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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2010年底写的一篇文章，那是因为省监狱管理局里来人找到我，要老父亲留下的一些东西和照片，主要是监狱系统要建立一个博物馆，在博物馆里面专门设立了一个老红军馆，要我写一篇关于怀念父亲的文章，看见现在咱们网上的“我爱我家”栏目热火朝天的很是热闹，我由于还在体育馆灾民临时安置点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些东西，于是就把这篇文章冠上“我爱我家”的关键词来凑凑热闹。
父亲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红军战士，二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枪林弹雨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他身上的枪伤、刀伤、弹片伤几乎全身都是，看见会让人感到头皮发麻，身上起鸡皮疙瘩，1969年父亲做脾脏切除手术，主刀的专家感慨地说，真是不可思议，身上全是伤疤，简直就找不到一块好肉皮下刀啊！
那些伤疤都是打日本和打老蒋留下的，这些伤疤能给人以心上灵的震撼，听了关于这些伤疤的故事，你肯定会马上对他肃然起敬，在父亲的身上还有一块弹片，整整伴随了他几十年，直到他去世以后火化，都没有能将这块弹片完全烧化，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我当时真的不该将那块弹片也一同装进父亲的骨灰盒，应该把它留作永恒的纪念。
照片背后有民国二十九年字样，就是这张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照片，文化大革命时让造反派说父亲不是八路军，是国民党，父亲冲着造反派吼道：你们懂个球，就连朱总司令都是戴的青天白日的帽徽。
父亲当过红军、当过八路军、当过解放军，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干过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时候，父亲多次要求去朝鲜前线，可是每次体格检查都是因为他挂彩太多了，没有被批准去朝鲜前线。父亲先后在八路军第115师、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第129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里呆过，他说他的这条小命还是在八路军总部干了几年才算是保留下来的，要是一直都呆在战斗部队的话，就是这一仗不死，下一仗你也活不了。他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反五一大扫荡、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坚持大别山、解放大西南等许多著名的战役，多次立功受奖，还立过两次大功呢，1938年在山西潞城对日作战时，他一人冒死摸上了日本人的一个重机枪阵地，杀死了这三个日寇，避免了部队更大的死亡，还缴获了一挺九二式重机枪，被记大功一次，还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报纸呢，由于九二式重机枪太重，一个人搬不动，父亲就大声吼叫再上来两个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声音惊动了藏在距他20多米远坡下草丛中的两个日本鬼子，这两个鬼子每人给了他一枪，父亲被击中了，两枪都是紧擦着心脏把两个肺叶给全部打穿了，父亲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挨了一石头一样，因为他还在骂是谁在用石头打他呢，上来的战友们告诉他说他挂彩了，父亲一摸胸脯上有血，于是，一下子就不能动了，他说当时的鼻孔好像已经都不管用了，这个心啦就像是一根麻绳吊着一样，心慌的不行，只有这四个枪眼还在呼哧呼哧的冒着血泡，是战友们用绑腿把他挂彩的地方给死死地捆起来，他说捆得越紧越好受，他叫人帮忙掏上衣的口袋，因为里面还有两支香烟，可是半天都掏不出来，原来这个装香烟的冰铁盒子和打烂的衣服挂在一起了，半天都掏不出来，里面的两支香烟被子弹打成了四节，一块光洋也被打穿了，由于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部队缺医少药，还要行军打仗，他说用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都得首长特批，一般人是不能用的，因为实在是太少太了，好多卫生员的药箱里面连一支也拿不出来。
