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日龙岩迎来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日子，父亲这时后已育有一男一女二个子女，他将自己的全身投入到火热的土改工作中去，由于有解放前参加地下党活动的经历，在土改运动中，父亲很快在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大洋村的基干民兵，担任过民兵连长、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家中有“曲九式”汉阳造步枪一支，父亲日夜不离身带着，家中也分了田与地，同时分有地主家没收的一座瑞士产的自鸣座钟，一到钟点便会发出悦耳的钟声。（可惜此座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小心让我给打碎了）

      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直至他逝世的前一天，父亲一直是生产队队长，父亲在1960年困难时期，曾经带队去龙岩西伯利亚——万安乡修筑公路，等任务完成后，他又被组织上抽调去溪南煤矿劳改农场管理过劳改犯，因困难时期，全家都吃不饱饭，他又自动回到生产队，干他的老本行——务农。直到四清运动，工作组来到我们村进驻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武光同志带队来大洋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吃住在我们家，因我们家是贫农身份，又是烈属后代，父亲在运动中积极，被推举为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在工作队的影响下，初中毕业的姐姐也随社教工作队去福建的南安县搞社教工作，可以说是家里第一次出现了吃“皇粮”的人，成了国家工作人员。虽说我们家第一次有了国家工作人员，但我们家这时候已发展有三男二女，共7人组成的大家族。家中仍然生活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记得为了支持姐姐去南安县参加社教工作，家中仅有的二床被子给姐姐带走了一床，家中到冬天只能几个小孩子子挤在一个大床上睡觉，而作为家中主要劳力的父亲一个人睡在小床上，上面盖的是破棉絮和蓑衣，以至于第二年姐姐赶紧提出困难申请一床棉被，才解决了父亲及全家老少过冬的困难。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父亲参加邱锦才领导的革造会，参加西陂公社武装连，保卫他心中的革命政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清队时，被对方诬为“国民党”受到打击。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于1968年和1973年亲自送走二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自己也经常被农村的中、小学校请去向学生们宣讲忆苦思甜，感谢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作主人的甜蜜生活。这真正新旧社会两重天，人民翻身作主人，从前孤儿苦连天，今日扬眉吐气换新颜。政治上翻身做主人，经济生活仍然是清贫，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