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关你们都将近十年了，时间长了，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4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吴法宪夫人）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坐立不安地盼到了下午，经过重重铁门，吴法宪来到接见室。一位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吴新潮泪流满面……10年不见，陈绥圻也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吴法宪终于等来了通知，9月15日动身去济南。
45次特快正点驶离北京站。下午4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吴法宪和四女儿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四十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赵科长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150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送上了车。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到室外活动活动。
10月上旬，儿子新潮和女儿金秋送来一台十四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往往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时，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吴夫人陈绥圻原籍浙江余姚，家道小康，自幼在上海长大，就读于怀久女子中学，1940年，经同学介绍在该校入党，1941年6月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在吴法宪任主任的三师政治部下属的锄奸部任内勤干事，1942年10月，陈绥圻和吴法宪在三师政治部驻地苏北阜宁县的戴舍结婚。吴法宪那时叫吴文玉，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龙冈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泽东在他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吴法宪的家乡。吴法宪就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参加红军的，当时只有15岁。
据说，刘亚楼生前曾这样评论他的胖政委：吴法宪找了个好老婆。
“九·一三”后的陈绥圻，从隔离审查到“劳改农场”，经历了10年“蹉跎”。
1992年8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时间从1988年算起。
进入90年代，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2004年89岁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