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趟跑下来，基本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认清了形势，明白了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不具备去机关工作的条件，遂索性断了当公务员的念想。
到了5月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事。1999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共和国大使馆（当然也木有想到9年后的夏天我来到贝尔格莱德，给已成废墟的被炸使馆敬献花环。）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我亦燃起高涨的爱国热情，毅然走向街头，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大学生的队伍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用实际行动捍卫祖国的尊严。走到肯德基门口，我指着大门紧闭的肯德基大门，语带悲愤问到：“儿子，这是你最爱吃的肯德基，是美国人开的，他赚了我们的银子，还炸了我们的使馆，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儿子红扑扑的小脸透着愤怒和不屑，顽强地咽了咽口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吃肯德基了，我要用自己的行动饿死那些美国人！”
“好儿子有志气！”
我按了按腰间干瘪的钱包，满意地点点头，向儿子竖起了自豪的大拇指。从兜里掏出已经发霉的西红柿慨然掷向肯德基的大门！看着粉身碎骨的西红柿，心里的痛快就像流淌下来的汁液一样酣畅淋漓。。。
被炸事件稍有平息，已经到了夏天。工作安置的事情还是木有头绪。期间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被电力公司人事处女处长婉拒，据说他们那年准备引进一名男性人才；被高校以学历太低婉拒；又因为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四处遭到婉拒。。。
到了9月份，大部分同志已经明了了去向。而我也在转业安置办公室的协调之下，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最后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某区卫生局。不过到了卫生局不能保证就留在机关，很有可能会分到下属的区医院。第二，南京市工商银行。我掰着手指头，仔细盘算了一番，想想再去医院的不甘，还不如选择去当一名银行家。所以当时就给了安置办答复，去银行。
银行负责分配工作的行长跟我们几个一起转业的同志谈话，轮到我的时候，他说，根据目前行里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决定你暂时先到某某储蓄所工作（特别强调了暂时哈）。我说我没学过金融，不懂业务，我不会打算盘，我最怕算账，反正总之我什么都不会。。。行长意味深长又无比信任地对我说：“你看小鲁啊，是这样的，安置转业干部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银行呢也是迫不得已，每年都进来不少，你如果对工作不满意呢，还可以回到安置办去。你如果留下来呢，就应该服从分配，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可千万不要再跟别人讲了，不会可以学，像你这样冰雪聪明的人，不出一个月一定能行的！”
你大爷的，偶真想吐你一脸臭狗屎，难道偶说的不是实话吗？无论怎样，好汉不吃眼前亏，好不容易到手的工作理应好好珍惜哈！听到这里偶当即把头点得如小鸡啄米一般，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绝不给行长“赛锅底”的脸孔再抹一道黑！
就这样，ICBC的三尺柜台后面多了一个不靠谱的、整天让领导提心吊胆的“银行家”。
我本来就是一个对数字极不敏感的人，看到加加减减的数字，我的头就发懵。曾经有一次，路边买桃子，我问人家多少一斤，人家说2块钱3斤。我一听，不能她说多少就多少，怎么也得还还价吧，于是，我说便宜一点哈卖啊？那人看着我，你说多少钱一斤？我石破天惊又无比精明地说道“7毛1斤卖不卖？”上帝啊，你赐予我的聪明才智呢！所以，每天下班之前的扎帐就成了我万劫不复的灾难，刚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账款很少相符的，不是钱少了，就是帐多了，当然也有钱多的时候，关键钱少了要赔，钱多了他不赔。最离谱的是，交班轧帐，算盘打了五六次，竟然是五六个完全不一样的数字。我时常想，那五六次里面，到底有没有一次是对的呢。
更有甚者，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怎么数都少200块钱。钱都快被我点熟了，就是对不上，账单和钱款请主任复核了没问题。实在头晕脑胀累得受不了，就气咻咻地说到：“算了算了，算我倒霉，我赔上算了”。家里儿子等着，我还要辅导他的数学作业，哪有心思在这点别人的钱？
主任说“不行，你一天才挣多少钱啊？马上我们帮你查看录像，肯定是你弄错了。”
打开录像一看，刚上班的第三笔业务，就发现了问题。镜头里面一个顾客取400块钱，“银行家”熟练地拿出一沓1000元的钞票，点出4张放到钱格子里面，把剩下的6张娴熟地夹在存折里潇洒地摔了出去。。。
1999最后一天快要打烊的时候，我工作的的储蓄所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但见她怒气冲冲直奔偶滴柜台，捶胸顿足指着偶的鼻子怒不可遏“你说，你是怎么工作滴？”
我如坠云雾之中，无辜地问她，到底怎么啦？
“怎么啦，你说怎么啦？前天我在你这取200块钱，你竟然给我200块假币！”
我赶快站起来，接过那两张钞票，翻过来倒过去翻得咔咔乱想，确实未见异常：“这怎么会是假币呢？我怎么看不出来丫？”
“天哪，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干银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连假币都不认识，你没见这是两张同号的吗？”
 ，额滴神，可不是真的，两张钞票一样的号码！
无论怎样，这多事之秋的1999，是我命运转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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