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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做军事、军队讲。戎装：军装。戎机：军机，如《木兰辞》里的“万里赴戎机”。由于这里讲述的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军营生活，当年二十多岁的人，现今也五十多岁了；当年三十多岁的人，如今则已经退休。难免会出现事情前后秩序颠倒不准确的现象发生，加之讲述人对当年的事情无任何文字记录，而凭大脑的记忆、回忆整理而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及他们的后代，提出改正意见，以便在第二部（续集）里作以补充和更正。如有可能，请登录我的博客网址：http://1226733315.qzone.com或者登陆：http://hi.baidu.com/hjn3297/blog，请给我留言或发信息。
一九七六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同年十月六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接着从全国各地开始征兵。大约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政审、体检完毕，我正式接到了“入伍通知书”，但落款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到我们那里大连市金县接兵的是当时任38师112团机务二中队无线电师的一位姓井和另一个叫魏富海的两位同志。姓井的年龄大一点，何年入伍不详。魏富海是一九七0年12月份从山东临沂、临胊一带入伍的。当时地勤灶伙食费是0.5元，非常好的。做饭放“大料”，里面有“粒子”，他就吃那个。他还说“这是一味中药，能治病”，我也学着吃，但第一次吃，味道实在是难受。可后来，我也吃习惯了，直到现在，每当吃饭时，遇到大料我还是习惯地吃那粒子，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我们大连市70名新兵从金州火车站登上火车（闷罐车），从中午12点左右，开始了军人的生活。火车一路向北过沈阳后又转向南过山海关后已经是一月六日的上午，只见白茫茫的大平原一望无垠。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华北大平原啊。白雪皑皑，间或可以看到地里有开白花的矮棵作物，一打听那个东西叫棉花。火车走走停停，一停就是好长时间，听领兵的首长说：“这是在过专列”。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在唐山火车站停下后，开始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志下车集合后就被盖着大篷布的解放车拉走，可能有30多人。后来这批兵被分到了24师。当时的唐山车站，那个倒塌的大水塔，还剩半截，看得我们目瞪口呆。七月二十八日的地震到现在才半年的时间，人们也刚刚住上地震棚而已。甚至有的人家还没有呢。火车站附近，有的铁轨变形，扭曲，房屋则更是破烂不堪，基本没有好的，到处都是残墙断壁。地震对我来说，一九六九年经历过一次，但那次地震震中在渤海湾，我只是感到了大地在抖动而已。一九七四年海城地震，等传到大连也只是有震感，我也在冬天里睡在院子里自己搭建的地震棚，但那也很暖和，所以心里一直在想，不知唐山当地的老百姓怎么过啊。实际上唐山七.二八大地震后，华主席代表毛主席、党中央马上赶赴灾区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徒步向灾区开进，唐山人民奋起自救。创造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奇迹。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当时的救援完全是靠手工啊，所以当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虽离开部队多年，但除了惊愕、祈祷之外，我相信，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今非昔比，救援速度、质量、救援的程度，肯定会好于唐山那次大地震。果不其然！五十六个民族，万众一心，十三亿中国人民，顶天立地。泰山压顶，更可见战士精神，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一九八七年夏，由于我所在的杨村机务跑道再次翻修，我随部队，真正来到了唐山空军机场。十年啊，唐山可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十年中，每当探亲坐火车路过唐山时，不管那个车次，什么时间，我都会站在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门口，默默的看着唐山火车站，唐山的变化，真可用翻天覆地，判若两人来形容。我记得和家属及孩子到唐山东面凤凰山游玩时，曾看到两样东西，一个是一块碑上，记录着“××捐银××两”等字，这是为当年有钱人捐银修建凤凰山的庙宇而立。它不起眼，不当心真注意不到这个东西的存在。而另一汉白玉碑上则刻着“58×××”部队、“69×××”部队，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省市的有关部门的名字，这时唐山人民为感谢和纪念那些帮助他们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人而立的。站在山顶，可以看到那座“唐山人民抗震纪念碑”，直直的站立，彷佛在思考，又仿佛在诉说。