之后，父亲在门板上整整躺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磨得后脑勺上都没有头发了，由于没有麻药和止痛药，每一次换药都得七八个人摁住他，他的战友们成天的抬着他，还要行军打仗，可想而知，有多难啊！他说那时候一般战场上凡是挂了彩的重伤员都是抢救不下来的，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给他竖块石板，部队离开以后他自己拉，把头砸烂就是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到大不小的还是个官，是个干部，部队才把他抢下来，要不早就完蛋了，我听了感到很是吃惊，心想怎么和电影上演的不一样啊！父亲说这就是战争，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里，父亲转战了十七个省，有的省还是几进几出，历任排长、连长、侦察队长、袭击队长、副官、营长、西南公安部警卫团一营营长、管理股长、龙日农场【阿坝监狱】二分场场长、雷马屏农场【雷马屏监狱】副场长、苗溪茶场【川西监狱】场长职务，正厅级离休。父亲每次一说到他的这个营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的很是神气，什么全营共有四个连900号人啦，什么硬仗恶仗来了，首长总是先想到他啦，部队宿营以后，通信营首先要给他把电话拉通啦，有了什么好东西首长也是首先给他啦等等......。父亲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自己、对部属、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他为人正直，办事公正，公私分明，敢作敢当，敢讲真话，好打抱不平，对同志非常关心爱护，群众关系特别融洽，但他对待上级的时候，却往往是一点都不留情面，态度语言也是显得十分的生硬，常常让他的领导们难堪，甚至还总是惧他三分。
解放初期，父亲（持望远镜者）和他的战友们在重庆渣滓洞。
父亲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县的龙日农场二分场任场长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名声在外的人了，那时的藏区匪患成灾，汉族干部和国家财产常常是土匪袭击的目标，汉人常常都是土匪的冷枪攻击对象，而且土匪的特征并不是十分的明显，常常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斗争艺术非常考究，因为在藏区的人们，几乎家家都有枪，所以很难一下分辨清楚谁是老百姓，谁是土匪。往往是白天才买给你的牦牛和羊，晚上就又来抢回去，轻则是财产损失，重则就会财失人亡。
有一次，在场部大门外面的哨位上，骑兵团的一个哨兵被路过的土匪一枪撂倒，还抢去了一支冲锋枪，听父亲讲那是因为部队刚刚才换了新式冲锋枪，土匪里面的特务早就对这种新枪垂涎欲滴了，估计是想弄一支回去研究研究，等大家都跑出来的时候，土匪的马队早已不见了踪影，那时土匪里面的特务比较多，还有不少的外国特务和台湾国民党特务也暗藏在里面，人们常常是谈匪色变，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发生战斗，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流血牺牲。父亲到任以后，几次和土匪的交锋都是大获全胜，土匪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就被压下去了，大家的士气也一下就高涨了起来，都说二分场来了个会打仗的场长，土匪再也不敢对二分场轻举妄动了。
当地的藏族大头人派人送信来了，说是非要邀请父亲去赴宴，希望能和父亲交朋友，大家都劝他千万不能去，说是这里面肯定有诈，去了肯定凶多吉少。可是，父亲则认为这是一个打开工作局面的大好机会，为了能在藏区尽快地站稳脚根，更好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消除对方的隔阂与敌对情绪，他凛然决定单刀赴会，只身单骑去见这个藏族的大头人。
藏人们在大头人的统领下，身着逢年过节才穿的民族服装，戴着花花绿绿的服饰首饰，就像是在迎接他们至高无上的菩萨一样来迎接父亲，父亲刚一下马，就被藏人们前赴后涌的迎进了头人的牦牛帐篷，父亲非常大度从容地将卡宾枪随手靠在头人座位的旁边，这一举动，立刻让对方的情绪一下就从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缓和下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在下马之前，我就已经将第一发子弹倒着压在梭子里啦，他们就是拿起来也是上不了膛的，假如情况有变，这时候我身上的枪早就响了，打了十几年的仗了，在死人堆里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呀，别看他们成天咋咋呼呼的，真要是动起手来，没人能近得了我的身子”。父亲的大将风度让大头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趴在地上不停地给父亲作揖祈祷，他的通司（翻译）也很卖力气，对话显得十分投机，就像是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一样，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显得非常融洽，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可能是这个大头人想在父亲的面前露一手的缘故吧，他在帐篷外面，看见远处草地上觅食的大雁，头人接过仆人的抢，“砰”的一枪就打了一只大雁，父亲二话不讲，轻轻移动脚步，找准一个角度，抬手一枪就是两只，藏人们全都被惊呆了，张开的嘴巴半天都合不上来，一个个的双手都伸出了大拇指，朝着父亲不停地比划着，还不停的“噢噢噢”地吼叫起来，好像今天他们遇见了神仙一样，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可他们哪里知道，父亲早在战争年代就是有名的神枪手了，在他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因战，抗日，八路军第115师344旅侦察队长”，父亲还荣获过一枚“神枪射手”的奖章呢，如果没有两下子行吗。
