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儿子因为工作不能回家过年，我和老伴只好过去帮助带带小孙子，过大年时才回来，前几天，小两口把孙子给送了回来，这下可好，一下子工作量是成几何的速度增加，白天晚上都有活干了，而且还总是干不完，只有等老伴把小孙子弄上了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打开电脑，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抓紧时间慌慌张张继续写我的“我的警察生涯”，由于这些因素，难得给战友们的博文上留言，敬请大家谅解！
我第一次出现场是在1978年的6月份，具体是几号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刚刚到公安局治安股报到，当时的县公安机关还没有刑警队的建制，刑事案件统归由治安部门负责，我们治安股在内部称为三股，是公安机关的两个拳头之一，也是局里最大的股，一共有10个人，5个同志负责特种行业管理、民爆物品管理、枪弹管理、交通消防、四类分子和两劳释放人员管理等等，我们另外的5个同志负责全县刑事案件的侦破，后来在80年代后期，县级公安局才由股改为成了科，但级别却仍然是股所级。
一个瓢泼大雨的日子，我和几个老同志去凤禾公社一个大队的茶厂出一个现场，那是一个强奸女知青的案子，嫌疑人是生产队的会计，那时候，强奸知青的案件可以按照“现行反革命”案件论处，属于重特大刑事案件。
我们从公社冒着大雨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浑身水湿，每个人都像是落汤鸡一样，才到了这个大队的茶厂，看见那个倒霉的会计已经被五花大绑了起来，由两个基干民兵用枪押着坐在雨地里，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两个人负责处理现场，两个人负责讯问“犯罪分子”和受害人，那时候还不兴叫犯罪嫌疑人，直接就称为“犯罪分子”或者是“罪犯”，那时公安人员的权力和威望是很高的，简直是到了见官高一级的地步。
我负责处理现场，主要是设法发现并提取到“罪犯”遗留的精斑、毛发等关键性物证，还有就是对“罪犯”进行活体检验，与现场遗留物作血型的同一比对，当时还没有DNA这项技术，受害者由县医院妇产科的医生来完成，我把收集到的物证拍照固定之后再提取保存，其实，这些活我都还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培训，只是看见老同志是如何处理的，自己便记在心头了，说实在话，我还是有点鬼聪明的，很快就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了，而且还不比那些老同志们干的差。有一次，川西监狱一个干部击毙了一名犯人，是因为那个犯人动手抢他的枪，由于那时局里还没有法医，勘验尸体就由我来完成，干完以后，在现场的人都对我伸出大拇指，狱政科长说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哩，非常专业，非常漂亮，干净利落，想起你小的时候，天花板上都是你的脚板印，这当兵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傍晚，我们押着他到了公社，炊事员说你们的运气真好，刚刚才把娃娃鱼红烧好你们就回来了，几个老公安和公社的干部开始喝起酒来，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下乡常常吃到猎户们打来的野味。因为我是个“新兵”，他们就叫我一个人负责在秘书的办公室里看押着这个“反革命强奸犯”，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犯罪都可以冠上“反革命”这三个字，以加重其罪型。
我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又是在夜里，煤油灯又不亮，屋外的树林里还不时的传来阵阵不知道是什么鸟的叫声，怪声怪气的，令人毛骨悚然。但我不能让他觉察出我有些紧张，为了做到内紧外松，我努力地表现出刑事侦查员特有的那种老练与沉稳，我把勘察包放在胸前，把里面的照相机、卷尺、放大镜、印泥、材料纸等东西都拿出来，悄悄地将子弹上膛，关上保险放进勘察包里，一只手始终握着枪，这是一支美制的柯尔特手枪，11.43的口径，威力很大，这枪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攥紧握把还打不响，此枪在美国军队里面装备了长达70年的时间才更换。
也许看着我有点稚嫩吧，知道我是一个新手，他开始和我没话找话了，我狠狠的训斥他放老实点，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狡猾的阶级敌人，我和他是水火不相容的敌我矛盾，没有一点调和的余地，我还怕他突然行凶逃跑或者自杀，以至于我始终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只手在勘察包里面死死的抓着那支手枪，心里还假设了好些个不同的紧急情况和处理方法，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的发生。
天快要亮了，这个家伙已经睡着了，可我仍然认为他是在假睡，是想迷惑我麻痹我，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更加谨慎小心，“反革命分子”是不会轻易就缴戒投降的，我决不能有半点闪失，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老公安们来了，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要知道，在30年前还没有禁酒令出台，办案、开车酒照样喝，在我们这里，老乡敬酒你要是不喝，那你就可能办起事情来不会那么顺畅，不过，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我，觉得好可笑，我们这代人受的正统教育太深了，干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甚至还有点一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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