我一共在唐山驻扎了半年，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唐山老百姓在看我们这些当兵时的那个目光，那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老母亲再看自己的儿子一样；那就像哥哥姐姐再看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虽然军民之间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那就像兄弟哥们之间发生矛盾一样，都不难处理和解决。这种眼神，除了我探家从爹妈那里看到过外，再就是在这里碰到，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复员后，与朋友讨论中国何地最适合居住时，我说：从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意见是威海等地。但我首选一是大连，二是唐山。唐山八九十年代，物价不高，物产丰富，瓜果梨桃、海产品应有尽有。南有海北有山，环境也不错，是一座新兴城市。与南方的城市相比，它凉快，与关外的城市比起来，它有点热。而不像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沈阳，夏天干热、冬天干冷，又大又乱又脏又差，像个大工地。春秋风沙又大，说冷，头天还能穿单衣单裤，第二天就得穿毛衣毛裤，戴绒手套；说热呢，头天还可穿着西服系着领带、马甲和毛背心，第二天就可以穿短裤老头衫上街了。
又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唐山的老百姓你们好吗？我打心眼里祝福你们，愿你们人人健康，家家幸福。
大约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的中午1点钟左右 ，我们这列闷罐车，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天津火车站（北站）。多少年以后，我才想明白，它为什么不从军用线直接开到杨村机场，可能我们这是载人的吧，不同于油罐车、货车。但一九七八年十月，空军组织的那次“杨村校阅”华主席则可是坐着专列从专用线直接开到机场的啊。此是后话，以后再谈“杨村校阅”的事。从火车站出来后，又步行了近20分钟吧，我们这些新兵坐着大解放车，经过“金刚桥”走“东北角”“北仓”直接往杨村机场而来。经过南营口我们到达位于机场南免面修理厂后窗户外的池塘岸边的一块平地而搭起的用油毡纸而盖的地震棚。我分在4区队，队长：师军务科的河北人，叫郭志华；副区长：七四年兵的师机要科的陕西人，叫马程录。马程录讲的陕西腔的普通话，多年以后，我在看《武林外传》听到那个闫妮扮演的“佟湘玉”的说话时，感到特别的有意思，心里想，那个“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男人高吼秦腔”的陕西话，我可在30多年以前就听到过了。当晚，吃的晚饭，并不丰盛，好像还是二米饭（大米和小米）菜也是一般般。后来才知道，我们新兵连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17元。饭后来了一位卫生队的女军区，当时年龄在30岁上下吧，也许还不到。给我们发了一点甘草片、含片、扑热息痛等药。对于军人和女军人我并不陌生。大连地区从解放后，到文革前，每个乡镇、公社，都驻有一个团，甚至是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他们有农场、土地、砖厂、瓦厂、军械库、弹药库、汽车修理厂、俱乐部、澡堂，应有尽有，而且就驻在我们村里。这支代号三二九七的部队曾归旅大警备区，守备二师管辖，但一九六九年援防后，再无音讯。他们走后又来了一拨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的“八一疗养院”的老红军们。那里有几名女军人的。他们的子女大方朴实，家教很严。学书法、绘画、爱好体育。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眼前这位后来知道姓张的女军医则长的端正、秀丽，军装一穿显得很精神。过了一会功夫，马程录副区队长宣布通讯地址是“京津线杨村39583部队70分队”，实际上39583是38 师的代号，70分队则是我们现在这支师直属教导队新兵连的代号，并强调要保密，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写的不写，不该问的不稳，不该记的不记等等。保密这个词，是从刚上火车开始就在耳边没有断过，就是回到地方后，进档案室，机务室，总经理办公室等也是这样。当时的单位领导也很惊讶，说道：“还是当过兵的人啊。”但后来单位改制，因为不是领导那条线的人，被买断下岗了。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怀念部队首长、战友和部队的十多年军营生活，俄罗斯有篇部电影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而地方上就相信眼泪吗？！接着马副区长宣布熄灯睡觉，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我也从此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到哪，说睡就睡，而且越是陌生的地方，越能睡着觉，不管出差，还是旅游，第二天早上说几点醒就几点醒。
也就是从这一夜，我的十三年从戎生涯正式开始了。