枪是打输了，大头人觉得很没面子，提出还要赛马，结果他赛马也输给了父亲，这下，头人终于彻底服气了，而且是服气得不得了，他趴在地上，紧紧地抱住父亲的双腿不放，叫仆人们不停的往父亲的马鞍子上栓东西，什么羊腿啊，酥油啊等等，挂了一大堆，父亲说，当时那个大头人身上的酥油味可是把他给熏坏了，那个味真是让他受不了，后来，那个大头人逢人便讲：“二分场里来了个罗场长，那可是了不得，他可是神枪啊，一枪就打了两只大雁，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去抢他的东西了，他的东西是抢不得的。”从那以后，二分场就平安无事了。
在民族地区剿匪时的照片，带最长的那支左轮的就是我父亲。
我们是1958年到的苗溪，就是现在的川西监狱，父亲到的时间要早一些，记得是雅安专区公安处的李自成叔叔开着美吉普，把我们送到川藏公路的飞仙关段，然后又改着骑马，走了约50华里的小路才到苗溪，因为那个时候芦山县还没有通公路呢，只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石板路，老百姓都称之为“官路”，是卫加齐和彭素洪两位通讯员叔叔牵着马来接的我们，那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出门都是羊肠小道，到处都是原始森林，野猪狗熊等野兽都跑到场部里面来了，所以，那时常常会有野味来改善伙食，场部有十来匹马可以骑，都是从部队上带下来的军马，最老的那栋二层楼房的后面就是马厩，有一次通讯员叔叔送信的时候，在大平山上摔死了一匹马，三大队的干部让几个犯人把马肉背到场部伙房，让大家打了几顿牙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马肉，根本就不像大人们所说的马肉是酸的，我觉得好像也和牛肉差不多。父亲下队一般都是走路，极少骑马，他常常得意地说：“我这双大脚可是不简单啊，驼着我走了十七个省，就没座过一天车，不过我那时也没有车，缴获敌人的汽车都让我们点着火给烧了。。。。。。”
当时的粮食和日用品全部都要靠犯人到芦山的县城里去背上来，各中队的监舍都非常简陋，没有围墙，好些中队都是利用那些古庙宇来改建的，那时候从芦山的飞仙关一直到灵鹫山顶，沿途几乎都是庙宇不断，据说一共有108座庙宇呢，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在菩萨的身上爬来爬去的捉迷藏，拿庙子里面的东西当玩具耍，听大人们说，如果要是那时侯芦山县的庙宇都能够保留下来的话，肯定比现在的峨眉山还要漂亮壮观呢，因为有一句老话叫做“先有灵鹫，后有峨眉。”
当时的部队很少，好像就一个营的兵力，为了不让犯人逃跑，生产、管教、改造全靠为数不多的叔叔、伯伯和阿姨们披星戴月的干，他们那时候克服了的困难，现在的人根本就是不敢想象，干部们大多数都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老革命，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旺盛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高昂的革命斗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老前辈们在苗溪的各个岗位上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毕生精力，他们风趣地说：“犯人是有期徒刑，而我们则是无期的”。他们都很尊敬父亲，除了父亲的资格和经历以外，父亲也很关心自己的干部，那时候没有楼房式的单元住房，都是住的平房，大家成天都在一起，谁家的情况互相都是十分清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显得非常融洽、和谐、自然、纯洁、无私和真诚，有一次父亲享受被戴帽指定连调两级工资的待遇，可是他却一级都没有要，他让秘书梅家义叔叔去看看谁家的孩子多，谁家的负担重，结果就把这两级工资全都让给了那些孩子多、家庭负担重的叔叔伯伯了。
通讯员卫加齐叔叔骑马送信时，不小心弄丢了一份绝密文件《公安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故，县公安局的局长和县检察的院检察长都到场部里面来了，说是要逮捕卫叔叔，但是，得等父亲来签个字才可以执行，卫叔叔被吓坏了，哭得跟泪人似的，父亲闻讯赶来了：“小鬼还年轻，出身很好，本质也不错，工作很积极，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文件丢了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管理好教育好，这个责任应该由我姓罗的来承担，你们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就把我的干部带走，如果你们实在要抓的话，那就先把我抓起来吧！”就这样，父亲终于把卫叔叔给保下来了，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好多次，都是因为在干工作时出了事故差点被抓起来的，他们后来都成了苗溪的中层领导，他们一生都在努力地为党的劳改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奉献着。父亲还说：“他们都是为了党的工作在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干，不能够出了一点问题就一棒子把人家打死，保下了他一个人，就等于保下了他的一家子，不然，他那么一家老小今后靠什么活啊！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干部队伍的稳定，我这里需要干部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情”。
