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和我一起在北京斋堂训练营的同班种菜能手杨景新也和我一起分配到了灵丘场站通信营一连，有这位能人打理连队的菜地当然没得说。辛勤的耕耘，加上战士们自产的“有机肥料”，很快地里就收获了一茬接一茬的各种蔬菜。

蔬菜多了，不仅丰富了连队的餐桌，同时也给我们电台值夜班的报务员带来了福音。晚上大伙值班困了，累了，饿了，都可以去后面菜地溜达一圈，顺别弄回几颗黄瓜和西红柿，吃下去，立刻满口生津，精神倍增。我印象中，虽然连队菜地里也种了些西红柿，但伙房似乎从来没有收获过自然红的西红柿。大部分刚刚长成，略带点粉头儿的果实，都被我们这些报房里的“夜贼”给偷吃了，所以，等不到炊事班去采摘，西红柿早就变成了粪便，又被作为肥料重新上到了菜地里。有时候溜达到菜地里看看，实在没什么可以摘的果实，战友们就顺手掰几个尖辣椒回来，看着那些湖南兵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令人生畏的尖辣椒，我虽然一口没吃，但还是感觉自己额头上在冒汗。

不久，我们自己种的蔬菜陆续都下来了，单靠战士们自己吃已经消化不掉了。这时连里炊事班和一些南方来的战士也一起动手将大批的长豆角和莴笋收拾了放入大缸里腌制起来，做成了吃起来酸酸脆脆但略带臭味的泡菜。别小看这些酸臭味道的泡菜，进入冬季之后，它们几乎是每天战士们早餐配着小米粥和馒头下饭的主菜。另外，当时连队里吃饭都是分餐，饭和主食当然是随便吃管够，但下饭的菜却是没人一份。饭量大的战友经常是饭还没吃饱，菜早就一干二净了。这个时候，炊事班总会在餐桌上放上一小盆自制的咸菜和泡菜作为补充。那些咸菜和泡菜基本上都是连队战士们在夏秋季辛苦种出来的蔬菜。

   我记得有一阵我被抽到连部当文书，恰好我们指导员的太太从无锡来部队探亲。当时这位来自无锡的漂亮军嫂在临来灵丘之前，不幸出了工伤，到连里的时候手上还打着绷带。指导员心疼，我也跟着心疼。知道南方的姑娘喜欢多吃青菜，我总想多给这位军嫂弄点青菜吃，可惜那时候连里自己的蔬菜刚收完，已经没有什么可摘的菜了，于是我就趁着夜色和青纱帐的掩护到别的连队种的菜地里去偷菜回来孝敬我们指导员夫人。

蔬菜丰收的时候，自产的蔬菜多到实在吃不完，连长偶尔也会发发善心，让我们营里或其他连队送点蔬菜过去。但实话，当时各个连队伙食费基本上都很紧张，自己连里好不容易种出来的蔬菜，不到自己实在吃不完的时候，是不会考虑随便割舍给其他连队的。

终于有一天，收获的蔬菜实是在太多了，堆放在一起很容易腐烂。为了尽快消化这些来之不易的蔬菜，连里提出让我们几个战士推着一车莴笋到场站家属院那边去卖。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推销东西，感觉有几分无地自容。因为那个时候，宣传口径对自由市场、自由经济、小商小贩等均持批判的态度。无论是电影《青松岭》还是小说《艳阳天》等作品都对做小买卖或自有商品交换的行为嗤之以鼻，甚至还给这些行为戴着了走资本主义的帽子。在这个背景和政治气候下，让我一个军人手提秤杆去卖菜，实在是有点无地自容。

没辙，在部队服从命令就是天职！抵触归抵触，情绪归情绪，但上级的命令还必须无条件执行。无奈之下，我只好和另外二位战士一起，推着一车丰收的莴笋去军人服务社附近的家属院周边去推销。二位同去卖菜的战友推着车，我手里提着杆秤远远地跟着他们。从一连绕大路去军人服务社要走很远的一段路，我有意识地拉开和那车菜的距离，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在卖菜！

半个时辰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要去的地方，两个战友回头摆着手，招呼我快点，我只好紧走几步跟上菜车。此时的我却生生地拎着秤杆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其实当时住在附近的部队家属不少，这么新鲜的蔬菜，如果高声吆喝几下，相信拉来的蔬菜很快就会卖掉，但我实在是羞于开口，鼓了半天勇气嘴里也没蹦出一个字儿来！

后来另外一个同来卖菜的战友实在憋不住了，扯着脖子在军人服务社不远的地方喊了几嗓子，“卖菜了！新鲜的莴笋！”很快就有军人家属围拢过来，不一会儿，拉来的菜就被抢光了。其实当是我根本就不认识秤杆上那些亮晶晶的刻度，只是装模作样地把莴笋放到秤盘上，然后估算一下价格，之后几乎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按每根多少钱和军嫂们完成了交易。这段种菜卖菜的经历是我在灵丘，不！应该也是我这一生，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卖菜的经历。

许多年之后，我复员回到地方，上了大学，学习了国际贸易，又到了外贸的专业公司担任外销员。之后多少次出国推销。有时也被公司派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和国外的客商洽谈销售合同。再后来又被政府的国际贸易部门选派到美国纽约的商务机构担任业务经理。当我穿梭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道鳞次栉比的那些服装大厦时，蓦然回首，也会回想起在灵丘初次卖菜的经历。穿着军装卖菜和穿着西装推销，虽然销售的商品不同，面对的客户不同，但毕竟那都是买卖，毕竟那都是推销。当兵时偶然卖了一回菜，回到地方又神差鬼使地将那种偶然触碰的经历一直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