建国已经六十周年了，在这六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的征兵历史里有两个很特殊的年份，一个是一九七一年，全国没有征兵，另外一个就是一九七六年，一年里全国征兵两次。前面说到的接兵干部老井老魏是七一年山东的，实际上他们的档案里，工作年份填的是七零年十二月份，即“入伍通知书”的日子。但到达部队的日子是一九七一年1月份，习惯上把他们叫做71年兵。实际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当年没有征兵，而1976年的两次征兵我都经历了，年初三月份我到车站送我的一个发小，去东海舰队参军当兵。第二次就是年底我自己当了兵。9月9日毛主席去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11月初接兵干部的选派培训，接兵的地域，入伍人数，省份的确定，都是一气呵成。12日中旬发了一套棉被军衣。并且接到通知说：“近期不要外出”，随后下发了“入伍通知书”。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历史两次比较特殊的征兵年份。到了1977年1月5日我即登上火车开往部队。
在那批大连兵当中，有王赞国，112团机务大队部文书。魏绪平，关群，石善煜，于长彬，丛彬，112团3中队电气员。薛永超，宋士平，夏永杰，113团仪表员。张贵林，于长富，112团4中队军械 员。隋全先，于飞，导弹中队。杨得元。鞠文毅，孙殿国，左增君，隋全先，于飞师直导弹中队，杨得之，鞠文毅，孙殿国，左増君，宋凡荣，孙双喜，栾英俊112团1中队仪表员，焦春刚，马兆发，关盛喜，李长有，王永江独立大队机械员，张万城，孙宝新独立大队仪表员、电气员，郭长越，姜捷，井顺昌112团2中队无线电员，王官禄，裴胜权113团仪表员，吕世伟，丁宁，李华胜114团一中队仪表员，卢德本修理厂，姜云成机要科，华兢年112团2中队仪表员，李济富112团1中队无线电员，孙德高3中队无线电员，于德茂修理厂电气员，王国庆机要科，于新胜112团2中队军械员，闫长斌，杨德奎……。分到114团的人不多，大部分都在112、113、修理厂以及独立大队。
这一部分，本来要等到“机务教导队”结束，下中队后写，但到时，又不知写到哪里去了，还是想起来，就先写，以免遗失或忘记。
抵达部队的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最先来到抗震棚看望我们的是教导队大队长全克同志，也许昨天晚上他就在由炊事班员。，教员、，等十几个人敲锣打鼓的欢迎现场。全克大队长，身材高大魁梧，大脑袋、大眼睛、大嘴大耳朵，是辽宁锦州人。第三天到达部队是江苏省句容、漂阳、漂水等地的七七年江苏兵。我能记得的名字有句容人陈铁军，眼睛大而圆，后到表演大队特设分队。王建，镇江人，后到112团4中队仪表员，指导员，干事，高高的大个子。句容兵王民，112团3中队电气员。漂阳人朱阿平，112团2中队机械师。刘燕双，仪表员等等。其后几天，师政委，师长，参谋长，由于我们教导队隶属师直系统，师直各部门的领导，机务处也来人看望我们，机务处主任叫宗景仁，黑龙江人，个子不高，但力量很大，且会日语，懂得摔跤和柔道术。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大连兵王永江和张万成，是一个很壮美的小伙子，我们下连队混熟悉了以后，非要和宗主任摔跤不可，只见宗主任说：“来来来，不要在这水泥地上，咱们到那边联络道的草地上去。”只是他俩刚刚进到联络道草地里面2米多远的地方，两人便被摔倒在地上。由此可见宗主任的功夫确实很深。因为，在当年，我们这些人主要运动方式就是在田间地头摔跤，虽然没有名师点拨和专业训练，但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没有三五个回合，都不可能把对方轻易放倒。但今天，还没有让人们看清使用的什么的手法，脚法，这两个壮小伙子就倒地不起，这更让我们对宗主任愈加敬佩。后来宗主任在八十年代转业后，曾自费到大西北荒漠和河北昌黎的盐碱地栽树，可能一万多株吧，这件事，当时的《空军报》曾做过专访报道，并配有图片。一切费用都是自己开销。那宗主任在航空机务方面的业务水平，我认为是无人能出其右；在这里，我还得说说后来成为38师军务科科长的郭志华同志，他河北人，大概是68年前后的兵，令我至今还感到吃惊、佩服和不解的是不管你是77年的还是78年的，凡当年在他所在区队里待过的，后来转成志愿兵，十多年后，大老远的就能叫出你的名字，真是令人咂舌！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对队列条令的熟悉程度，可以说都能背下来，后来听说他当年参加了机场西面对外开放的那个陆军66军196师的培训班，所学的内容也就是今年阅兵式上所看到的内容。
新兵连的训练是三个月的时间，临近结束前的10多天，我们终于领到了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说来也怪，没有这2样东西，就确实显得很傻，一戴上这两样东西，人就显得十分的精神。我清楚的记得马程录副区对长当时半开玩笑对我们说的那句话：“戴上领章，帽徽，你们就是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是一名革命军人，如果有人偷偷往家里跑，那就得按军法处理了。”这可真是太吓人了。
新兵连军训结束后，我们就进入了机务专业知识学习阶段，我分在特设专业仪表班。仪表教员有一位姓秦的教员山东人，电气教员有2位都姓李，四川人，还有一位仪表教员武华成，73年沈阳兵。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师是张延发，政委是高厚良，38师师长可能叫王学考（音），我们都叫他王师长。张司令、高政委我都曾见过。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在机场南头的战备值班室值班，这时候高厚良政委去我们那里慰问，祝我们春节快乐，虽然那么大的官，但是没什么架子。