说真的，虽然父亲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都是在革命战争中学习的文化，虽然父亲的脾气很火暴，干部们也喜欢他也害怕他，父亲批评人的时候，就像是在骂大街，嗓门又大脸色又难看，样子实在是有点吓人，但他的心地却非常善良，感情也非常细腻，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是以理服人，一点也不摆老资格，一点也不拿臭架子，有一次一伙老乡上山打猎路过一个中队时，因为天还没亮，他们就在干部区域休息，一个刚刚分来的女大学生起来上厕所时，不慎将老乡们靠在墙上的枪绊倒了，结果走火把腿给打穿了，她当时才20刚出头，非常悲观，在医院里面成天哭泣不吃饭，谁也劝不了，父亲当时也在住院，听说了就去看她，见她哭的两个眼睛跟桃子一样，父亲就解开衣服让医生护士们数身上的伤疤，六个枪眼加上刀伤和弹片伤一共数了20多处，有的还是疤上有疤，根本就数不清楚，父亲说你看我的身上穿了这么多的窟窿我都没有哭过，你才一个窟窿，而且还离心脏那么远，就成天唧唧歪歪的不吃饭，像什么话，啊！你别悲观还没有找到对象，我告诉你，听医生的话，把身体养好，吃的胖胖的，好小伙有的是，到那个时候，保证让你挑还挑不过来呢，说得她也跟着大家伙哈哈地笑，问题就算解决了。大家对父亲都很佩服尊重，都是从心里去佩服他，去尊敬他，哪怕是骂得再凶，下来一样的亲热，一样的给烟下棋打扑克，一样的开玩笑拉家常，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从来也不记仇，所以他才那么受人敬重，他还有很深的农民情结，场部周边的老乡都很喜欢他。
1959年是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反右运动开始了，有许多的人，当然，也包括许多的好人，他们在这次运动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和历史背景，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有的饱受了人间的种种磨难，有的人甚至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甚至生命。由于父亲的刚直不阿，敢讲真话，敢于面对面地抵制当时十分盛行的弄虚作假和“胡夸风”，被列为了右倾的对象。那是因为在一次参加当地县委书记主持召开“放卫星”的现场会上，父亲发现参观的那亩稻田是将若干亩稻田里的稻子全部集中在一起的，稻穗上面还坐着一个小孩，号称是亩产万斤的“卫星田”，父亲当时就对这个县委书记发了火，说大家都是农民出身，一亩田怎么能够打得了一万斤粮食呢？这是弄虚作假，是欺骗，是胡夸，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还质问人家县委书记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书记，还说要是放在战争年代的话，老子早就把你给枪毙了等等，就这样，父亲把人家县委书记主持的现场会一下就给搅黄了。还有一次是因为粮食局在卖给犯人吃的大米里面掺的有砂子，父亲气的差点没把这个粮食局长给毙了，粮食局长也是个南下干部，吓得他差点没尿了裤子，于是，就有人向上面反映了，说父亲在“闹粮”，这“闹粮”在当时可是现行反革命啊！因此，后来父亲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可是，父亲却据理力争，决不低头，死不认“错”，他让那些前来做他思想工作的领导们都很是恼火，有时候父亲也像个小孩子一样，显得十分的顽皮，甚至是有些犯横，有一个上面来的领导和他谈话谈蹦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谁也说不服谁，那个领导虽然资历没有父亲的老，可他毕竟是代表上级下来的啊，父亲根本就不管这些，好像要把人家给吃了似的，还非要人家把扣子解开，把衣服脱了，弄得这位领导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他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忙说：“老罗，你到底要干什么啊？”结果你猜父亲怎么说：“有本事咱们都脱了衣服比一比，你数数看，看看到底是你身上的枪眼多，还是老子我身上的枪眼多，老子当年在你家门口打日本的时候，你他妈的还在当儿童团呢，还在拿着红缨枪查路条呢，你他妈的今天也敢来教训老子”！当时就气得这个领导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气冲冲的就离开了苗溪。
