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的记忆
前些天读方华敏美文《敦煌何处不飞花》，在评论栏留言谈及我12年前去敦煌采访的往事，忆起有过一篇反映敦煌历史、文物保护与现状的通讯，不曾想引起站长付根利先生的关注，付先生还上网查阅我提到的一篇报道《流泪的敦煌》，无果，且留言希望见到此文。这让我很是感动。十多年了，这篇文字早不知沉到哪里去了，但付先生的举动促使我想找到这些记录敦煌的文字，追寻昨天的记忆。
于是，上网查。然十余年过去，要找到这些文字真的很难。当年驱车西部6省区（蒙、陕、甘、宁、青、新）采访，历时2个月，行程3万公里，采写了百万字的稿件，但遗憾的是，存有这次采访文字图片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在2003年采访“神五”航天员杨利伟时，于他老家的宾馆被盗。害得我计划出版的记述这次西部采访的书稿也泡汤了。在我新闻从业经历中，这次西部采访当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其时，正是“西部开发元年”，由此，我见证了发生在那一年的西部开发启动阶段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访谈了西部六省区党政一把手，深入到人烟罕至的大漠荒原高山村寨，体验了西部中国的雄浑博大，西部人民的热情纯朴，西部人文的精彩厚重。成吉思汗陵、兵马佣、西夏王陵、莫高窟、塔尔寺、魔鬼城……可以说，西部中国记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炫目的章节。
可惜，我的这些采访资料都丢失了。这些天上网查询也无结果，我想大概十多年前的文字已经被“新陈代谢”了罢。就在几尽绝望之时，我想到了我们报社的技术处，他们那里应该有底档。但我记不清刊出的时间，只记得标题《流泪的敦煌》，技术处的梁工很热心，在计算机后台数据库里翻了一上午，终于找到这篇稿件。之所以找得费劲，原因是见报的题目已经改为《蒙羞的敦煌》，当然不好查找了。
现在读这篇稿件，我还能回忆起当时写作情景。我们去敦煌采访的一行六人，带两台车，其中一台是专为这次采访改装的卫星通信车，当时在国内平面媒体还不多见。敦煌研究院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记得院长是位天津人，还有一位年轻的画师，也是天津人。见到家乡人，聊得就很投机，没有采访与被采访的界限了，完全是朋友式的聊天了。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关照，几孔从不让非文物专家涉足的洞窟也破例让我们参观、拍照。可以说，这是国内媒体从未有过的特殊优待了。聊天式的采访更能获得最真实的东西，我被这些以生命捍卫中华文明瑰宝的专家学者的勇气学识敬业奉献深深感动，也为莫高窟文物遭受的空前浩劫与迄今为止中国不能讨还文物的无奈感到痛心。莫高窟何尝不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写照！
那天晚上，在敦煌小城一家宾馆里，我一气呵成5000多字，通过卫星电话传回报社。这篇稿件作为特稿刊于2000年5月12日《今晚报》，并获当月社内好新闻一等奖，后来好像还得了个什么中国文物新闻宣传一等奖。
往事已矣，难堪追寻。今日翻出这篇稿件，连同当时的两篇消息，发在网上，以谢付站长，并向方华敏致敬。
是为记。
蒙羞的敦煌
这个照片上的画面,摄于当时未见公开的某号洞窟,原图色彩十分艳丽.