专业知识学了三个月时间，最后是上机实习，考试。那时候天津地区在六月份天气就已经很热了。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新兵连军训后，我们在机务专业课学习时，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最后那一个月我们上机实习，则完全吃的是地勤灶的标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习，除了学专业知识外，就是讲究个人习惯的养成。例如，上飞机前要检查着装，像衣服的扣子等小东西，千万不能遗留在飞机上，下了这架飞机，还要重复检查一遍。到另外一架飞机工作时，又得再检查一遍着装，虽然刚刚检查完，即使这两架飞机都在一个机窝里，而且仅仅相隔几米的间距，但是也需要重复上面的动作。而对工具的检查和保管，那就不是说习惯和养成的问题，而是规章制度必须去遵守的事情。每件工具都有个人的编号和代码，像钢印一样打在上面，或者由红油漆写在上面。抹布则是用线缝制标识，有的还要用一块木板，把工具的形状大小一比一的画在上面，然后对照检查。如上述所说，上机前要检查清点，下机后，还要再次清点一遍，到另外一架飞机还要重复如此程序。对于保管工具所养成的习惯，就是回到地方后，也是如此。凡经我手保管的工具、物品，基本上没有丢失的。地方上有种，名曰“借”，实则“要”的手法，开始我也不明白，心想工具借给你了，你用完了为什么不还啊？所以我向其本人索要，对方不得已，还得还给我。后来他们知道我的这个脾气是在部队养成的，也就有所谅解。不过也确实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也就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三月一日，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我们下课后，在地震棚外面进行课间休息时，修理厂过来几个老兵，与我们的教员窃窃私语，依稀听到“一等、双机、渤海湾”这些话，说完这些话后，双方的脸色显得有点沉重，好像凝固住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当时惊动有关高层、牵涉到几个部门搜救的渤海湾上空我师双机相撞一等事故。也就是从那以后，凡是飞行海上科目，一律穿救生衣，内有拉烟装置，小反光镜，只要吹两三口气就迅速膨胀起来的小皮筏子等，到后来，BB机在全国普及的时候，我就想，当时如果有这种设备，不也可以定向寻找吗？也许有吧，但我不清楚。因为那次搜救，海军、民航甚至渔民也参加了搜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因为那不是战争年代啊。后来教员告诉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正在查找，就算不是我们机务方面的责任，我们也应当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机务工作无小事，马虎不得。
下到机务中队后，也亲自经历过这种事情，有的就发生在眼前，所幸的是自己在地勤特设岗位干了13年，但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失误，总是胆颤兢兢的工作。现在有时候也会被恶梦惊醒，梦中的景象便是一架飞机蒙布没有全部打开就往天上飞的景象。直到现在，歼6飞机的仪表检查路线图我还没有忘记，飞机维护规程条例我还有着深刻的印象。当时112团4中队特设分队有一位76年吉林敦化兵，叫吕忠信，因为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立过功，在内场机务维修方面业务能力突出，提干后被树为空军雷锋似的干部。当时空军还有一位“雷锋式”的干部叫朱伯儒，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机务方面实行的是“夏北浩”检查法。我在部队13年，受到中队级嘉奖大约15次，那就说每年肯定有一次，别小看这个“连嘉奖”，它也是内务条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时候评比，就看硬条件，只要在规定内容上有一个小差错，就一票否决。评上的心安理得，没评上的心服口服。例如，歼6飞机电瓶电池每月一次的充放电日期，不能出现差错。仪器仪表的履历本不能丢失等等内容……都是评比条件。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我们结束了机务教导队的学员生活，我被分在了38师112团，当时的团长姓葛，黑龙江人，他的小儿子当时只有5、6岁，圆头圆脑的，我们都叫他葛老五。后任团长许运友，大连人，渔民出身，飞行了28年，无任何差错，屡立战功。还有张亚忠（音）、汪明雷，他们后来升任到副师长，师副参谋长等职。在空军航空兵里面，就是军长师长每年也得有一定的飞行小时时间，当一名飞行员不容易，身体条件合格仅仅是一个项目。比如大家所熟悉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同志，他就是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出身，其本人的身体外在条件并不十分突出，因为心理素质的特别稳定、飞行技术出众才被选中作为第一位航天员上天。
当时的团政委叫曹秀生（音），山东人吧？个头不高，后来调到空六军军事检察院任职。
