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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元帅
摘自百科名片
按：十大元帅是我党我军的杰出人才，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极高的造诣，对军队的建设与壮大，都有突出的贡献，屡立战功，战绩辉煌，在毛主席的英明的领导下，十位老帅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以十位老帅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后面将陆续分别介绍十位老帅的光辉业绩。不一定全面，有的话语也不一定对，我们都要批判的看，大家来补充。我们要大力弘扬第一代领导人的丰功伟绩。林彪一生战绩辉煌，但是后来走向了反面，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党籍。198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他.
 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人物简介
擢升
抗战初期的林彪 [1] 林彪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各种进步思潮的兴起，林彪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他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十六岁。十八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阀战争开始后，林彪奉命参战，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大革命失败之后，林彪选择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随着红军的发展和编制的扩大，1930年6月，林彪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时年二十三岁。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在征战中其军事才能进步很快，到1932年3月，他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当一切布置停当，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就组织几股部队来个猛打猛冲，屡屡奏效。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主武装，因其战斗力不强，官兵贪生怕死，遇到力量较强的部队一冲就乱，一乱就败。所以，林彪的突袭战术经常得手。他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他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二十五岁。
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曾经发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议论。对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评这种思想。尽管发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在高级指挥员的位置上把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到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林彪始终在第一线坚持指挥战争。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他率领的红一军团是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对比，林彪曾给中央写信，建议由彭德怀出来接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扬名
抗大校长林彪 [2]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林彪出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是三位师长中最年轻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一一五师奉命东渡黄河，到雁北地区阻击日军的进攻。
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之后，沿平汉、平绥、津浦铁路长驱直入。9月中旬，西进日军占据大同，其主力继续南下。进占蔚县、广灵、灵丘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企图夺取平型关。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军队作战，八路军115师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进驻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待机歼敌。
到达预定地点之后，林彪反复研究了雁北的地形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能寻找有利地势打伏击战，不能找阵地战。经过对平型关一带的地形侦察，最后确定利用日军疯狂而轻敌的弱点，占据有利地势，设伏待敌，打较大规模的伏击战。
1937年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由灵丘进占平型关北部的东跑池地区。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于二十三日命令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一一五师接到命令后，林彪决定利用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公路修在山谷中间的有利地形设伏待敌。决心下定之后，部队于二十三日隐蔽进入平型关以东冉庄和东长城村待机。与此同时，派出骑兵营和独立团向灵丘方向活动，钳制日军，以便保障主力的翼侧安全。
9月24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组织了营以上指挥员进行现场勘察，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是日夜晚，各部队冒大雨向指定位置开进。25日拂晓，部队全部进入设伏位置，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
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携带大批辎重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开进，日军大摇大摆，根本不以为有中国军队敢于阻击。上午七时左右，日军全部进入一一五师设伏地区。指挥员当机立断发起进攻命令。一阵伏击的枪弹，给敌人大量杀伤。随后各团利用有利地势发起冲击。六八五团经激战歼敌一部。六八七团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六八六团第一、三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虽遭突然打击，战斗力仍非常强大，还能组织起强大的火力进攻。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分割包围，多次打退日军突围。东跑池方向的日军回援被围，被六八五团打退。战斗进行到十三时左右，被一一五师围住的日军全部被歼。但驻守团城的国民党军队临阵脱逃，给东路池一带的被围日军留下了机会，使这部分日军得以突围逃走。
由于部署周密，动员有力，指挥得当，所以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此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一千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支。掷弹筒二十九余具，火炮一门，战马五十三匹，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