两家跨国拍卖公司在4月30日到5月2日，不顾相关法律原则和12亿中国人民的权益与感情，公然在南中国那片美丽的港岛上，拍卖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的圆明园的4件文物。每一个血性的炎黄子孙不能不忧愤满腔。试想一下，本该是你自家的财产，当年眼睁睁被强盗抢去，而现在你想索回反而要掏大价钱赎回，世界公理何存！？文物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现在，列强们却公然在我们的家门口拍卖着我们的尊严，圆明园的“牛头马面”睁着幽怨的眼睛看着她的主人。
我们的心在流血……
流血的时刻不止在5月。在中国西北部的敦煌，一群痴迷于中华文化的优秀儿女也经历着难堪的精神折磨。
敦煌石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明朝末年，历代佛教徒们不断在此开窟造像，就壁作画，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却不再是完美的敦煌，大量国宝级文物被外国人盗劫，以至我们要研究她的历史，不得不向外国人咨询———
残酷的考察
今年6月，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创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发现。作为纪念活动的重头戏，“百年敦煌文物精品展”正在紧张地筹备中。然而，主办者发现，在有记载的敦煌文物中，能称得上精品的文物绝大部分却流失在国外，那里面有大量以梵文、藏文书写的经卷和刻本，还有代表中国古代美术美学极品的数百幅绢画作品。为了丰富展览内容，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批学者前往这些国家考察。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在俄罗斯，这些中华文化精粹陈列在金碧辉煌的博物馆里，前往考察取样的中国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事实——
很绅士的西方学者说：啊，中国的敦煌简直太美了，瞧这些绢画，这是在织物上创造的生命。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唐代的，这是宋代的，这是元代的。你看这释迦牟尼像，他的眼睛会说话，那是你们中国的耶稣。啊，还有这西夏的绢画，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珍品……
中国学者的理智已经克制到难以复加的程度。敦煌研究院的李最雄博士说，我们的几位年轻人火苗子在心里乱蹿。但是，我们除了忍耐，没有别的选择。有的老研究员从事敦煌学研究几十年，没想到头一回看到这些精品却是在外国人的博物馆里，他们的心在流泪呀，却还要称赞外国人“对中国文化领悟深透”。
敦煌石窟艺术是东方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次考察作为一种文化的交流，如果是对等的，正常的，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的学者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事实——
亲爱的中国同行，我知道这些文物对于你们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它。要带回中国展出？NO，NO，NO，这是不可能的。
想要取回这些精美的文物，哪怕是租借都成一种奢想。我们的学者只能看，只能在付费之后拍摄一些照片，然后回国根据照片加以临摹。因此，在今年7月开幕的敦煌文物精品展中，我们看到的许多文物将是复制品。
我们面对的敦煌，是蒙羞的敦煌。
意外的发现
敦煌石窟之所以向世人洞开，不能不说起一个落泊的道士，他的名字叫王圆箓。
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县，1850年出生于陕西，青年时期流落于酒泉，后加入肃州巡防军，当了一名兵丁，退役后入道修行，到处化缘度日。1892年秋，身为道士的王圆箓闯入了佛教胜地敦煌鸣沙山下的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早已没了唐宋胜景，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衰败。
在长达1700多米的鸣沙山山崖上，有上千个石窟，其中有壁画的石窟近500个。最早的石窟始于公元366年。由于多年无人看管，许多石窟积沙封门。王道士就在石窟中栖身，闲来无事就游窟消时。他走一窟就清理一窟，欣赏壁画，采编经书。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雇了位佣工在一间石窟中抄录经书。这位佣工用芨芨草点火吸旱烟解乏，顺势将芨芨草插进裂开的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用手一敲，墙壁居然发出嗡嗡空声。心智颇高的王道士断定墙壁里面另有文章，他们俩人将墙皮铲去，露出一个土块封砌的小门，打通这个小门后，一个塞满各种文书的斗室呈现眼前。那里面居然藏着900多年前的经卷、佛幡、铜像和寺庙僧人之间来往的度牒（文书），还有一尊彩塑的僧人坐像，他的背后还有一幅色彩艳丽的壁画！
王道士修行多年，却对佛经知之不深，但他认为这是“神物”，不可擅动，随即将洞门封了起来。
好显摆的王道士却将这件事告诉了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这位汪县令是位好古之士，听说有这等奇事，硬要王道士取出几件文物鉴赏。王道士与汪宗翰是湖北同乡，碍于情面，只得奉送。哪知汪宗翰却是个趋炎小吏，他把拿来的文物当作礼品，交结官场权贵。一来二去，敦煌石窟藏有文物的消息自甘肃流传到关内，连紫禁城也惊动了。