下任政委叫樊启发，湖北人，后转业到天津市河东区某家保险公司，具体在“人保”还是“太保”不是很清楚。此人个头高大，身材很魁梧，有一副官相，因为曹政委当政时正是文革刚刚结束，飞机在工厂的质量难以保证，部队里面业务练兵的风气还没有形成，出了几次事故。待到樊政委上任后，里外上下环境条件都有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叶剑英元帅对空军提出“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号召后，航空兵事故连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好转。“万时率”最低时我记得好像降到了万分之三，这是很了不起的。樊政委当时说，整个一本《飞行员训练大纲》，他几乎都背下来了，正睡觉呢，一听到飞机在房顶上飞过的声音，他一骨碌就被惊醒。樊政委在任时，杜绝了一等、二等事故，甚至连三等事故也很少发生，对战士很关心，用一句现在的话形容就是这个人很“仗义”，是个很讲义气又不失原则的人。下面的战士都很佩服他。有一次，在三号机窝外面的跑道上，因秋天风大茅草干燥，在一次做“机械日”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着起一个半米见方，小圆桌面大小的火苗，他当时好像还在任机务大队政委吧，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喊人的喊人，拿灭火瓶的拿灭火瓶之时，我离他约有5.6米的距离，只见他就地往火苗上一滚，又回滚了一下，火势随即被压小，此时灭火器也拿到了跟前，扑扑两下就扑灭了。“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这条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樊政委任政委之职时，华国锋的儿子曾在我团飞行员中队挂职锻炼过，此人我见过，一米75往上的个头，大眼睛，高高的鼻梁，言语不多，走路沉稳，是一个十分老练的人。
樊政委，老领导老大哥，我是77年大连兵小华啊，您还记得我吗？您生活得好吗？我全家祝福您啊。
当时我所在的机务2中队，中队长姓郭，北京人；指导员杨国斌，河南人。
后任的指导员叫尹金城，北京人，68年兵。在1978年3月份左右，在杨村机场北营门口路南有一座假山，山的东西两面是荷花池，假山也就十多米高，上面生长一些松树，文革时还挖了几个单兵掩体，也叫做小猫耳洞，当时场站警卫连就住在北营门口，77年与我们同时入伍的还有一批黑龙江兵，但他们大部分分在场站和地勤中队的炊事班里，如黑龙江哈尔滨肇东万宝镇的吕振华，他爱人姓党，有个女儿小名叫“盼娜”，我曾问过名字的涵义，她母亲说“就是盼望你们这些当兵的能早日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的意思。还有一位肇东万宝镇的人叫做历文，爱人：张×红，当时是万宝镇中心小学的代课老师，她的儿子要的比较晚，可能91年出生，叫做历宝琦。
话说警卫连当时有一个黑龙江77年851农场来的兵，可能是姓盖。因为一点小矛盾就持枪跑到假山顶上。他的枪里还有子弹，情况很危险。当时我们那天正在机场进行“飞行日”工作，而指挥塔台就是在北塔台，离1号机窝600多米远，而1号机窝的后面是那个西荷花池，再抬头看就是那个假山了。现场气氛很紧张，生怕他跑到这边来，使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地勤人员暂时禁止往1、2、3号机窝方向去。又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当时是冬天，刮北风，马马虎虎听到响了几下枪声。这是我看到尹金成和另外一个干部双手放在背后手里拿着手枪。听到别人问他：“怎么样，接上火了吗”。他是：“嗨，一枪都没有放，就结束战斗了”。后来我们部队为此事专门做了一个专题讨论，每个人都要发言、表态。中心意思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多大的矛盾要想得开，要找组织上来解决，而不能个人意气用事。更不能胡来。这就是当年发生在杨村机场的“假山战斗”。时间在1978年3月份左右。
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看，有些原因可能现在会感到都是一些很简单、很幼稚的。但是那时候的人的思想、感情，也是那么天真和简单。也就是从那以后，部队里各单位佩发的枪支全部上交到军械股，封存起来。包括飞行员平时飞行训练，也都是只带一把伞刀。除非特殊情况，和执行战斗任务。
我们当时112团2中队特设分队长是王祖德，湖南湘乡人，68年兵。他的儿子叫王翀。特设师马灶弟，广东省封开县人。后来听说王祖德转业分到湖南湘乡检察院。马灶弟分到封开县森林公安。现在可能都退休了吧，分队长，特设师你们二位都好吗？70年兵有江苏省人仪表员张国富。湖北省安陆人电气员周克勤。70年12月的兵，山东人，沈儒奎，他后任到团政治处主任。73年沈阳兵霍长山。74年河北张家口蔚县的特设师黄雄，后来任到“表演大队”教导员。特设师蔚县的李岐明，他是我的师傅，手把手的教我。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从来没有骂过人，发过火，总是那么耐心细致。师傅，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与你当年的教育分不开啊。我很想你啊。蔚县的张全义是个志愿兵，大个子，自学日语和无线电修理。其日会话水平不行，因为无人与他对话，全靠听收音机。但是其书写和阅读能力，现在我认为至少在专科以上。由此可见张全义的学习精神多么地令人钦佩。75年兵有福建省闽侯县的吴慧特设师，后任师里干事。闽侯县的杨明城，陈燕祥。杨明城是个大好人，陈燕祥个头不高，在七十年代就自费订阅《摔跤》杂志，另外乒乓球打的很好。76年广东汕头兵谢淡雄，洪惠跃。吉林敦化的宋玉玺，刘？？，电气员。77年的大连兵华兢年，杨荣国，杨德奎。78年浙江绍兴兵，丁成法，此人如果从侧面看，长的跟鲁迅先生很相似。工作起来那更是认真的不到了。有时候我就对他说：“你是鲁迅先生的老乡啊，长的也很想象。”他就说：“我哪能跟人家大文豪相比呀。”他有一个特点，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那就是每次吃饭时，先吃菜把盘子里面的肉放在一边，等吃完饭，最后一口把肉填到嘴里，这是他的一个固定吃饭习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就可以把菜味压住，嘴里就全是香喷喷的肉味道了。”回到地方后，我有时候也这样吃饭，曾经引来了无数询问的目光，我只好说这是我的一个战友的吃饭方法。78年兵特设分队还有一个安徽铜陵人叫汪永峰，大眼睛，脸上有青春痘。是一个十分老实讲诚信的小孩。汪永峰战友你今年有50岁吗？
