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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08:1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710605.html
【编者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近日将陆续选登一系列曾经发表过的，有影响、有分量的研究、回忆文章，与网友共同缅怀毛主席。今天推出第七篇《逄先知：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逄先知，1929年生，山东胶县人。1950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前后16年。“文化大革命” 受迫害。1978年后，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1980年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室委会委员、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邓小平文选》等。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等。
【阅读提示】1、如何评价中国20世纪的两场革命
2、成功的秘诀 | 3、晚年失误的原因
4、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相同和差异
5、把毛泽东思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这篇谈话虽然长一些，但并不难读，因为都是毛泽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相信读者会喜欢的。这又是我们采访的最后一篇，整理完最后一个字，不由地长长舒了一口气———一件事情终于做完了。
如何评价中国20世纪的两场革命
访问人：江泽民同志1993年11月出访美洲国家时，多次向各国领导人讲到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为下一个世纪做点什么。关于世纪问题，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人们谈论的热点，看待这个问题固然要展望未来，但历史的进程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新世纪总是从前一个世纪而来，正是前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给开辟未来打下了基础。中国的20世纪，至少有两件大事是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创建新中国，一个是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您如何评价在毛泽东领导下完成的这两件大事？
逄先知：创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件大事，分别是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两种革命紧密相连，相隔时间很短，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次革命，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这次革命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三个结束，一个奠定。这就是：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受屈辱、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贫困落后、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更长远地看，则是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开辟了中国的新纪元。一个奠定，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
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一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使世界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
访问人：那么，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指的什么？
逄先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次革命。关于两次革命，十四大报告是这样说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封建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次革命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完成不同时代的任务。第一次革命，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过艰苦的探索。这个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发生过失误甚至严重错误，不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严重的错误，都为第二次革命作了准备。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探索。他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结合新的国际条件，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指导第二次革命。毛泽东的探索虽然没有成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富有远见的思想以及这种探索精神的自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得可贵。为什么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质了、解体了、演变了，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屹立于世界东方，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不论是第一次革命还是第二次革命，都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并且有自己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访问人：这两次革命，是不是有一个贯通在一起的东西呢？
逄先知：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两次革命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原理作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并形成新的理论。就是说，它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中国特色的，今天的改革开放更是具有中国特色。如果说有贯通的东西，我认为就在这里。
成功的秘诀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生，无疑是伟大的，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他晚年遗憾的失误。在您看来，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失误的原因又出在哪里？
逄先知，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先谈他的成功，如果一般他讲，可以举出很多条，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不能泛泛地罗列了。我认为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他能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比较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领导而显出的最突出的特点。应当说，这几位早期领导人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出了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李立三也是优秀的。他们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主要是他们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是囿于一般经验，就是从本本出发。王明更是如此，你们知道党的历史，在党的二大上就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策，还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但确定了革命目标，并不等于就找到了革命道路，提出并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毛泽东完成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总是立足于中国，特别是当他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之后，更使他的这种个性特质发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扎根中国实际，靠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国情。
访问人：对毛泽东来说，他作调查研究比他接受马列主义还要早。
逄先知：如果论读马列著作， 好多人都比他读得早、读得多，李大钊、陈独秀是最早的一批，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读马列的书，翻译马列的书也比较早、比较多。但论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了解、毛泽东是优于他们的。早在长沙求学时期他就利用暑期出去游学、通过和各阶层的人民交谈，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一条他比谁都早。可以说，是他开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事业之先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我记得60年代初有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访，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刚出版，他问《毛选》第四卷有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回答：就是一条，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这就是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王明、博古也有一条思想路线，是一条完全相反的思想路线。