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 一个多年的秘密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气温总是在零下二十多度。今天难得有一个好天气，气温回到了零下五度。吃完晚饭，我穿上羽绒服下了楼，准备到公园溜达溜达。天不冷，心情也好。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喊；“毛叔，毛叔”回头一看，是仁新。仁新比我小五岁，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一直都这么叫。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在我原来单位，这可是秘密。只有他知，我知，天知，地知。
想起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复原后分配到铁路机务段。参加工作不久正赶上，当时叫“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那时服转军人在单位是很吃香的，我又是党员，政治上可靠。就这样我被调到“专案组”。
我们单位是日伪时期的老企业，历史复杂，案件也多。每天都很忙，看文件，调档案，搞外调，写报告，接待当事人。
仁新家的案子，是一个“反革命”案。说实在的，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谁都不愿意接。也许是刚复原还有点军人的气魄，我接------ 事情是这样的。仁新的父亲，解放前就是我们单位的职工。“三反，五反”时，被定为反革命，理由是；仁新的爷爷，是他老家当地的大地主，有家丁，有枪。当时有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在仁新的爷爷家被杀了。那时仁新的爸爸还是一个孩子。解放后，仁新的爷爷被镇压了。就这个理由给仁新的爸爸定为“反革命”。后来被遣送下乡。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已经定性的案件，又做二次处理的，属于平反范畴。我把情况向专案组组长做了汇报。组长说；“你先去搞一下外调，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回来再说”。
就这样，我和另外一名同志（也是复原军人）来到了仁新的家乡。黑龙江省肇东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到了公社“革委会”，拿出外调证明说明了来意。公社“革委会”的同志很热情，派人把我们送到了仁新家。
眼前看到的是，一坐破旧的三间土坯房，没有院墙。仁新的父亲，母亲迎了出来，我们说明了来意。看到原单位来人了，老人家有点激动，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我感觉到了，老人家的心再颤抖。
进了屋，我感觉到，房子虽然很破旧，但收拾的很干净。这是一个“一明，两暗”东北农村的土坯房。仁新一家四口住东屋，老两口住西屋。（当时仁新已经有两个孩子）仁新的母亲忙着给我们做饭。说实在的，那个年代别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招待客人都挺难的。每人每月二两肉，三两油，一斤大米，一斤面。出差得换全国粮票。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农村，拿什么招待我们，真叫仁新一家难心。仁新妈把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给杀了。当时我们拦着不让，说什么都不行，没办法客随主便吧。（后来，我们走时给孩子买点东西，算是补偿吧）那顿饭是四个菜；土豆片，白菜片，豆腐，炖鸡。这四个菜是一家人的心啊。吃饭时，仁新的两个孩子在地上看着我们，我说；“让孩子一块吃吧”仁新的爸爸说什么也不让。我知道，这是礼貌，这是对我们的高看。
第二天，我们开始找当事人，调查取证。中午又是“四个菜”，晚上又是“四个菜”。这“四个菜”一家人的心。也就是“这四个菜”，才有了我后来的“错误”。
回到单位。我向组长汇报了情况，并且说明了我的意见，组长看完材料后说；“这事你办吧”组长也是军转干部，和军人办事就是痛快。这下子我心里有了底。我写了一份《关于xxx反革命案件的复查和处理意见》报了上去。
没过一个月，报告批回来了。意见是；原定“反革命”不变，鉴于两次处理，可就地改变退休，允许一个年龄二十五周岁以下的子女接班。这对仁新一家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大家都很高兴。组长对我说；去吧，把处理意见告诉人家，顺便办理一下手续。按理说应该两个人去，也许是天意，当时特别忙人手不够，组长让我一个人去了 。
到了仁新家，我把批复意见告诉了他们。全家高兴得真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惜没有鸡了，要是有都能杀了，全家庆祝。谈到具体问题，主要是接班问题，就没电了。都结婚有孩子了，年龄也超了。全家人都看着我，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也瞪着大眼睛好像要说什么。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命运。但有政策，我也不好办。
人世间有些事情挺怪的。如果当时他们求我，我也就按政策办了。看着那期盼的眼神，他们什么也没说这到叫我难心了。为此我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我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在当地政府能开出未婚 证明，出生日期能改成二十五周岁以下，这事我来办。真想不到他们把证明办成了。当时， 我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仁新从那时候就叫我“毛叔”。
后来，仁新的父亲办理了退休，有了工资，仁新接了班，当了铁路工人。再后来，全家都搬到城市。仁新也没让我失望，参加工作没几年就是全局的“青年标兵”。后来提了干，当了领导“毛叔”一直就这么叫着。
我这个人重感情，几十年工作中没少犯这样的“错误”。下一篇我都想好了。叫“党员大会上的检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