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 续二（小小说）
黄新原
一
老人走了，1917年生人，97岁。
我没去送，他的儿女，几位大哥大姐没让告诉我。
这老头儿生前和我聊得很多，其中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的医院太势力眼，住院总惹他不高兴。
他儿女忙，老伴又没了，只好请护工。他说：“请护工一个月下来，我剩下的钱只相当于团职干部的工资。”他是正兵团职，月薪两万多。
几年前他住院回来，跟我大骂医生的工作作风。他儿子问医生：“老爷子这肺炎怎么这么多天了不见好？”医生说：“当年粟裕得肺炎比这好得还慢。”儿子觉得鼻饲的管子太硬，医生说：“当年叶帅就用这种管子。”
90年代老头住院，一个护士不知怎么惹了他，他打了护士一拐棍。儿子陪着他去办公室道歉，护士撅着嘴。儿子为了缓和气氛，向医生问起高干医疗经费的来源，医生说：“总后给一部分，首长所在单位给一部分，自筹一部分。”问怎么自筹，医生说：“从门诊看病的地方病人那儿赚。”老头拐棍举了举又要打人，但忍住了。儿子过后问：“又因为什么举拐棍？”他说：“怎么能从老百姓身上赚钱补干部！出院！不住了！”
二
也是这个老头聊天说的。
他的一位老战友走了。在八宝山告别、火化。儿女问一位公墓负责人能不能用小炉子烧，负责人断然说小炉子坏了，但又说可以到办公室谈谈。儿女知道这是想要钱，于是打算还是给点钱。
正这时，来了个年轻军人找到那个负责人，说“我是中央警卫局的，一会儿首长要来告别，让我先来看看”，这负责人顿时紧张起来。一会李德生、张震两位将军来送老战友了。
最后还是用小炉子烧的，小炉子没坏。
三
鲁叔叔，48年参军，今年82了。但看上去也就70多岁的样子，动作灵活，快人快语，东北人。别看参军晚，仗打得不少，当警卫员、侦查参谋、作战参谋，爬得挺快。中印反击战时，他已经是中印边界东段“丁指（丁盛指挥所）”麾下的副团长了。前段时间去昆明疗养，不小心把胳膊摔骨折了，打着夹板。
他爱聊往事，让人听了又不平又伤感。
他的老首长，一位林彪事件受牵连的将军，最后给的处分是免于起诉，开除党籍，按师职待遇。那是当年著名的战将，后来的某大军区司令员。90年代从南方到北京来申诉，竟找到鲁叔叔家，进门就说：“你能不能在家里弄点水让我洗个澡？”他脏得就像个农村生产队长。
鲁叔叔挥着绑夹板的胳膊，哆嗦着跟我嚷：“多大的错误，让老头子受这委屈，他的战功谁比得了？要不是‘文革’，哪有这种事。妈了个犊子！”
鲁叔叔还说到他的另一位老首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个纵队司令，打起仗来像疯子，后来是某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文革”后不久也来到他家，那样子狼狈得都不认识了，小矮个儿，穿个大蓝褂子，一脸的土。但上级的威风还在，反客为主，吆喝着鲁叔叔：去，给老子下碗面条吃。面条吃完抹抹嘴，一瞪眼，说：“不准说我来过。”
后来鲁叔叔才知道将军当时是从关押处逃出来的。几年后将军平反了，还当大区副司令。将军去世时，鲁叔叔参加送别，哭得不行。
四
一般来说，老头儿活不过老太太，所以干休所里老太太多。天热，上午背阴处，老太太们坐在长椅上，聊家长里短、媳妇女婿。
一位阿姨却坐着轮椅独处，不爱扎堆儿。她90多了，一口上海方音的普通话。我爱跟她聊，她脑子灵活，口齿清楚，是本故事书。
她是40年代初的上海地下党员，出身却是吴淞的大资本家，还是家里的独女。因叛徒出卖，她奉命撤到苏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刚到解放区，她同屋住着后来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刘少奇的前妻王前。那时张茜正和陈毅谈恋爱，陈毅的信就大大咧咧地被张茜放在桌上，任人展读。
