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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眼中的老陈》上
我到科里任外销员的那几年，跟科里的同事们相处的关系都还不错，科里十几个人，除了正副科长有单独的办公室，其余所有人都在同一间大办公室工作，在他们中有这么一位让我尊敬的老者，至今想起来依然印象深刻，心中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他就是老陈。
我在科里那会儿，老陈六十多岁，是我们科里的退休返聘人员，我刚到科里那会儿就听说了不少老陈的传奇故事。解放前他曾是天津一家著名外资洋行的高级职员，风光的时候，只身一人往来南洋，驰骋于十里洋场，操着正宗的伦敦音，身着笔挺的西装，穿梭在吉隆坡、香港、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等国际都市从事国际贸易。
那时候老陈还是小陈，和他当时打交道的都是解放前天津城里洋行的高管和英法租借区内的买办。经过他牵线搭桥，做成了一笔笔一单单的国际贸易，老陈做中间人，赚取佣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慢慢地老陈成了公司的股东，后来又买下了公司，当起了老板。娶了两房太太，出入有自己的汽车，公司每年都有丰厚的利润入账。
正当老陈的公司和生意顺风顺水之时，天津解放了，老陈成了名落孙山的资本家，他的公司被收归国有，开始国家还让他继续当公司的股东，吃红利，后来共产党又推行了股份赎买政策，老陈公司的股份被国家强制回购，就这样老陈成了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新中国的诞生和共产党执政，老陈的命运急转直下，几年的光景，就由当年风风光光的商业精英沦落为我们业务科的一名最为普通的审单员。知道了他的过往经历，不由得让我感叹命运弄人！
当时业务科室的组成基本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些外销员，分别按外销市场所在的地区和国家分工负责出口业务，另一部分是为我们这些外销人员服务的辅助人员，其中有制单员、审单员、进料员、下厂员、价格员等。老陈当时是科里唯一的审单员，虽然他每天从事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每天只是低头审看文件，但他却是我们科最敬业，最踏实，最令我佩服的人。
其实我和老陈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他在科里的位置并不像我们外销员那样那么显赫，那么惹人注意，但他的人品和行事风格却在我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科里的大办公室像个小社会，虽然人不多，但芸芸众生的各种典型性格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大家同处一室，朝夕相处，每个人的能力、特点、优点、弱点、缺点几乎都变成了玻璃缸里的鱼，一目了然。投缘的每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天性怪癖的凡人不理，自恃清高的看谁都不入法眼，更有性格暴戾的，不是找这个吵就是跟那个打。总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什么，你总会被划进一个“群”或分进一个“类”，唯独老陈，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礼貌客气，都是一样的帮助照顾，和谁都维持着不错的人际关系。我想这和他多年来阅人无数的经历，以及和气生财的处事哲学不无关系。
老陈在科里的工作是审核出口单据，每天的工作就是仔细查看所有准备送到银行去的文件，确保不出现任何纰漏。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低头审看文件的角色，那可相当于一个足球队的守门员! 万一出现了严重的差错，直接的后果就是外贸出口的商品装船运走了，但却迟迟因为单证不符而无法收回货款。
外贸的订单，绝大多数的支付方式都是通过信用证结算，买方为了防止付了钱收不到货，卖方为了提防发了货收不到款，于是双方按照国际惯例，由买方按国际标准格式给卖方开出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里面对交货的价格、时间、运输方式、品质要求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卖方出运货物后，按买方开证的要求备好箱单、品质证、发票、汇票等全部单据，委托相关银行代收货款。货物抵达进口方的港口后，买方必须先行将货款付给代收款银行，银行只有在收到买方货款后，才会把提单（Bill of
Lading）这一提货的关键凭证交给买方。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买卖双方的利益，又化解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虽然这种支付方式对外贸的买卖双方都挺好，但相关的国际信用证组织对货物出口时的单证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货物的卖方在完成交货时，既要完全做到单单相符（随付的各种单据不能自相矛盾），同时又必须做到单证相符（随付的单据必须和信用证的条款完全相符）。准备单据的过程被称之为制单。制单稍有不慎，一个字母的错漏，一个标点符号的疏忽，都有可能给买方拒付货款制造借口，从而导致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货款迟迟得不到支付，严重的则可能造成货款两空的灾难性后果。
业务科负责制单工作的被称之为制单员，制单员干的好了，有可能被提升为外销员，表现一般的或混日子的人，很可能就干一辈子制单。出口单据工作特别烦杂，必须在能看懂信用证英文条款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准备相关单据。但由于制单工作复杂，需要制单员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负责小心谨慎地工作，方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单的错误，然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再细心的制单员也难免忙中出错，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遗漏，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的比赛，虽然你拥有一支超强的铁后卫在球门禁区严防死守，但最终你会需要一个伟大的守门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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