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是北京军区空军探照灯兵二团三营八连五站（部队简称821站）站长，由于我们部队部署在北京市顺义、昌平一带，正好处在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那架直升机返回的航路上，所以我亲历了那架直升机飞回北京的全过程。
记得非常的清楚， 1971年9月12日上午我还在朝阳区定福庄煤炭干校的团部教导队集训，下午集训班结束，我立即返回了我们821站的驻地——北京顺义县文化营（从1970年5月开始，我们821站就一直驻扎在那个村边，连部则驻扎在顺义县张喜庄）。
回到自己的灯站，发现我站的柴油发电机因大修送去了团部修理所。没有了柴油机，我站也因此撤出了战备。不过，我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因为我还要担负另外三个没有雷达的探照灯站的夜间作战指挥任务，保不准回来就可能有事情呢。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凌晨3时1刻，刺耳的哨声果然把我和全站12名战士外加一个电话班的6名战士一起从睡梦中叫起，从连部传来的命令是：部队进入一等战备！
我们探照灯部队一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配备一个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三个不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我们称之为小灯站）。每个排配置2名军官，一个是排长，主要负责指挥三个小灯站，一个是雷达站站长，直接负责指挥雷达探照灯作战。由于我排的排长一直缺位，我既担负指挥雷达探照灯站的作战任务，也负担这三个小灯站的指挥任务。
进入一等后，我迅速进入了我们排的小指挥所——那是我们在71年5月间用干打垒方式自己建造的一个小屋，屋内有一个小桌，放置一块可以标出约120公里距离的近方图板，其余的装备就是一台32111超短坡无线电台和一架军用电话机。为了防止空袭，我们还在小指挥所的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由于是简单的地洞，到了9月份，防空洞已经成为一个小蓄水池了。
按照习惯，我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已经3点20分。再看我们的标图板，电话班配备的标图员已经按照连指挥所传达的口令，在小小的标图板上画出了一条飞机的航迹，它的位置在河北省宣化以北，正向我们部署的方向飞来。由于我站没有战备任务，我的副站长也进入到指挥所，站在我的边上凝视着标图板。要知道，1971年时中苏关系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在心理上我们都把从正北偏西方向飞向北京的敌机认定为苏联（修）的飞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向我们飞来的飞机速度太慢了，从图板上判断每分钟的速度仅有6公里左右！到了3点三刻左右，这架飞机又几乎停留在了宣化的上空，大约2、3分钟，标图板上的航迹几乎都在一个点上。“直升飞机！”我和副站长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判断，因为除了直升飞机，没有任何的飞机具有这种特性。
看着标图板，我的心中顿时起了极大的疑惑：什么人？为何凌晨架直升机往北京方向飞？是苏联的飞机吗？不可能！苏联怎么可能派一架直升机来入侵我国？！是演习吗？也不可能，因为连指挥所的命令中一直称该机为敌机，整个过程没有丝毫的演习迹象。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企图驾机出逃，由于他的企图已经暴露，往北京飞行则是企图制造一场政治事件。
接下来的空中情况好像印证了我的猜测：先是我们在标图板上看到从天津杨村机场方向起飞了两架歼击机，它们的航迹在标图板上飞快地接近我们位置，2、3分钟后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两架歼击机一下就掠过我们的侧顶空向西北飞去；约5分钟后，又有两架歼击机如法炮制，飞过我们的侧顶空。“这一定是警告并试图迫降那架直升飞机的！”我和我的副站长又不约而同地作出了上述的判断。
顺便说一下，9.13事件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称，林彪搭乘的三叉戟起飞后，周总理下令封锁了所有的机场，从那一刻起，没有一架军用飞机能够起飞。事实上，除了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外，1971年9月13日清晨4点左右，天津杨村机场曾经先后起飞过2个批次共四架歼击机（据我们的判断应该是歼七）。
后来我们才知道，直升机在宣化上空盘旋，实际上正是飞行员陈士印与陈修文为了迷惑周宇驰、于新野在改动飞机的罗盘方向，从而让飞机飞回沙河机场。