1946年当她生下第二个孩子才10天，她所在的新四军三师，在师长黄克诚率领下北上拉动，她得到的消息是“部队要运动运动”。她以为部队很快还会回来，就把刚生的女儿托给了老乡。但行军不久，她突然在一个县城里看到了陈老总，顿时有种不祥的感觉，她找到黄师长，要求回去接孩子，师长说，根据地已经成了敌占区，回不去了，部队要赶往东北。她傻了，知道孩子找不回来了。
东北的四平保卫战，打了将近两个月，极惨烈，歼敌一万，自损八千，部队都是最结实的老底子，连卫生员都是红军。一纵司令员李天佑心疼得直跺脚。战役结束后，有人告诉她丈夫牺牲了，她丈夫当时是个团政委，她赶到硝烟未熄的四平城给丈夫收尸。她告诉我：“真惨啊，战士的尸体就象冬贮大白菜，一堆一垛，遍地都是，走路都插不进脚去。”结果丈夫没死，一颗炸弹在团长和政委中间炸开，团长牺牲了，丈夫震晕了，身上满是团长的脑浆和鲜血。
老太太有的故事很有趣：辽沈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很快也打完了。部队急速南下，她没追上先头部队的丈夫，却病在了天津。丈夫的一位战友，也是位纵队司令，闻讯来医院看她，问她钱够不够用，她说够。那司令员说，我再给你留下点，往南方走少不了用钱。说着让警卫员拿了一个大手提包给她，打开一看，全是钱。她吓一跳，忙问哪来那么多钱，警卫员笑着说：“路过一个银行，拿了点。”她冲出去把那司令员从吉普车上揪下来，把手提包扔给他，指着鼻子大叫：“你是要找死啊？赶紧送回去。”
她带着一岁的儿子受邀参加了北京的开国大典观礼，然后一路从北京追到武汉又追到广州，还是没追上丈夫，他去解放海南了。当时四野部队里的孩子随军的很多，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汉和广州分别成立了两所子弟小学，武汉的校长是罗帅的夫人林月琴，广州的校长是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老太太在武汉扔下了女儿，在广州又扔下了儿子。老人说：“直到现在，女儿说起林月琴还叫林妈妈，儿子也习惯叫项妈妈。”
老太太的丈夫解放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年，后来长期从事军队教育工作，“文革”中走得很险，差一点被抓进秦城，后来阴差阳错，不了了之。前两年走了。江西老家的乡亲们给本县出去的将军们都立了碑。
老太太由保姆推着，每天出来过风，昏花的老眼迷起，抬头望向远方，不知在看什么，在想什么 ……
五
还有个老太太，东北口音，88岁。
我问：“阿姨，您是东北人？”老人瞪着我，带点男人的英武气，回答让我吃惊：“我是平壤人。”
我问：“您……”
老人笑了，说起她的故事。
老人的老家是朝鲜平壤，很小就被父亲带到延边，参加了抗联。她说：“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之所以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与我们大批朝鲜战士的英勇善战分不开。我们可不是中国的朝鲜族，是地道的朝鲜人。那时朝鲜和中国的抗日战士根本就不分家。直到辽沈战役后入关南下，四野还有成师成团的朝鲜部队在为全中国的解放打仗。”
老人后来嫁给了四野六纵的一位副师长，是汉族。抗美援朝后，中央作出决定，四野里的朝鲜部队都要回祖国，她已经结婚有孩子，所以没有走。她弟弟当时是个小号兵，也回国了。
解放后很长时间，老人没有弟弟的消息，改革开放了，老人弟弟作为朝鲜人民军艺术团的小号手，随团来中国。在沈阳，他给北京的姐姐写了封信，竟被同团的人“揭发”了，回国后被转了业。当时，他们的母亲还健在，但却一直没能见到在中国的女儿。老人说后来弟弟来过北京，却因她“老头子”的敏感身份，不能在家住，住在处边的招待所。这些年，朝鲜的亲戚不断有人来，她也不断往朝鲜寄东西。那边要的东西中国人觉得很奇怪，要塑料花，最想要的是避孕药。
老人的女儿对我说，可不能当她的面说朝鲜不好，说了她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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