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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冬天，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全国到处都是红卫兵，尤其是车站码头。那时，红卫兵坐车不买票，吃住不要钱，打着革命有理的旗号，周游全国，这些年轻人何乐而不为呢。在火车的行李架上，座椅下边，走廊中间，厕所里面，到处都挤满了人。一旦你挤上了车，站在某一个地方，这就是你到达目的地前三十公分的空间。无法吃饭，无法方便，更谈不上睡觉。
就在这种情况下，空十七师政治部让我和五十一团的特设师刘训贵同志到东三省对十七师的干部，重点是飞行人员进行政治审查。那时我们住在遵化机场，一天吃过早饭，我和老刘踏上“外调”的征途。
从唐山上火车，一直站到哈尔滨。换汽车来到林甸县，外调办给我们换了外调手续，热情的说，你们去草甸农场大约有三十公里的路程，有一辆卡车正好要去草甸，我可让他们带你们去，我们听了很是高兴，答谢了这位好心同志就登上了卡车。一路上，没碰上一辆车，没碰上一个人，看到的都是一人多高的干草随风摇摆，到处都插着禁火的标志，这个地方才真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地方呀。
到了草甸农场已伸手不见五指，俺俩连夜加班完成了调查，农场的领导安排我们住下。这是两间没人住的房子，没糊窗户纸，也没有烧火炕，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里屋里屋外没有什么差别。我俩不敢脱衣服，伙盖着一条被子，曲卷在一起，今夜无眠。
第二天，天一亮，我俩匆匆告别了寒冷的草甸向县城走去。
佳木斯是我国北疆一个较远的城市，比哈尔滨还冷， 但当过兵的都知道，住在长城以北的部队发皮大衣、大头鞋，遵化就在长城脚下，那是以南呀。没有办法，五分钱买了一副鞋带，解开棉袄扣，掩住棉袄，用鞋带紧紧扎牢，这样还能提高点防寒能力。
火车到了佳木斯东北的一个小车站已是深夜两点了，这里离俄罗斯不远，要去的村离车站六七公里。正好，一高一低两个村民也到那个村去，他们主动要当我们的向导。他们一路上用朝鲜语说话，听不懂，我俩没带武器，不敢在前面走，怕遭不测，紧紧的跟踪在他们后边，随时做好了战斗准备。
目的地到了，怎么也叫不开旅馆的门，在两位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才住进旅馆，错怪了他们，他们是大大的好人。
第二天下午，我们完成了任务就忙着回到车站，因为一天就这一趟车。行至离火车站一公里时，我们听到后边的火车声，于是，我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火车站跑去，先是火车追问，后是我追火车。
东三省各个城市都跑完了，我们又到张家口的崇礼县，崇礼有一个狮子沟村，离县城四十多公里，公社离村还有五六公里，每天下午从县城发车，次日返回。正巧，一个老乡是狮子沟村人，在他的带领下进了山。一路上遇到路口我就摆上路标，生怕第二天无法返回。晚上九点，我们才到狮子沟，村革委会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晚我们就完成了任务，临晨四点我们就告别了乡亲，踏上了回归到路程。
月亮星星被厚厚的云层遮挡着，天没有一丝光亮，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别说摆好的路标，就是方向也难于分辩。出村没多远就迷路啦，狼的嚎叫声时高时低，一双双绿光时远时近，因没带武器只好捡了两根棍子做自卫。是走是留，经过简短的商量，我们决定继续向公社的方向走去。
翻小丘过大沟，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见公路的踪影，突然，我们发现了一个麦场，我想，麦场周围一定有人家，扩大搜索范围，不一会，我们看到麦场的下边有一盏灯忽亮忽暗，我们 兴奋不已，急急忙忙向灯光走去。
两间不起眼的草房在灯光的照耀下晃来晃去，好像随时就要倒塌，屋内传来一男一女说话声。“有人吗”？“谁呀”？“我们是解放军，迷路啦，请问上公路怎么走呀”？ “外边这么冷，你们进来烤烤吧”。“不拉，大嫂没起不方便，我们不进去啦”。不一会，这一位老乡提着一盏马灯走出屋门说“我带你们一段吧，这七拐八拐的不好走”。“这么冷冷的天，麻烦你啦”。“没关系，军民一家”。
