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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学作品发表后引起震动，引发争议，让人口诛笔伐，并牵涉到几个领域和较多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可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然而，在中国的政治逐渐倡明，法制逐步健全，文学趋向边缘化已有10多年的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又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这让中篇小说《沙家浜》的作者薛荣十分震惊，也让许多人感叹。
薛荣上高中时就发表文学作品。做过嘉兴一所中学的地理教师。写了6年小说后，调入嘉兴文联工作。现为嘉兴作协副主席。他一边创作，一边兼编文学杂志《烟雨楼》。正值世纪之交的时候，他编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灰色情感》，我们就有了联系。而那时薛荣的创作势头较好。他有的中篇小说收在《中国中篇小说年鉴》。同时也出现了“瓶颈”性的沉寂。这往往是小说家比较苦闷的时期，犹如蛹将变蛾或虫将化蝶。一般的文学创作者都懂得，如果不挣扎不改变，或许是蛹成僵蚕、虫自行而死。过了一年，薛荣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成了小说《沙家浜》。半年后，他把《沙家浜》和《田园诗》两篇小说稿寄给了《江南》。责任编辑看了他两篇小说稿，感觉《田园诗》还是他以前的创作路子，《沙家浜》的艺术水准虽不如他从前写的小说，在创作思路上却有了超脱。加之小说《沙家浜》》以阿庆为主角，尽管地名、人名与京剧《沙家浜》有相同之处，两个却都是文艺创作的独立体，也就没有可比性。于是，中篇小说《沙家浜》作为实验文本在2003年文学杂志《江南》第一期刊登了。
没想到的是，当年的2月18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的文章，并被较有影响力的报章转载。此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沙家浜镇、有的文化协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等，先后召开批判会、评析会、座谈会，还向《江南》提交抗议书，有关人士表示要起诉《江南》和小说作者，称小说不合理不合法。
然而，江苏籍包括在常熟出生的作家，认为正因为有了小说《沙家浜》，这要怪原来的剧本有毛病。无论是京剧《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其地名均是文学作品的地名，与江苏常熟的沙家浜地名不是一回事儿，纯粹是巧合；阿庆嫂也子虚乌有，都是文艺作品虚构的产物；某某地方组织签名对《江南》杂志及小说作者作什么愤怒的声讨，是想提高知名度，具有做广告和增加旅游收入的目的。有的作家表示要反对文化围剿，保护《江南》杂志及其小说作者。要求批判家放下鞭子。等等。小说《沙家浜》不仅成为文学层面上的争论，且成为20世纪之后，由小说引发政治、法律方面纠纷的一个典型的文化事件。
浙江、江苏以及安徽等许多地域，是新四军抗战的战场。这里的人们一直因自己的家乡有过新四军而引以为荣，包括小说作者及当时的《江南》杂志主编。而且，当时《江南》杂志的主编还是新四军的后代，是新四军“马背”上长大的。《江南》杂志面对压力和当时的氛围，从非文学的角度在《江南》刊出了致歉辞。结果非但没有效果，反而尘嚣扑面。主编为了尽快使此文化事件有个了断，并承担起责任，提出了辞呈。小说作者薛荣，那时30多岁，面对这样的局面，深感沉重。有一次，我碰到薛荣，聊起这个小说，他认为对小说中的人物挖掘不够，较粗糙。当时，有媒体希望薛荣面对争议，出来表个态或说几句话。我跟薛荣打哈哈:这个小说闹得这么大，你真出大名了，还是沉默为好。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事后，据说中央一位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最高领导说了“小说可以评论，也可以批判，但作者要保护”的话，此事才平息下来。
其实，薛荣喜欢有个平静的环境搞创作。也可能由此事件有了教训，此后的第二年，他编发我的中篇小说《办公室主任》过程中，来电话说，你胆子也是够大的。并征求我意见，问我能否用个笔名。我说我的小说没有影响力，也不出名，人家以为我的名字还是个笔名呢！而事实是我的小说《办公室主任》虽然有小官场的情景，却没有涉及到大政治和大历史。里面借了某个供电局说事，却不是我单位的。再说我单位的人没有几个人读小说的，《烟雨楼》杂志单位没有订。就算扔本文学杂志在某人办公桌，不见得有几个人去认真地翻阅。中篇小说《办公室主任》后来获浙江首届电力文学奖，我单位的许多人还不知道我写过这么一篇小说。当然，这些情况当时我没有跟薛荣解释。
薛荣的小说是丰厚的。他的小说曾获第9届上海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中短篇小说入选年度小说排行榜及多种年度选本。出版短篇小说集《等一个人发疯需要多久》。2009年，薛荣与李森祥合作的长篇小说《送瘟神》出版了。11月下旬，文艺报社、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社、《收获》杂志社及浙江省作协联合在京举行长篇小说《送瘟神》研讨会。这部小说是关于英雄的，也是关于集体奉献的。薛荣与他人合作的长篇小说《送瘟神》，在研讨会上给予了中肯的评价，称这部小说出色地实现了当代小说对历史的叙事。小说改变了由对事件的述说完成，转为在人物性格塑造中完成，使历史在“个性”中复活。
薛荣和本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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