪和葡萄酒，边吃边聊。

当时的中国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们来说大概像今天的北朝鲜，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住进友谊宾馆之后，被好奇驱使的这些老外们终于找到一个既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又愿意跟他们分享的中国人，每到晚上，他们往往会缠着你，好奇地问这问那，一直聊到我下班。

和老外们聊天对我这个英语爱好者来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儿。以前为了练口语到处“打野食”，街角公园、大学校园、宾馆饭店，几乎哪都跑遍了。眼下的工作环境老外随处可见，甚至近在咫尺。每天几乎都有外国人陪着说话聊天，我好像鱼儿游进了海，鸟儿飞上了天。然而，这种令我惬意的日子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我的麻烦来了。

1981年3月30日，全世界都被一条重要的时政新闻震惊了！刚刚就任美国总统69天的罗纳德·里根，在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讲演的途中遇刺。这件事情几乎轰动了全世界，一时间世界各大媒体各大报刊充斥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当然这个特大新闻也成了我和老外聊天的话题。那天我和好多美国人聊到了这个话题，进而和他们询问了一些关于美国政府组成，参众两院的职能，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政治常识等话题，大概是和老外们搭讪的时间长了些，于是里根总统被刺的日子也给我带来了霉运和危机。

第二天，我们局长来电话通知我去局里谈话。平日里局长来我们营业网点一般都是简单打个招呼，之后就是跟我们张组长“密谋”，现在说特意要我去谈话，让我非常意外。是好事儿？也许要提拔我当组长，或者是调我去什么重要的岗位？可是听局长电话里的严肃口气，似乎感觉不像什么好事。

我们国际邮电服务局有二位局长，两位都姓赵，一把手叫赵洪刚，面相看上去就是心地善良的人，此人办事儿认真，讲求实际，没有花架子，待人真诚。另一位副局长叫赵宝华，文革造反派出身，后来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北京邮电大学。这位赵局长是北京人，外表英俊但骨子里油滑。平时爱讲大话讲空话， 喜欢说大道理讲政治，有时左的让人受不了。

那天找我谈话的正是那位平日里油腔滑调的赵副局长。一进局长室，只见他正襟危坐，面部紧绷，看上去一脸的严肃，见他的表情那么反常，我几乎可以断定他找我肯定不是好事儿。 “小马，你和外国人聊天，涉嫌向他们透露国家机密，已经被国家安全局注意了。”赵局长的话像晴天霹雳一样，我简直被震住了！我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