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早上，按原定行程大家应该一起去观光游览，然后去啤酒馆喝啤酒，吃德国最有名的熏猪腿。由于事发突然，我只好放弃了外出游玩，并留下了李晶和我一起守着闫科长，其余的女孩们则由翻译小童带队，跟着德方安排接待的人乘车离开了酒店。

闫科长一直在床上酣睡，时不时还打几声呼噜。李晶坐在床头，不停用手玩着自己的头发，我心里清楚，她本来是很不情愿放弃此次慕尼黑游玩的，但由于我这个临时领导发了话才不得不留在了房间。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在房间里一直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这期间我又给国内公司的陈振宇副总经理挂了个国际长途，跟他汇报了目前闫科长的最新情况。最后我刻意请陈总尽量为闫在公司保密，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她在出国期间犯病的事儿，陈满口答应了。

直到模特们出去疯玩了一整天之后，兴冲冲的回到酒店，闫科长一直还在睡。算起来几乎过去有二十几个小时了，我有点发慌，于是让小童给那个医生打了电话查问，医生回话说让我们放心，说只要她彻底休息好了，病自然就会痊愈。我知道德国的医生水平很高，特别是精神科医生，所以听他这么说，我那悬着的心总算安定了下来。

大约接近午夜时分，闫科长终于睁开了眼睛，她这一觉整整昏睡了近二十五个小时！醒了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她饿了，我立刻让附近一家中餐馆送来了猪肉云吞，她狼吞虎咽地喝了整整三大碗。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是奇怪的是，闫科长的病去的时候竟然和犯病时一样神速。

病好了以后，她完全成了正常人，也不曾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转天早上她让我汇报了这二天的情况，我当然只字未提她犯病的过程。只是说了说接下来的演出安排。就这样，近三十多小时的突发事件居然悄无声息地化解于无形。我们又一起踏上了下一站的演出，这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之后，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还是那么令人不可思议。

最后一场演出是在闫科长发病后的第三天，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在德国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了。这些日子以来，让闫科长这么过山车似的一通折腾，我似乎感觉身心俱疲，仗着那时候年轻身体底子好，加上出国时吃得好营养足，尽管精神紧张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但各方面的工作，甭管份内还是份外的活儿，我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直硬撑了过来。

我知道闫科长此次发病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超负荷，精神过度紧张所致，因此，在接下来的演出和事务安排上我尽可能“截流”一部分应该报备领队定夺的事情，总之我在尽量帮闫科长减压，力争多担几分肩，平安度过接下来的日子。

多日来的演出，法国电视台的那位帅哥主持人一直对舞台上扮演婀娜多姿的新娘马莉小姐情有独钟，千方百计地接近她。这位身高足有1米九以上的大个子确实是个典型的靓小伙。绅士风度，健硕的身材，笔挺的西装，那近乎海蓝色的眼睛。不知这位靓仔中了什么邪，自打演出开始后一直追求着马莉。

我还受命于闫科长，担负着制止他对马莉的“不良企图”的任务，此事后来几乎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其他姐妹们也时常以这个事做由头拿马莉开涮。其实，当时这位德国帅哥就想拥抱马莉，而拥抱就是西方人的握手。但当时拥抱异性几乎属于类似“流氓”行为。所以每次我们开会，闫科长都会不厌其烦地叮嘱马莉小心！

大幕终于落下，最后一天演出结束了，和以往一样，东道主为我们表演队开香槟祝贺，同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我注意到电视台的那位帅哥端着香槟杯围着大大的圆桌追着马莉，看样子确实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味道。但马莉却不敢有任何懈怠，牢牢记着闫科长的训令，临走也没有让那位德国小子得手。

最后一天，主办方让我告诉大家，模特们可以在自己演出时穿过的服装里随便挑一整套服装自己带走，作为卡斯达送给模特们参加此次演出的礼物。这可美坏了这些爱美的姑娘，她们挑选了裙子、外衣、内衣、帽子、手包、风衣、围巾，鞋子，几乎样样没落下。闫科长也为她女儿挑了一些衣服，由于没有男装，我也为太太找了两件裙子和一件风衣。最终，大家带着旅行的喜悦、带着那些心仪的服装，带着一千五百多德国马克的外快，也带着疲惫和倦容，乘机返回了北京。

我回公司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公司领导汇报此次出国情况，没想到还没走到二楼经理办公室，就被好几个同事拦住，问我闫科长在德国犯精神病的事儿，这让我很诧异。因为公司里只有我和陈振宇知道这个事情，出国回来后我也从未跟任何人讲过此事。消息是如何泄露的呢？

见到陈总，我先递给他一个小药瓶，那是闫科长在德国用过的针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把那个药瓶带在了身上，心想着万一以后闫科长如果回国再犯病，可以没有顾虑地给她使用那种特效药。

陈接过药瓶，漫不经心地放到一边。听我简单介绍完情况以后，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此次出国你基本表现还不错，不过闫科长好像对你有些意见啊。” “对我有意见？！”我当时有点怀疑自己的听力。我在国外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尽职尽责，特别是在闫科长犯病期间，我几乎是在尽心竭力地照顾她，她怎么会对我有意见呢。”陈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接着解释说：“哦，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主要是感觉你在对外的一些公开场合，多少有些超越了作为翻译的职责。”听到这，我脑子一片空白，几乎无语！闫科长肯定是疯了！

我没做再多的申辩，只是认真地问陈总：“我不是跟您提过为闫科长的病保密么，怎么好像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呢？”“哦，我把这个事在经理办公会上跟大伙做了通报。”我顿时无语，离开了经理室。出来时，我看见陈总把我从万里之遥带回来的小药瓶随手扔进了废纸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