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也是中国军民歼击日军规模较大的一次。此战之前，侵华日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他们把几十万华北国民党军队驱赶得望风而逃。所以，平型关大捷意义非常重大。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打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继续率一一五师战斗在抗日前线。1938年3月2日，林彪率部行军途经山西隰县时，被阎锡山的晋绥军哨兵误伤。伤后护送延安休养治疗，冬天赴苏联就医，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
显示才能
[3]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华北和华东抽调十余万军队和地方干部出关，扩展东北根据地。林彪受命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东北局书记等职。就在党向东北地区调集干部和军队的同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分海、陆、空三个层次向东北派遣军队。敌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向东北调集了三十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军队，后来军队数量增加到六十余万人。
中共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执行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放弃大中城市，下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政权，发动人民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在形成稳定格局之后，东北野战军从北向南展开进攻。通过“四保临江”扼制住了东北蒋军的进攻势头，又经过1947年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开始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再经过1947年冬和1948年春两个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退守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此时东北野战军在数量上已超过了敌人。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三至四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林彪带兵只管打仗，别的事几乎不问。在指挥东北战场的各战役、战斗的过程中，林彪差不多终日倒骑着椅子面对墙上的地图，长时间不许别人打扰，一个人面朝地图观察和思考。林彪布置战役计算十分精确，可以说他精干运筹。他不善于与别人交流和讨论，而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想。一旦他开口布置任务，那就是命令，别人只能是听命和执行。他对战场兵力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他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都留有余地。在进攻时他要计算到有全胜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还要留出退路。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尽管毛泽东发了数十封电报，但在没有充分把握时林彪就是不下决心。有一次终于下了打锦州的决心，但当他听说敌人又增调五个师的兵力增援锦州时，又把部队撤了下来。
在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的指挥下，围困长春，迫使蒋军起义或投降，和平解放长春；强攻锦州，堵住东北蒋军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攻占沈阳，全歼东北蒋军。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以伤亡六万九千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全歼东北敌军四十六万人和解放东北全境的重大胜利。
辽沈战役结束，林彪与罗荣桓率部入关。进驻华北之后，与聂荣臻等共同指挥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中最难打的是天津。林彪调集东北野战军的三十四万人，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莅临天津统一指挥。1949年1月14日发起总攻，激战二十九小时，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人，解放天津。切断了傅作义的南逃之路，经过政治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主力基本丧尽。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率领这支部队继续南下，一直打到中南地区，并在那里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在解放战争的五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由于谋划准确，决策果断，指挥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军运动鼓舞起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几乎是每战必胜。
林彪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抗日战争的经验》等文，批判了消极防御方针。在解放战争期间，总结出六个战术原则，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身败名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林彪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林彪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工作也不很积极。虽然他在十位元帅中是最年轻的，但由于健康状况欠佳，一直比较消沉。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了整，林彪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就杀上前台。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全面抓住军权，他先后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排斥异已，残害老干部。借助群众运动，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已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让黄永胜抓总参，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他们的目的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随着鼓吹“天才”，高呼“万岁”等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和设国家主席议案被毛泽东否决，林彪及其集团意识到靠和平手段夺权已难能实现，于是决心发动武装政变。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杀害毛泽东的手令。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驾机出逃。逃跑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九一三事件”）。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党籍。198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4]
人物生平 1907年年12月5日，林彪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
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