王道士的意外发现，使封闭达980年的敦煌石窟重新彰显非凡的魅力。
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年，八国联军还沉浸在洗劫圆明园的狂喜之中，嗅觉灵敏的强盗得知辽远的甘肃敦煌藏有珍宝的消息，贪婪的目光一起聚焦在敦煌，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莫高窟，不可避免地遭到空前浩劫。
流泪的石窟
迄今为止，已经作古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西方考古界仍然地位独尊，因为就是他首先将敦煌文物盗运出中国，由此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敦煌探险热”，列强们利益均沾，自然要感谢斯坦因立下头功。
1901年，对中国文化有过系统研究的斯坦因在英印政府支持下，翻越青藏高原，潜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活动，他的首选目标就是沉寂在戈壁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在经历了近5年的精心准备后，1906年4月，斯坦因沿古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于次年3月到达敦煌，只身闯入莫高窟。此时的藏经洞已被王道士封门，王道士正远出化缘未归。斯坦因在此逗留期间，亲眼目睹了石窟里精美的壁画，又从一个小喇嘛手里看到了一幅唐代的绢画，证实有关莫高窟藏经洞的传闻不虚。这一次，斯坦因装了一回君子，他没有动手，他已经构思好了获得这些宝贝的程序。
一个月后，出外化缘的王圆箓回来了，斯坦因紧随其后再次来到莫高窟，他还带来了一位饱学的师爷、他的汉语翻译蒋孝琬。
“啊，王道士，你有高深的修行却居无定所，我愿意提供一笔钱来帮助你修一座道观。”斯坦因拉拢王道士。
接着谈到正题：“我还可以花大价钱购买你收藏的字画，当然是藏经洞中的字画。”
王道士立刻警觉起来。他知道即便饿死，洞中这些“神物”也是不能用来换钱的。他拒绝了斯坦因的“好意”。但是，“六根未净”的王圆箓还是挡不住斯坦因的几句好话。斯坦因对王道士守护莫高窟的功德大加赞赏，又把自己装扮成虔诚的佛教徒，编造了许多离奇的朝佛故事哄骗王道士，博得王道士的好感。王道士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锁，拿出几卷汉语写本的佛经，送给斯坦因“研究研究”。
突破口掘开了，斯坦因步步紧逼，引诱王道士从藏经洞中取出一捆又一捆经卷和画轴，从中挑选一部分带走，声称“要仔细研读”。临走时，斯坦因给了王道士400两银子算是答谢。
四个月后，斯坦因第三次来到莫高窟。这一次，他露出了本来面目，巧取豪夺，运走满满24箱经卷文书和5箱字画，还有一批价值连城的绢绣作品和佛教器具，总计11000多件，偷偷将其运回英国。1908年，斯坦因回到伦敦，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盗窃“成果”。为此，他获得了英国国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在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买走5000件文物。伯希和盗取的文物虽然比斯坦因少，但其价值却远胜于斯坦因。因为伯希和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他所挑选的是绝对的精华。这些文物至今还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巴黎的集美博物馆。伯希和在莫高窟停留期间，还亲手对其中的100多个他认为有价值的洞窟做了编号，大有“圈地为牢，非我莫属”的味道。
1923年，当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藏经洞的文物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的魔爪伸向了壁画。华尔纳使用化学溶液，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再行分离，剥取了多达32010平方厘米的画面，其中包括著名的敦煌壁画代表作《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迎金人图》。现代科技发明最早用于强盗的豪夺。
至今，我们在这些洞窟的甬道入口处，还能看见伯希和遗留的墨迹：P·ON1……P·ON78……还能看到320、321、328、329、335等二十多个洞窟中华尔纳黑手染过的残破壁画……
敦煌藏经洞原有的50000件珍贵文物，被西方列强盗劫一空，留给我们的只有区区8000件！
我们面对的莫高窟，是流泪的石窟。
重建的敦煌
眼看着强盗们对中华文物的残暴掠夺，当地僧俗群众痛心不已，自愿发起了“保卫敦煌”的行动。
1925年，国民党当局迫于民众压力，对前往敦煌的外国人加以严格限制。从此，敦煌莫高窟的大门对帝国主义列强正式关闭。
而敦煌莫高窟的重建则要首先归功于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常书鸿。
1935年，正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留学的常书鸿无意中从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编写的《敦煌图录》画册，那里面数百幅精美的壁画和文物图像使常书鸿深受震撼。此前，他的法国老师不止一次地说“中国没有艺术，中国没有雕塑，也没有色彩丰富的画作。”而敦煌石窟中色彩艳丽的壁画，呼之欲出的泥塑，有的创作年代甚至早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谁说中国没有美术，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不正是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吗！
