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四堂”
黄新原
双节长假，应朋友邀，自驾游了山西绵山，回来想写篇观感，无奈通身疲乏，多日缓不过来，所以只能待有力气时再补了。
这里有篇多年前朋友约稿时写的旧东西，重读一遍，似乎不甚合战友网的风格，但转念一想，吃五谷杂粮有益健康，网上有点“异类”可能会多一种营养，所以决定还是贴上，重在参与吧。望战友们不以为怪。
自从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1899年第一次辨识出甲骨文字至今，已逾百年。百年中每论甲骨文，都免不了要提到“三楚狂人”、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的一句名言：“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前面的四个“堂”字，分别戴在后面四姓的头上，便成了人们凡提“甲骨”必说“四堂”的由来。这“四堂”即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罗振玉（字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近一个世纪来，人们对“四堂”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有着难以撼动的共识。
郭董罗王四人，论年龄，罗振玉居长（1866年），依次为王（1877年）、郭（1892年），董（1895年）为小弟弟。但论甲骨文研究，却是难分仲伯，各有所长。
罗振玉喜藏文物古董且造诣颇深。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由此接触甲骨文字。1906年，时任学部参事官的罗振玉，开始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搜求宝物嗅觉灵敏的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成了他对甲骨学最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考证了出土之地为“武乙之都”；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他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在考释文字的方法上，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指出“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这都给后来古文字学者的考释工作以重要启迪。
1917年，王国维写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被誉为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第一次用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殷王世系，基本是准确可靠的。1923年王国维在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进行研究时，又发现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祖先的称谓不同，由此即可判定不同时期的甲骨文。王国维的研究，最大特点，是不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使甲骨文研究摆脱了单纯的释读，进入了科学利用的更高阶段，使研究甲骨文成为认识商代社会的重要途径。正是沿着这条思路，今天的学者才有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也才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1928年6月，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东京的书店里看到了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他当时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从此，他的甲骨文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接着他的《卜辞通纂》问世。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起步在四堂中最晚，但起点高，方法新。晚年，他担任了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的主编。
前三“堂”为世人所熟知，对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操行成就，抑扬臧否已是多多，唯有“老幺”董作宾似乎应该多说几句。
董作宾，生于河南南阳。6岁入私塾，家境贫寒，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后来，他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蔡元培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甲骨文被大肆盗掘和大量流出境外的状况已有多年。他上任后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对殷墟进行考察，并准备着手发掘。
当时不少人怀疑，安阳小屯地下是否还有甲骨文？这片殷墟遗址上还有没有科学发掘的价值？带着这些疑问，1928年8月，董作宾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命，前往河南，对遗址做实地调查。
董作宾赴安阳后，进古董店，访农户家，踏勘小屯遗址，尽得殷墟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北京，汇报了考察情况。几天后他带着蔡元培批的500银元发掘费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由此拉开序幕。此次历时17天的发掘，共出土甲骨文854片，另出土一批铜、陶、骨、蚌、石、玉器等。
从1928年至1937年，殷墟科学发掘一共进行了15次，董作宾参加了第一至七次和第九次的发掘。成为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由他发端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1933年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1942年，董作宾客居四川南溪，回想中国甲骨文研究事业与“甲骨四堂”的贡献，颇多感慨，他写道：“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他回忆这年春天在成都访问郭沫若时的情景，感叹与之“神交十载”。立誓“一生事业，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十余部。1949年以后的有：《中国年历总谱》《甲骨学六十年》等。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还重视对甲骨文字的描摹，1938年史语所在昆明龙头村时，他对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大量描摹，为日后甲骨书法打下了基础。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离开了祖国大陆，离开了殷墟，困守孤岛，他失去了学术根脉，因此晚年的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中说：“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他没能看到甲骨学今天的研究盛况。
1963年11月25日，董作宾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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