博古在七大发言作自我批评时曾说，他们遇到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不是先考虑实际情况如何，而是先考虑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的，或者在欧洲在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样的口号和策略，并且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博古的这个自我解剖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两条思想路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小平同志说：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这个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也就是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在毛泽东身上的确充分体现了民主作风，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民主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只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打败了比我们的兵力强大得多的蒋介石，除了人心的向背等因素而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关键。而他的正确领导同他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善于吸收正确的意见，更善于根据各种不同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决断。他的很多正确决策，包括一些重大决策，是吸收了下面指挥员的意见。比如，1946年解放战争刚刚打响，那时栗裕带领的部队在苏中地区，毛泽东从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出发，指示他们打到外线，打到淮北去。接到这个指示，陈毅主张坚决执行，粟裕对于留在苏中内线作战和打到淮北外线作战的利弊得失，作了比较，主张继续留在苏中作战，来来回回的电报反映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最后，毛泽东吸收了粟裕的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主张，于是有了苏中战场的七战七捷。1948年初，为了调动中原敌军回防江南，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毛泽东决定由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打倒京沪杭地区。粟裕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和中央吸收了他的意见，仍留在中原作战。然后，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打了豫东战役，后来又打了济南战役，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创造了条件。打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吸收了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人一些意见，由小到大，取得了基本消灭蒋军主力于江北的大胜利。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一些电报中，经常询问下面的情况，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征询下面的意见。
访问人：军事民主就是他概括和提出来的，这恐怕也是反映一个高明的军事统帅的基本素质，就像楚汉相争时的刘邦，他不仅能吸收下面人士的各种意见，而且能判断哪种意见对。那么，对错误的意见和主意，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呢？
逄先知：对错误的意见，毛泽东主张也要听。你们都读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那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一下，就是毛泽东还善于从群众的不满言论中吸取合理的内容，著名的例子，就是延安时期有雷击打死人的故事。当时一个农民发怨言，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这个农民，反而从这里发现问题———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于是发动机关、部队搞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小平同志非常称赞毛主席这一点，几十年后还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
访问人：最近我们学习《邓选》第三卷，特别注意到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些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逄先知：讲得多好！成功的领袖必须有这一条，有这个气度，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成为成功的领袖。
第三：是他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的人。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形成了许多山头。要把各个山头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如钢铁，团结一致的党，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做到了，做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靠他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作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而外，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他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团结———批评———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都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真是像第一个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毛泽东不但善于团结党内的同志，也善于团结党外人士，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个人，而把最主要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毛泽东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这是他善于团结人，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的个人气质。
第四，是他具有科学远见。“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比别人高明的一点就是，他每走一步棋，还要看到第二步棋、第三步棋，甚至看得更远。军事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抗日战争要胜利了，他就想到城市工作问题，为筹划下一步开辟的工作局面做准备，1945年1月，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说：“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 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城市工作了。”
访问人：看来1944年8月他给秦邦宪的信不是偶然的，在那封信中，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这个问题。
逄先知：绝不是偶然的，他还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些话讲得多好，多么富有远见，其理论价值也是很高的。1948年的九月会议，他就开始筹划新中国的蓝图，提出了关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等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这时三大战役还没有开始。到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把建国纲领提出来了，还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以及干部作风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建国后的各项工作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因为我们的建国纲领上都有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规定得很具体。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是能学得来的吗？
逄先知：这里确有他个人的天分甚至说是天才的原因，但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绝对化，那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掌握的丰富的历史知识、革命经验有关。比如，提出防止骄傲自满、警惕“糖衣炮弹”，不当李自成，这是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的经验，他对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的历史非常熟悉。当然对这些经验，别人或许也知道，也懂得它的对与错，但提出的时机和表达的方法会有大的不同，这又是他比常人高明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尽管根本错了，但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和平演变，提出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一点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也曾讲到法国的历史，复辟反复辟，搞了几百年，新的制度才定下来，毛泽东的这个预见现在应验了，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了，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苏联还那么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看起来还比较巩固。他还是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预见到了这种反复。
访问人：对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在晚年警惕性是非常高的。
逄先知：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使用了“伟大的预见”这个词，我是赞成的。就是说，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它还不是完全巩固的时候，有可能还会出现反复，甚至变回去。如何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他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又把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结果走到“文革”中去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确总结了这个教训，一方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又指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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