为了敦煌艺术，常书鸿回到祖国，只身前往敦煌，在荒凉的鸣沙山下定居下来。由他发起创立了“敦煌艺术研究院”即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常书鸿首任院长。他召集于右任、张大千等一批名流前往敦煌考察，争取国民党当局支持。又带领几名第子，修复壁画，搜集失散文物，整理临摹了大量壁画精品，出版画册，向国人宣传介绍中华艺术宝窟。不断的宣传，吸引来大批中华文化的膜拜者，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从此走上正轨。
在中国美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常书鸿名气很大。人所熟知的蒋介石腰佩“中正剑”的画像即是出自他的手笔。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曾力请常书鸿随去台湾。但醉心于敦煌艺术的常先生不为名利所动，一直坚守在漠漠黄沙围困的敦煌石窟。6年前，常书鸿在北京仙逝，享年90岁。
敦煌的重新开放始自60年代初。1961年国务院将其列入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至1966年，文物专家、美术学家、文物防腐专家和古建筑学家会集敦煌，对石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将所有洞窟重新编号。铁道兵工程部队又按专家设计图纸，对莫高窟外壁进行了加固，在洞与洞之间加装了天桥、回廊，安装了电缆照明和报警设备，游人们今天看到的石窟外景就是当时的成果。
敦煌的保护也得到一批中外人士的大力协助。著名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向国内捐赠的第一笔巨款就是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1984年，他捐赠1000万元港币，设计、安装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金属门和窟内玻璃屏风。
如今，在敦煌研究院树着多座石碑，上面镌刻着为石窟保护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的名字。记者抄录于此以供备忘———
平山郁夫：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东京艺术大学教授和校长、敦煌研究院名誉研究员，多年来积极发展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热心于敦煌文物事业，发起组建文化保护振兴财团，开展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不断为敦煌研究院培养文物保护和研究人才，赠送保护科研设备、仪器、书籍，于1989年又捐赠2亿日元，作为发展敦煌研究的学术基金。
山口节子：日本东京从事宗教艺术雕刻的专家，1985年向敦煌研究院捐赠100万日元，用于石窟保护。回国后，又以多种形式向敦煌研究院提供赞助。山口节子女士年事已高，最近她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以莫高窟158窟释迦牟尼涅磐像为蓝本，精心创作释迦牟尼大型雕刻赠给莫高窟永存。
木村吉佑：日本经济新闻社文化服务公司前社长。多次访问莫高窟，派记者来此采访，并在《经济新闻》刊文宣传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物保护。他个人和日经文化服务公司多次为敦煌研究院培养日语专业人才。
池田大作：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多年致力于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关心敦煌文物事业，曾以个人和创价学会名义，先后向敦煌研究院捐赠摄影录像器材、图书资料和野外考察汽车6辆，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年之际，又捐赠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敦煌研究。
越智佳织：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学生，1984年因车祸遇难。生前热爱中国文化，得知敦煌莫高窟遭到风沙侵蚀，多次说：“这么重要的古代遗迹被破坏，太可惜了！这些遗迹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如能保护好，该多好啊！”为了满足女儿的遗愿，她的父母决定将其生前准备到中国留学的200万日元捐赠给敦煌研究院，用于保护敦煌文物……
真正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爱心，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1998年正式颁布了证书。
我们面对的敦煌，是人类共有的敦煌。
专家们在复制敦煌壁画
未圆的梦想
敦煌是属于世界的。如果把敦煌文物看作一个整体，一个艺术的家族，那么，我们有责任来维护这个家族的完美。但是，迄今她还有那么多家族成员流落异国他乡。