79年的兵就很多了，有广东韶关的栾怀韶，此人练过武术，父母亲是“四野”的南下干部，。祖籍山东，就是那个出了108将的水泊梁山地区。此人很讲义气，既有南方人的聪明智慧，又有北方人的直爽。我的评价是：此人办事，可以放心。湖北省孝感兵叫张伟，北京大兴兵闫常亮，刘俊杰。小刘擅长书法，每当机械日或者飞行日结束后踢完足球后，他就在那写毛笔字。我想他现在应该成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一员了吧。因为在八十年代特别在军营里写毛笔字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连队里的黑板报的粉笔字能写好的人也不多。各个中队的指导员都想要几个吹拉弹唱方方面面出众的兵。那时候的兵文化水平低，也就是初中文化吧，见识也少，能写一手字的人也不多。还有一个人从韶关来的，叫王粤，其父亲也是南下干部，但他后来回到了吉林省白城市的老家。80年有一个上海兵叫裴？才（音），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佩服上海人的聪明和实干精神。这个小孩太机灵了，领导、老兵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他马上就能心领神会，工作上就知道下一步是那一步程序。生活是则更是一个明白人，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心中很清楚。
那个时候买手表、自行车还得凭票才能买到。战士探家回来大都带点土特产如鸡蛋，鸭蛋，苹果，花生。水果糖，桔子，柿饼各个地方的小食品在当地认为好一点的无过滤嘴的香烟。一包香烟也就0.30元上下。也就在他们这批上海兵探家回来后，带回来的香烟是带过滤嘴的“牡丹”和“凤凰”牌香烟，还有“大白兔”奶糖。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消费品，但是他们说到：“实在拿不出手，只好带这几样东西。”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消费水平比全国各地要高出很多啊。77年我入伍时“津贴费”每个月是6元钱，第二年是7元钱，第三年是9元钱。但是除了买点信封、信纸、邮票之外，在就没有什么消费了。
81年是山西兵，来自长子，晋城，高平，太原，长治等地方。有虞晋忠、殷金社、晋峰义。晋风义和后来内蒙古一个姓马的兵，都是我带教过的。殷金社和我一直在一起，可惜没有留在部队啊。还有一个沈阳兵叫王景欣，此人社会经验丰富，各个方面条件突出。就是现在在地方干的也很出色，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与前面说到的广东韶关兵栾怀绍可谓是一南一北，一龙一虎。后来工作调动频繁人员、名称也很难记清楚了。殷金社你在工商所工作还好吗？晋峰义你现在在哪里啊？
当时，2中队其他分队的情况是，机械师山东禹城人梁金忠，后任分队长。其家属来队还请我吃过饭呢。74年蔚县兵张连满，能唱几句河北梆子“萧何月下追韩信”。还有王风洪，后任警卫连连长。还有常彪，等等。中队长魏战胜，当他拿出来一个气体打火机时，我们都看的眼睛都直了，那个时候气体打火机不象现在遍地都是。他来自高干家庭，现在好像在青岛当律师。还有一位是北京人叫孙平，后来到教导队任职，是个高干家庭。跟他在一起洗澡出来后给我一块糖吃，说是补充热量和糖分。80年“猴票”刚出来时曾经对我说“小华，你买几版吧我没有听他的的话，现在想想多么可惜呀。后来还有一位中队长山东人，叫韩长海，我就是在他的任上留在部队的。我能有今天，与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位机械师是他的老乡叫菅光辉。73年兵徐海文，沈阳人。后任机务大队大队长，是个很厚到的人。现在在地方干的也不错。当时的机务大队长71年山东兵叫房加荣，副大队长大连人叫徐国才。这二位都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机械师山东人徐学奎，机械员，王金荣，73年沈阳人，机械员，赵克城大连人77年兵。
军械分队的分队长是68年湖南人叫李江林，军械师有四川人李林清。68年兵湖南人谭？？。他曾经受到一个处分，处分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台湾何时解放，此处分何时撤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做“机械日”的工作中，军械员校炮时，前千斤顶没有顶起来，致使飞机机身前低后高，正好使“瞄准具”瞄准的角度在目标的正下方。巧合的是第二天“三等转二等。”接着不大一会就“二等转一等”飞机升空打敌空飘气球。由于当时台湾国民党方面经常向大陆施放空飘气球，里面有收音机、糖块、饼干、巧克力、和一些宣传品。它一过台湾海峡中间线，我们的雷达就扑捉到目标。一般在福建沿海和浙江一带就能解决战斗。真正空飘到天津东渤海湾上空的则是很少数的。那天执行这次战斗任务的就是王牌飞行员后任38师师副参谋长大连人许运友同志，在空中他将三门炮弹都打光了，约有225发吧。眼看着炮弹从气球下面呼啸而过，就是没打中。眼睁睁的看着气球从我师空域飘走，被友邻部队打下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政治方面不说，光说你业务技术不行，那升迁等等都别提了。何况还有一个荣誉的问题。团，师的荣誉，空6军的荣誉。所以，飞机刚刚一着陆，就直接拉到机场南头18号机窝附近的靶场校炮去了。机务处、大队部的人来了，军械主任人来了，他们都是行家里手，谁也别打谁的马虎眼。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原因找到了，责任也落实了。谭军械师当天是负责人所以受到了“警告”处分，而那个军械员因为是刚刚独立工作不久的新兵，只好以批评教育为主，在中队全体军人大会上做了个检查了事。我曾经问过飞行员，他们说条令规定怎么飞，怎么操作，你就的按那个操作。例如，飞海上科目，海天一色，上下位置很容易弄颠倒，长机栽到海里，有的僚机也跟着栽下去，就是这个道理。歼6飞机三炮齐发很容易造成空中停车，使飞机失速，进入螺旋状态，其后果不堪设想。外行的人可能会说把机头抬高一点不就可以了吗，是的。但是没有塔台指挥员的命令，飞行员自己是不会乱操作的。