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1月，回国。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
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
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月，指挥所部在辽宁彰武和法库之间的秀水河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一部。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1946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
1948年11月，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
1949年春，指挥所部进军中南。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至1950年4月，指挥所部，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华南游击队的策应下，先后进行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
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元帅军衔。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
林彪在国庆十周年阅兵式上 [5]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
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又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互相争斗。
江青摄的晚年林彪 [6] 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
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7][8]
婚姻家庭
第一次婚姻 林彪8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母就为林彪找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汪家的二小姐做童养媳。可那时的林彪还是个娃娃，对婚姻大事根本不懂，等他参加革命以后，就忘了，好几年都没有回林家大湾几次。
1927年春节前夕，林彪随北伐军进驻武汉，突然收到他父亲的来信，说他病入膏肓，让林彪火速回家。林彪是个孝子，接到父亲的信后，他潸然泪下，当即请假往家中奔去。除夕之夜，林彪回到家里，才知道是父亲骗他回来成婚的。林彪虽然十分恼火，但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不得不跟已经等了他十几年的汪家姑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夜，汪家姑娘进入了梦乡，林彪却睡意全无。这样的婚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看了一眼熟睡中的汪氏，悄悄地走出房门，向父母的房间深深拜了一拜，就连夜离开了林家大湾，返回部队去了。
到了部队后，林彪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信，让汪氏不要再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另找一个人家。林彪的父母看了信之后，气得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汪氏在家中哭了好几天，然后当众发誓，此生永不再嫁。
在以后的岁月里，汪氏果然信守诺言，任凭父母和亲友怎样劝说，她对别人的提亲一概拒绝，终身未嫁，始终在林家侍奉林家老小。
全国解放后，林彪已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痴情的汪氏不愿意沾林彪的光，执意搬回了娘家，独守空房，以做鞋维持寂寞的生活。林彪也一直没有忘记她。
1959年初秋，林彪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突然要回家乡看看。他已经20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他心里有一种浓浓的思乡之情。
回到老家后，他向公社书记问起了汪氏：“她现在到了哪里？生活得还可以吗？”
公社书记说：“汪奶奶已经56岁了，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她家里已没什么人了，现在她自己靠做鞋卖为生，生活一般。”
林彪听了，心头一震，但他没动声色。他让秘书拿出3000元钱，让公社书记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如果她问谁给的钱，就说是党给的吧。”
林彪走后，公社书记将3000元钱交到汪氏的手上，说：“汪奶奶，这是政府给你的生活补助费。”
汪氏大吃了一惊，因为那3000块钱相当于她10多年卖鞋的收入。她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可又不敢相信，难道他真的回来了？她问书记：“这钱到底是谁给的？”
书记哄她说：“汪奶奶，别犯猜疑了，这钱的确是政府给您的。”
汪氏固执地摇摇头：“你若不说实话，这钱就不收。”
有林彪的嘱咐，公社书记哪敢说实话？最后，他让汪氏对天发誓，如果她能保守秘密，他就把钱的来历告诉她。汪氏说：“要是乱讲，遭天打雷轰！”
于是，书记才悄悄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
汪氏听了书记的话，昏花的老眼里顿时滚出了泪珠，嘴里喃喃地说：“真是吗？真是他，他还没忘了？”
从此，汪氏把钱锁进箱底，依然靠做鞋为生。不过，她的鞋再也不用发愁卖不出去了，因为供销社奉命每10天上门收购一次，有多少要多少，而且价格比市场上的高一倍。
不久，汪氏还获得了政府发的一个“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能固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生活补助，都是林彪安排的。
1967年，汪氏因病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寂寞而凄凉的一生。在清理汪氏的遗物时，发现那3000元钱依然在箱底放着，而且包得严严实实。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这就是林彪有名无实的第一次婚姻。林彪真正的感情经历是在革命军队中开始的。[9]
第二位妻子 1936年，毛泽东决定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他任政委，林彪任校长。“红大”是“抗大”的前身。这一年，林彪28岁。
那时，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集聚了全国众多的优秀青年。延安处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环境里，青年们就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并邀请中央领导参加。每逢星期六，延安枣园里就要举行舞会，中央领导在闲暇之余常去跳舞。
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是那种浪漫型的人，所以他从不上场跳舞。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姑娘对林彪倾慕不已。因为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具有“常胜将军”美誉的林彪，成为众多姑娘梦中的“周郎”。
面对这些姑娘的青睐，正值青春年华的林彪并没有无动于衷，他没有选择那些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来的姑娘，而是把爱情之箭射向了陕北米脂姑娘张梅。
张梅的真名叫刘新民，在米脂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人，人称“陕北一枝花”。然而，真正打动林彪的并不是张梅的外貌，而是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面对林彪的追求，张梅心里自然高兴。她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对林彪十分仰慕。虽然林彪不擅长在姑娘面前献殷勤，但崇拜英雄的她，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份感情。1937年，他们结婚了。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张梅为林彪生了一个女儿。