多少年过去了，我当兵退伍回来进了公安局，有一次陪同局长接待一位从外地回来的离休老领导，当他知道我是罗春风的儿子时，就非常感慨地说：“哎！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啊，可就是太犟，他脾气太厉害，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认为是你不对的，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也敢叫你下不来台，为此他也是吃过不少的亏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发火生闷气，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干部在一夜之间，就都成了叛徒、特务、内奸，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可都是革命的功臣啊！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啊！这样下去，国家非出大乱子不可啊！可是没过多久，造反派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他，有很多南下的老干部都来劝父亲出去躲一躲吧，父亲真是一条硬汉，他说怎么也不能草鸡了，老子就是不躲，反正我都是死过好多回的人了，老子现在就是要和他们斗争到底，大不了赔上这条小命！造反派的头头和军代表来了，说是为了父亲的安全，要收走他的枪，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吼道：“告诉你们，老子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缴枪的习惯，老子的枪是在打上党战役的时候，从国民党一个中将的手里缴获过来的，有本事你们也去弄几支试试！别尽想在老子这里发洋财！”父亲越说越激动，还骂军代表：“别以为你今天穿着二尺半【指军装】老子就怕你呀，老子穿二尺半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肚子里没生出来呢，抗战的时候，连你们的部长都还拿着红缨枪在查路条呢，你小子还敢来下老子的枪！”。弄的这个军代表真是狼狈不堪，可也没辙，父亲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还要用拐棍打他们，造反派头头和军代表只好急流勇退，溜了。结果父亲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硬是就没有被收走，这在那个年月可是十分罕见的。说到这里，我想多啰嗦几句，说说父亲的这支枪，这支枪那可真是非同一般的漂亮，父亲说是美国的马牌左轮，我看见枪把上有两个圆圆的银花，银花中是一匹马，口中衔着一支箭，很轻巧，但苗子【枪管】却比20响还要长些，浑身犹如镜子一样放着银光，我几次到北京出差，在军事博物馆里都没有看见过那么漂亮的左轮手枪，如果此枪还在的话，放在军博里面该有多好啊！
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候的照片，看得出来，父亲仍然很轻松乐观，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背后是管教科、狱侦科的办公大楼，毛主席像是一个叫黄经伟的犯人画的，他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后来落实政策之后到香港投奔他的女儿去了）
父亲打军代表的事情，一下就轰动了整个苗溪，“走资派”真是太猖狂了，造反派决定要给父亲点颜色看看，通知父亲到大礼堂接受批斗，他们原以为父亲是不敢去的，可是那天老父亲却雄赳赳气昂昂地主动到大礼堂接受批斗来了，这样反而是弄得造反派们手忙脚乱的，父亲看见台上一溜挂着黑牌子，埋着“狗头”弯着腰的“黑帮”，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声大吼让在场的人们立刻目瞪口呆的：“去！给老子来把藤椅，老子不埋狗头，不挂黑牌子，老子今天要坐着斗！”一下子让台上台下的人一个个呆若木鸡，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说来也怪，造反派确实是乖乖地给他抬了把藤椅放在台上，父亲稳稳当当的坐在藤椅里面，不慌不忙地摸出支香烟点上，样子很是悠闲，他的举动让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都在表情木讷地看着父亲，批斗大会一下子好像是变了味似的，没有多久，造反派就让父亲“滚”回去了，造反派说这派头哪是来接受批斗的啊，这明明就是来作报告的嘛，还不如干脆喊他滚回去算了，免得在这里出洋相！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以说走遍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走资派”敢像父亲这样，在批斗会上还敢大喊大叫的， 还非要坐在藤椅上才挨批斗不可，他呀，完全可以去申请挨批斗的“吉尼斯世界之最”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一直认为父亲从来都不知道尊重母亲，男子汉大丈夫的习气太重，还有“军阀”作风也很浓，还常常说母亲是组织上发给他的，这让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又不敢顶撞他，在我的心里，谁都怕他，包括他的上级都说对老罗得顺着点来才行。
1980年，老三个兄弟退伍回来了，他是1972年下放农村当知青的监狱子弟，当时还不够下放的年龄，也是从农村应征入伍的，退伍后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安置，和其他几个小伙伴在芦山县的一个建筑工上地打工背砖，许多的闲话传到了父亲耳朵里，说什么老红军的儿子还和农民的娃娃一起在工地上背砖啊，老头子也不去找上面说说等等，父亲却说：“农民的儿子可以去背砖，我的儿子怎么就不能去背砖啊？他背砖又不丢人，靠劳动吃饭光荣，有什么稀罕的，真是！”父亲的这些话可是让我们弟兄记恨了他好长时间。三弟在茶房的菜地里捡了个人家不要了的小木箱，拿回来用钉子修了半天，说是可以装装衣服，不料被老头子看见，骂得三弟是狗血淋头的，说是侵占了公家的便宜，箱子再破也是国家的财产，怎么能够往自己家里拿呢，并命令他马上拿到茶房去还给公家，现在想起来，父亲是对的，做人就应该这样，这些年来，我们弟兄能够遵纪守法，靠自己的能力奋斗打拼，都是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从来不去与别人攀比，倒也落得个心安理得，这也是与老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分不开的。