时间过得很快，大约4点半左右，直升机终于接近我们的阵地，并直向北京市区方向飞来。这是连指挥所开始忙乱起来。因为一直明确是敌机，我不由地担心它是否会飞进市区，然后摔在王府井大街或天安门广场，进而制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又在想，歼击机迫降没有效果，部队首长会不会乘它进入高炮20团的防区，先把它击落？一阵紧张莫名冲上我的大脑：和平时期的北京要听到炮声了！我和我的副站长都在紧张地等待事态的发展。飞机越飞越近，因为我还有指挥三个小站的任务，不敢离开指挥室半步，而我的副站长则比我轻松的多，他直接跑向我们的高空望远镜，直接观测那架飞机去了。
由于我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山脉的回波对雷达探测有很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连一直注意进行山脉回波中寻找飞机目标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效。整个9.13事件最值得我们探照灯部队骄傲的是，尽管高炮20团拥有众多的炮瞄雷达，且炮瞄雷达的性能远优于我们探照灯雷达，可是首先发现目标的还是我们探照灯部队！我们811站的雷达操纵手在他们副站长丁晓文（现任上海中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帮助下，在30多公里处的一片山脉回波中一眼就发现了这架直升机。就在高炮20团上下为寻找这架飞机确切位置而乱成一片时，我们连长将它的方位和距离准确地通报给20团指挥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八连指挥所听到了高炮20团团长下达的“只要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的命令”。据说，当时连部的所有人都一阵的紧张，可是命令下达后，谁也没有听到炮声。事后我们分析：由于部队一直讲究首战必胜，第一炮能不能打响，能不能打中，与连队的名誉关系极其重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炮连都面临第一炮打不中而在战后遭到灭顶指责的危险，谁也不敢轻易开头炮。再说，“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等于“没有把握可以不开炮”，谁愿意冒开炮的风险呢？结果就是谁也不开炮。
大约5点左右，北京郊区的天色已经微微发亮，我们副站长跑回了我们的排指挥室，他悄悄地告诉我：什么敌机？见鬼去吧！明明一架是我们自己的米6，他甚至都看到上面的八一军徽了。我对副站长的描述深信不疑，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判断。
所幸的是直升机并没有继续往南飞行，它从我们阵地的西北侧开始转向，然后往东拐去，飞向了怀柔方向。9.13事件真相公开后，我们才得知了它的结果。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庆幸当初没有开炮，否则林彪的那些罪证要和那架直升机一起灰飞烟灭，无法取证了。
直升飞机消失后，部队的一等战备警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解除，很快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部队都要保持高度警戒，各级指挥员24小时不得离开指挥所。结果我这个小小的雷达探照灯站站长，因为尚有指挥三个小站的战备任务，也只能在狭小的指挥室的地板上睡了整整一个多月。那段时间非常艰苦，晚上我在地上铺上一张凉席，为了防止防空洞内的水汽，凉席上铺上自己的雨衣，人就睡在雨衣之上。由于天气还不算冷，那些天我身上只盖一件军大衣和衣而睡。每天晚上小指挥室里的电话声、交接班人员的话语声等，让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9.13事件后，因为一等战备一直无法解除，为了稳定部队，高炮七师向各个连队派出了工作组，派到我们连的是一个姓苗的干事，这个极左倾向很强的干事为了保持和上面的统一口径，拼命鼓吹战争的危险，在他的口中好像中苏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私底下，他还多次对我说，9月13日的那架飞机就是苏修入侵的飞机。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当时就明确告诉他，你对其他人这样讲可以；但你这样对我说，我会说你在骗我，因为那架飞机飞过我们顶空时，我们站的所有战士都通过高空望远镜亲眼见过它上面的八一标记。
1971年10月中旬，党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终于在部队排以上干部中传达，真相大白，一等战备也随之解除。好像是10月18日前后，我才得以重新回到我们部队租借的老百姓房子里安心睡觉。
9.13事件已经过去40多年，那段记忆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无法忘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