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想什么呢?”我被身边同行的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喊醒过来,一起在一架“运五”飞机前照了一张合影。然后又随着人流,沿着跑道继续往东走。
这次来平泉,实属偶然。那是7月27日我还在南戴河陪着客人疗养时,突然接到当年的老科长—杨富生从河南打来的电话,说是他要参加“八一平泉战友会”(他后来当了平泉场站政委并从政委的位置上转业),并告诉我计划7月31日到京,当天就转车到平泉去,我虽然忙一点但能很快见到老科长,毕竟心情还是很高兴的,计划在他转车的时候在京好好聚一聚,没想到在我回京路上,又接他的电话:决定于7月30日晚上到京,随着杨科长的这一改变,我就只好在30日晚赶场,连着喝了两顿酒,但时,此时仍然没有计划陪他到平泉的想法,然而,当晚餐后送杨科长到达招待所住下后,回家的路上却把这晚的镜头一幕幕地回放起来┅┅
杨科长的精神状态不错,虽然已经72岁的人了,但是,他仍然像当年当政委当科长的时候一样,有说有笑,而且酒量也不小。但是,当他走路的时候却一瘸一瘸的,一问才知道,他去年曾经受过一次伤,至今他的腿脚处还埋着一根钢钉,想到此,我就越发的不放心起来,听他说,这一次不仅要参加平泉的战友会,而且还准备到天津去看望当年的师政委李德崇。让这样一个腿脚处打着钢钉的72岁老人转那么多的车,他怎么受得了呢?想到此,当年他关心我照顾我的一幕幕场景又展现在眼前: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前后,我曾经在他的手下先后工作了近5年时间,那5年,也是我从一个机务兵转变为政治工作干部的关键时期,为了适应机关需要,他手把手地带着我撰写会议材料和工作报告,一遍遍地字斟句酌修改我的讲课稿,我后来能成为一个站在军事学院的讲台上给大学生讲课,以及再后来能够带领一个团队,让部下心悦诚服地跟着我走,一起打拼创业的这点本事,可以说几乎都是他教的;不仅如此,对我生活上的关心,他也是无微不至的。记得那年我的大妹妹来队准备住院看病,因为招待所没有房子住,杨科长竟然把他自己的宿舍腾出来,让我妹妹住,他自己却住到了集体宿舍里;32年前的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全都翻腾起来。我实在睡不住了,我决定:放下手底的所有事情,专门陪他去平泉,参加战友会。可是,按照计划,他天亮就要随着去平泉的战友们离京了。我实在不敢睡觉了,马上给他打电话,可是他关机了。不得已,我又经过多方查找,找到了他住宿的那个招待所的电话,打给服务员,让服务员明天一早就要通知他,别让他走。当确认服务员已经明白了我的用意,才算放下心来,躺到床上去。这一觉睡的很踏实,直到杨科长打电话来,才把我震醒来。
就这样,7月31日上午我带着公司仅有的一辆乘坐比较舒服的商务车,赶到北空后招待所接他上路。
三、
平泉场站现在已经不象当年那样担负那么重的飞行训练任务了,但是,它仍然是一座经常待命执行临时飞行任务的场站。所以,虽然人员不多,但却任务不轻。现任场站卢站长亲自出面,接待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兵们和军嫂们,紧接着,大家聚集在大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见面会,中午,现役的干部战士推迟进餐时间,把大食堂让出来,安排大家按时用餐。
热热闹闹的“回机场”活动,半天多一点时间就结束了,返回平泉县城的路上,意犹未尽的战友们,坐在车上边行车边聊天,似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别后衷肠。
我却注意到:这条出营区的道路太难走了,坑坑洼洼,颠簸不已,这与平泉全境的高速公路、国道、以及“村村通”村级道路网,形成了显明的反差;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营区活动时,我进洗手间时无意发现,一条长长的洗手池里放满了水,我不解,一问才知道:他们的供水时间是每天的中午和晚上,平时是没有自来水供应的。读到此处的战友们,一定心头很不爽:在中国城市如此发达的今天,那些没日没夜守卫领空的官兵们却连基本的用水和出行问题都没解决好。怎么让他们安心服役呢?
返回平泉泽州大酒店不久,我们就安排退房,一起朝着下一个目标--天津出发了
同行的还有当年文化科干事—--郭志林夫妇和他们的小孙子。
四
“八一”的晚餐,李德崇政委给安排在了天津狮子林大街与金纬路交叉口的九福饭店。
我们到达后才发现:出席晚宴的不仅有32年没见面的李德崇政委,还有原师副政委也是我的老指导员—郑玉桥,原干部科副科长—吴传福,原某飞行团刘团长,还有我的小兄弟—杨寿清。李政委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五粮液。这顿酒喝的很美,美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当晚,由吴传福给我们安排在了离他家不远的一处--天津有名的老年国际公寓—--全季饭店。
8月2日,我们把杨科长送到天津国际机场,看着他过了安检,才放心地离开。
至此,这一趟难忘的“八一之行”,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