中国历代学人对失散文物一直挂怀不已。在莫高窟17号窟空空如也的藏经洞的西壁上，至今还有一代大家张大千先生当年考察时留下的墨迹。他赞美17号窟的壁画：“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大千先生借“神笔马良”（白眉）之典，赞敦煌壁画之精，可谓感叹系之。只可惜他看到的还不是代表性的精品。1941年，于右任先生来敦煌考察后，留下了“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的悲叹。学识渊博的陈寅恪先生在目睹敦煌遭劫的惨状后，苦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敦煌采访，记者的心一直被灼痛着。在这里，我们结识了青年画家张健山。这位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高材生，为了他所心仪的敦煌石窟壁画，在这里工作了15个年头。张健山的父母亲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如今退休在家。张健山的母亲是天津人，退休后没有回津安居，她想守望敦煌。张健山在这里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每天都要临摹壁画，修补这颗残缺的珍珠。
目前，为迎接“敦煌百年”纪念活动，敦煌研究院正组织专家对从国外拍回的50多幅照片进行摹画。70高龄的李琪琼老太太，已经在敦煌临摹壁画40年，老一代画家的沥血之作，为人们展示着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45岁的邵红将也在敦煌临摹壁画21年了，他对记者说：“每次进到洞窟里，心灵就受到一次震撼。”作为新生代的敦煌壁画专家，这次由他临摹8幅唐代和五代十国时期的画作送展。他每天要面对的是从国外拍回的浓缩在照片上的国宝。当年敦煌藏经洞收藏的绢画数目不详，外国人盗走了多少也没有确切数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幸存在中国的敦煌绢画真迹只有一件！它被作为国宝秘藏起来。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研究敦煌文化的权威机构，要查阅有关图片资料，却要通过互联网向国外咨询。邵红将说，对于敦煌学人们来说，那些文物如同自己的恋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心爱的人被人强暴而你又无法救助时，心里会有怎样的痛？！是的，敦煌石窟是世界的，但我们想让她归于完美，能说这是狭隘的民族情绪吗？
将失散的敦煌文物索回，是几代敦煌学者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圆此梦？
（刊《今晚报》2000年5月12日《今晚特稿》）
消息：丝路花雨七月飘洒京城百年敦煌展示中华文粹
八名中外人士获保护敦煌奖
记者今天从敦煌研究院获悉，在今年7月开始举行的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创立百年”的时候，国家文化部将表彰为保护敦煌作出杰出贡献的8名中外人士，同时举办敦煌文物精品系列展，向世人展示这一中华文化精粹。
将在百年敦煌庆典中受表彰的有6位中国人，他们是已故著名画家、敦煌研究院创始人常书鸿；著名画家、敦煌学专家段文杰；著名美学家、敦煌学专家季羡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敦煌学专家饶宗颐；实业家、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总裁邵逸夫；台湾学者、敦煌学专家潘重规。两名外籍人士是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东京艺术大学教授和校长、敦煌学专家平山郁夫，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据介绍，这8名人士，多年来致力于敦煌石窟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捐巨资兴建保护施设，培养敦煌学人才，为挽救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民网转自《今晚报》 2000年5月8日）
消息：敦煌石窟会关门谢客吗
5月1日至5月6日，到莫高窟参观的游客达到1．9万人，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为此，莫高窟门票收入颇丰。然而，这一“丰收”景象却令文物专家忧从中来，因为不可再生的敦煌壁画正在受到人为的环境污染破坏。
随着西部开发，甘肃省确定将以敦煌石窟为中心的旅游经济作为西部开发的窗口和经济增长点。但是，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却使石窟壁画面临生存危机。一些从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忧心忡忡：不间断的开放，使壁画处在风化的险境，长此下去，敦煌石窟会不会闭门谢客呢？
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核心景点，它们之所以为世人瞩目，是因其绝无仅有的11个朝代的壁画作品。自从这些石窟壁画公开展出后，部分已经受到人为环境污染，如何妥善解决壁画“保鲜”问题，成为专家们的一块心病。开放后的洞窟壁画，受到空气粉尘及二氧化碳的腐蚀，原有的色彩正在逐渐退化。在旅游旺季，由于游客的不间断参观，洞窟将长时间处于酸性气体腐蚀环境，加速壁画颜料变色，并产生其它病害。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敦煌学家们高度重视。
石窟既要保护，又要开放，获取经济收益与严防前人遗产毁于后人之手，这是一对矛盾。今天，当我们在为先人创下的艺术奇迹惊叹之余，真该想想，怎样破解这道难题。
（光明网转自《今晚报》200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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