在这位好心的老乡带领下左转右转，大约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老乡停了下来说“向前走，别拐弯，一会就上公路啦”。我们再次谢过老乡，急促的向公路奔去。
四十年过去了，如果今天半夜问路，人家又带你这么远，不给一百元钱那是不干的。那个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当时女同志找对象的口号是：一军二干三工人，没法找个老农民。威信高啊，骄傲呀！
一上公路，一束刺眼的汽车灯光由北朝南照了过来，我想，不管他是公共汽车还是货车，拦住再说。于是，我整理了一下军装，站在路中间高举公文包，打着拦车的手势一动也不动，汽车越来越近，好像司机发现是两位解放军，慢慢的将车停稳，关了大灯，哈！就是这辆车，快上。
车上的售票员是一个五十多岁老同志，姓张，这是我来时打听好的。“张师傅请帮个忙，能不能到前边公社停五分钟，我下去盖个章，麻烦你啦”。老同志一听先是一愣，心想，这个军人怎么认识我？好像在哪见过。“好，好，可以，可以”。老张连声的回答着。到了公社，急促的敲开秘书的房门，秘书连调查材料都没看一眼，就签上“情况属实仅供参考”，卡嚓盖了一个公章。这是昨天就和秘书约定好的。
张家口市到了，“谢谢张师傅，回见”。张师傅莫名其妙的挥着手“回见！回见”！
东北之行回来后，组织上就让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执行任务了。有一次在北京，前门空军招待所临时规定住所必须有军人通行证和本部队司令部的证明，我没有司令部的证明，人家不让住，说是北空后勤部的证明也可以。我只好去北空后勤部，后勤部在台基场，离招待所一站地。和我上四路无轨的有好多人， 我站在走廊上，两手紧紧抓住上边的扶手，不到两分钟，台基场到了。一下车就发现钱包被盗啦，这时，我要喊一下司机，司机就会把车开到指定的地点，我一想，钱包里只有五元钱，一张通行证，两本在通县买的袖珍版毛主席语录，最重要的是一叠盖好政治部公章的空白信还在口袋里。这个小偷肯定是个新手，他不去偷有钱人，专门偷我这个穷军人。我边想边往后勤部大门走，大门两边都是双岗，戒备森严，没有通行证 的都要仔细盘查。根据我当兵的经验，越怕越受查，越东张西望越过不了这道坎。于是，我两眼正视前方，大步走向岗亭，当警卫给我敬礼时，我标准的还了一个军礼，顺利通过门岗。
我向军务处的参谋说明了情况，他们说：“你没有通行证我们怎么承认你是军人，你有部队的介绍信吗”？我说：“有，有”。我拿出一张空白介绍信草草的写上有关内容，换回一张住招待所的介绍信。
事过俩月，我又一次到北京调查一个绰号叫“前门小妹”十九岁的女青年，在崇文区公安局查阅她的档案时发现了我的钱包。第二天我提审了“前门小妹”，本想问她和我部队一干部的关系问题，没想到她到说出偷空军一干部一支手枪的事。解决了一起涉枪案。
一年的审干工作结束了，跑遍了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一百多个县市，该喘口气啦，师政治部又抽我到迎“九大”办公室，这里的工作简单而单纯，一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任务。这时，师司令部通知我马上回五十一团执行紧急任务。原来，中央军委命令空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十团一级转场进驻福建，独立大队进驻内蒙毕可齐执行轮战任务。一个师就这样天南地北的分开啦。
那个疯狂年代已经过去，不可挽留，也不希望他再来，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忘我的工作千万要留住，那时我党的传家宝呀！
摘自《我的回忆》
与刘训贵1969年元旦在哈尔宾审干时的合影
刘训贵同志1969年是空51团特设师，40年未联系，知情的战友请告诉他的电话号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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