1987年10月28日，这是父亲最后的日子，父亲已昏迷两天了，这天中午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他被华西医院的专家们确诊为肝癌晚期，医生说这是肝昏迷，患这种病的人常常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许多病人在最后的时间，都要靠注射杜冷丁或吗啡来帮助减轻痛苦，可是老父亲却始终没有哼过一声，也许是太疼了，棉被都被他给揉烂了，医生说，罗场长，你实在痛得难受就喊几声吧！可是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哼过一声，床头上的铁条都变形了，那是父亲的杰作，医生和护士都掉泪了，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人。上级领导来看望父亲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说：“一辈子都没向组织上提过要求，死了也不能提，过去战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谁提过要求啊，自己还活着，还能娶老婆生儿子，知足了。”
有一天，父亲得知他吃的一次药就得花费近百元钱，这在1987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才几十块钱，父亲说自己已经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不能浪费国家的钱，于是就不肯再吃药了，谁劝也没有用，直到去世。敬爱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想起老父亲临终前的话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他叮嘱我说：“记住，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咱们是农民出身，1933年，我在党以后，就没有犯过错误，没有给你们留下过一点污点，做人就是要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次我是起不来了，我要完蛋了。”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只有一个抽屉是上了锁的，打开看见在抽屉的正中央有一个小红布包，里面包着他的党费证、军功章、退伍军人证、残废军人抚恤证，还有一张泛黄的军人履历表，记得上面有林海云、滕代远、曾绍山、唐兴盛、钱江、肖兴川等老革命的名字，可惜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在几次搬家当中已经找不到了，屋子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公家的，上交国家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想起来非常感慨，我明白了什么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些年来，我始终都牢记着父亲的教诲，努力的为党工作，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工作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凭本事吃饭，凭良心做事，也算是取得了一点成绩，作为川西监狱的第二代，也算是没有给老一辈丢脸吧，我先后获嘉奖四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三次，个人一等功一次，荣获过四川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等荣誉，时间过得真快，想起当年还在苗溪山上淘气惹祸的日子，现在都已经是两鬓斑白，距退休的时间已经不足两年了，此时此刻，更需要从严要求自己，平安就是福，清正廉洁，脚踏实地，绝不给监狱干部子弟的形象抹黑，我想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老父亲，对得起我的老部队，对得起川西监狱这片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
川西监狱子弟 芦山县公安局正县级侦查员 罗永志
2010年11月18日
这张老照片是父亲和他的战友在湖南常德照的，时间是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那时部队正在向祖国的大西南挺进，父亲说：“看见了没有，我脚上穿的可是力士球鞋，当时能够穿得上力士球鞋的人那可是不一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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