机械分队有一位机械师广东兵68年的，姓黄，因为收听“美国之音”而受到处分。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皮鞋，手表战士不能有。收音机只能是干部有，白天除了工作，体育活动就是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晚上打开收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忘了关机。后半夜收音机里就可能出现一些中外文的电台，所以很容易授人以柄。不就是有一个战士，在泥土上捡到一枚毛主席像章，放到水龙头下面冲洗，他边冲洗边说“我给毛主席洗个澡，我过毛主席洗个澡。”被别人听到后汇报上去，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早在1948年1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史密斯——蒙特”法案。因为怀疑这个电台在给共产党做宣传，所以就禁止美国人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个电台在2009年度的财政支出预算达到1.94亿美元，用45种语言每天播出1500小时，听众有1.03亿人。可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谁收听了“美国之音”的话，那“收听敌台”，这顶大帽子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当今这个网络技术十分发达的社会，可能没有几个人去专门收听“美国之音”的吧
军械分队有个山东的军械师，叫翟宝忠，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怕黑，所以有的战友就晚上在他的窗外跺几脚，吓唬他。有个73年的沈阳军械员，叫景恒杰，沈阳市铁西区人，他在复员离开连队的那天晚上，与我约定：“咱俩好好干，争取在人民大会堂见。”军械员廖志勇，79年广东兵，是一个很幽默的战士。北京大兴兵张德刚。76年汕头兵蔡和乐。74年福建兵军械师李贵明。无线电分队，73年沈阳兵胡杰斌（音），分队长叫做庞德喜。无线电师李立国，唐山人。无线电员74年福建兵叶？？。后来还有一些人，如机械员陈中华，80年张家界人。机务大队副大队长陈德和，山东人。大队长郭怀，蔚县人。4中队内蒙机械员杜军平，副中队长78年安徽兵顾忠良。无线电师，38师乐队的胡常福。80年湖南慈利县人机械员黎昌建。79年兵浙江海宁的李卫良。炊事员78年绍兴兵梁龙兴。74年兵，林小宝、林元金。80年山西兵机械员刘文秀。湖南兵机械师李文强。仪表员蒲书鹏、蒲传俊。78年铜陵人阮志坚。77年江苏兵112团军务参谋芮海西，我最后离开部队，就是从他手里办的手续，芮参谋你还好吗？侦察科负责照相的76年广州兵苏钦泉。112团干事铜陵人孙安。82年江苏兵韦民，是个机械员。无线电师79年成都兵吴思跃。重庆兵易华。安平，我们都叫他“老顽童”。耿世荣，我们都叫他“二娃”。重庆荣昌兵罗安荣是1中队的。中队长曾小军，湖南人。指导员程辉，安徽人。与我一起在杨村留守处待过的徐州兵翟继乐。电气员周笑玉，广东79年韶关兵。特设师罗景军、高宝林是黑龙江人。刘湘军、聂振军丹东兵。周笑玉随身带有一个军用挎包，里面只装了一个本子，里面记有全国各地战友的联系方式，可见此人对部队是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三中队特设师蔚县人张金碧，辽阳兵，刚丕伟。机械员吉林人赵胜利。
二中队炊事班有2个地方职工，一位李师傅，天津静海人；一位康师傅，天津宝坻人。康师傅现在应该是80岁的人了吧，他有一手绝活，就是做馒头，但是他把这个手艺传给了一个叫做黄志贵的79年广东南雄的志愿兵。后来我与康师傅交谈时，他说：“小黄是南方人，他那里不怎么吃面食，学会了手艺也不是啥威胁。”由此可见，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在这方面的想法，确实比别人多一些。
与前面提到的78年绍兴兵丁成发一样，丁成发带回来的茶叶，是一个小卷，泡开后是一个长长的叶子，当时我还是看的一愣一愣的，也就是那时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品茶。后来在沈阳展销会上，也见过到了这种的茶叶，但是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味道了。而这位学会了做馒头手艺的黄志贵同志，从南方带回来的是“南雄烟丝”，全国闻名，他说中央首长都点名抽这个烟丝。就是现在，沈阳早市的烟摊上，还有人在卖这种“南雄烟丝”，我抽了几次，但总也找不到当年的那个感觉了。黄志贵做馒头，后来在112团那可谓一绝，吃过他做的馒头的人都赞不绝口，有时在外场飞行或做机械日，其他的中队主食不够，都到2中队这里借馒头。大约在86年底，在杨村机场军人服务社门前，他见到我后，给我上了一颗“555”烟，我问他“什么事情啊？”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我媳妇生了个儿子，请客呗。”那天，我们在一起，站在那里聊了很长时间。至于他做馒头的诀窍，我们俩也曾经探讨过，关键在放碱，虽然这个面、碱、水的比列可以告诉你，但那绝不是知道了这个数字就人人都会的，全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感觉，但一下子做出两笼屉，100多个馒头，没有三年以上的经验，是做不好的，不付出辛苦是不可能的。