1938年3月2日，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由于林彪穿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大衣，晋军开枪误伤了林彪。这一枪对林彪的身体损伤很大，尤其是日后给他带来了很多后遗症。
受伤后，林彪先是回延安治疗，但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太好。1938年冬天，经党中央批准，林彪由张梅陪同，远赴苏联养伤，在苏联待了3年。
在苏联，林彪夫妇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林彪征战多年，看惯了刀光剑影，终于暂时过上安宁的生活了。然而，他们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感情开始出现裂痕。
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除了研究军事外，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林彪却不准她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等活动。天生要强的张梅哪里能受得了？林彪越是不让她外出，她就越要出去，甚至在星期天也不和林彪在一起，两人越闹越僵了。
1942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张梅却留在了莫斯科，两人的婚姻就此结束。[10]
第三次爱情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起来。1937年底，周恩来派人将孙维世从武汉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孙维世先后就读于抗大、中央党校和马列学校，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文化教育。1938年，孙维世年仅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维世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富有教养，深得大家喜爱，不知倾倒了多少小伙子。当时，林彪是抗大的校长，虽然孙维世如此出众，但林彪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因为他那时刚与张梅结婚，感情很好。再者，林彪平时也不太注意女性。
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孙维世同机前往，去苏联学艺术。在苏联，孙维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
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学习，这伙年青人十分活跃，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在一起玩耍，举行各种讨论会和文艺活动。他们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养伤，就常常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林彪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可林彪不是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肯多讲自己。他的谦逊，更引起了这群青少年的崇敬。
林彪当时正和张梅闹矛盾，心情十分沉闷，这群青少年的活泼和天真深深感染了他，使他苦闷的生活得到了一丝慰藉。
林彪不是那种见了漂亮姑娘就动心的人，但不知不觉中，孙维世闯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以后，只要这群青少年请他去参加活动，只要孙维世在，他都会爽快地答应。每次活动，林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心孙维世，问这问那，十分愿意跟她说话。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只能暂时把感情埋藏在心底。
感情这东西，一旦萌生，就很难抑制。林彪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向孙维世发起了爱情攻势。一段时间以后，他终于向孙维世公开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却遭到了孙维世的拒绝。孙维世对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她热爱艺术，立志在艺术上有一番作为，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维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林彪虽然心里不快，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仍然关心着孙维世，因为他确实很爱对方。
1942年，林彪在回国前又找到孙维世，想作最后的努力，但他还是失败了，孙维世仍然回绝了他。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在林彪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痛，也成为孙维世日后悲剧的根源。
林彪回到延安的第二年，就与叶群结了婚。后来，叶群知道了林彪追求孙维世的事，认为是自己的耻辱，就把心中的不满迁怒到孙维世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成为戏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但文革爆发后，她就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罪名投入监狱，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于1968年10月悲惨地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11]
终身夫妻 叶群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叫叶宜敬。她的父亲叶琦是国民党的少将，有3房老婆，叶群是第三个老婆生下的爱女。
叶宜敬从小聪明伶俐，爱出风头。她小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上了中学，中学毕业一年后，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了广播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叶宜敬到了延安，改名为叶群，被安排在女子大学里工作，任教务处下面的组教科长。
叶群个头不高，五官端正，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在延安算得上个美人。正值妙龄年华，她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发愁。对于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作自己的终身伴侣，叶群简直伤透了脑筋。她的目标是在找一个当领导的，职位越高越好。但是，她把中央领导挨个过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使她越发苦恼。
正在这时候，从苏联养伤的林彪回到了延安。叶群了解到林彪年龄仅仅比自己大十几岁，又了解到林彪已经有了妻子和女儿，但她却动了心思，要用自己的魅力征服林彪。
林彪回延安不久，就听说了叶群的来历。有一天，他到女子大学，正好校长、副校长和教务处长都不在，教务处里只有一个妙龄女郎正在翻阅杂志，这位妙龄女郎正是叶群。一阵闲聊之后，叶群和林彪认识了。叶群的热情洋溢和落落大方，给林彪留下和很好的印象。
1943年，林彪和叶群正式结婚。第二年，叶群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豆豆。1945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林立果。
从此，林彪和叶群结成了终身夫妻，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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