可惜啊可惜，黄志贵在转业回地方后不久，就不幸病逝，呜呼哀哉，我的好战友好朋友好兄弟，愿你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相信你的儿子，会给你黄家光宗耀祖的。
黄志贵战友，安息吧。
“杨村校阅”的事情，是在1978年的10月8日吧，参加这次活动的右华国锋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陈永贵等等领导同志。也就是说从76年毛主席逝世后，所有当时还在职在位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都参加了此次活动。空军当时所有列装到部队的机种，如歼6、歼7、歼轰5。而这次国庆60周年阅兵，则出动了歼11和歼轰7，还有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方队，在那时只能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愿望而已。祖国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华国锋主席的专列从行车路线到沿途保卫都十分认真，据说当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乘坐专列路过杨村火车站西面的铁路大桥时，遭到一声枪击，此一段悬案，至今未解。由此，对华国锋主席的专列也就加大了保卫力度。在正式校阅之前，还有几次预演，闻听此讯的杨村老百姓，好几次都站在机场西北角的一个高约20米，底边长有十多米的木质“三角架地标”上。有一次，当场压塌了这个地标，所幸没有照成人员伤亡。因当时所处位置所限，虽亲身经历，但对具体情况知之不多，纵观各报章网站，对此次杨村校阅的事情介绍的不多，112团2中队黄雄特设师，参加了在华主席专列到达专用线站台后，担任给华主席等领导人乘坐的大客车往机场观礼台带路的任务，他回到中队后，我赶紧和他握了一下手，每当想起此事，我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敬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您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事情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永远怀念您，华主席。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怀念毛主席华主席的事情，这也正像我们当年不理解黄埔军校的学生怀念孙中山先生一样，时间越久怀念之情越深。
沈阳的和平区有一个直径到达100米，近千平方米的和平广场，这个广场上矗立着东北解放纪念碑，每到周一，总有穿着黄军装，胸前挂满各种奖章的老人，在那里汇合聊天。他们都是一些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又参加大西南剿匪，最后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战士。到了晚上，这里更是欢乐的海洋，扭秧歌、跳健身操、踢毽子、跳交际舞，人们在尽情的玩耍，孩子们在追逐嬉闹，青年人的朗朗笑声就在眼前，就在耳边。我们应该想到，这是多少英雄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幸福，我们要加倍珍惜，永远怀念他们。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由于我空军的条件所限，未能与越南空军进行正面交锋。看后令我捧腹大笑，如果这个作者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他就是太孤陋寡闻了，这里我把自己知道的一点情况做一个说明，以正视听。那篇文章说，由于我军的机种等各方面都与越南空军相比处于下风，所以采取了固守的战术，而没有出境作战。实际上，这是由于我军的战略目标所致，并不是害怕。记得那位许运友，38师师副参谋长吧，当时他对我们说：“现在越南的空军司令，就是68年在杨村机场由我亲手带教放单飞的。他都是我的徒弟，更别说其他人了。他们的飞机最好也就是歼6呗，还能好到哪去？无论飞行时间还是战术运用，我就不信他们能比我们强多少。”当时我空军采取了，在今天仍然被肯定的“多批次、多层次、多机种、不间断”的战术，致使越南空军不敢轻举妄动。“多层次”就是不管在高空、中空还是低空，我们都安排飞机编队巡逻，而且是超音速、亚音速的机种都有。“多批次”就是不间断同时派出多个架次的飞机升空，这好像就在空中张开了一个立体的大网，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只要对方敢越境进入我领空范围之内，那肯定是有来无回，死无葬身之地。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直到还击战结束，越军的飞机也没敢越雷池一步。
以上，就是一点回忆、纪念性的文字，涉密的地方，请管理员把关，错误和遗忘的地方，请战友们提出宝贵意见，容我在续集里面，在做一次补充。（截稿时间200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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