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好好干，戴上军功章送给我的亲人。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然而，近在咫尺的军功章却与我擦肩而过。
和平时期部队不同于战争年代，杀敌立功没有了，但出色的工作表现同样可以立功受奖。我从事话务工作，荣立三等功前提条件是，连续十个月被评为“三满意话务员”。“三满意”包括首长满意、用户满意、友邻台站满意。评选“三满意”标准非常严格，必须确保迅速、准确、安全、保密，确保全月不出现任何差错，态度和蔼可亲，没有一个批评来电，受用户表扬若干次等等。评比方法以班为单位，每月评出一至二名，经排、连逐级审批。
经过刻苦训练，我的业务水平相当过硬，但要长时间在业务量大情况下，确保迅速准确难度很大。比如相近似的部队番号、电话号码，比如来自各地不同的口音，比如音同字不同的首长姓名等等，尤其遇到重要首长讲话声音低沉，方音较重，说话简单，却又不可以反复询问，这种情况及易出现差错。
经过不懈努力，我已成为业务骨干，并连续9个月被评为“三满意话务员”，就在第十面红旗即将插在我的名下时，出现了一个小小失误。尽管双方还未通话便被我及时发现并立即纠正，尽管这一小差错没人知道，但诚实的我还是主动按照接错电话作了登记。这不仅意味着我放弃参加本次“三满意”评比资格，更意味着我放弃了这枚即将到手的军功章。虽然有些不舍，但我心里坦然。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至今想起来我仍无怨无悔。
放弃这枚擦肩而过的军功章，还意味着今生我将与军功章无缘，因为我即将告别军营。
离开部队近三十年了，每每疲劳时夜里做梦，其情其景都是在部队值班室，面对无数呼叫电话显示的盏盏红灯，无论如何快速接听，红灯仍有增无减。
七十年代部队通讯联络，除了报务，大多以话务为主，话务员肩负着保证首长指令上传下达，保证指挥所对华北地区空中防御指挥，保证各部队战备训练、战备值班，以及部队之间信息往来。
1976年6月，经过新兵集训和专业基础集训，我开始进入实习阶段，由专人在机上进行传帮带。从老兵接通第一个电话学起， 边听边看边记，而后，在电话不多时段，我来上机操作，老战士作指导。渐渐地我可以处理话务量不多时段业务，前提是老兵在一旁监听。
印象中是在7月中旬，我与另一位同年兵，经过严格考核，层层选拔，通过了首批放单飞，这意味着我可以独挡一面了。
话务工作不仅需要头脑灵活，口齿伶俐，操作迅速，还需要规律的摸索，经验的积累以及熟练的操作。因此，放单飞初期，我的业务水平仅相当于老兵的一半，遇到电话繁忙，战友们会主动帮忙，以减轻我的工作压力。
值班室白天需要一个班，夜间前半夜、后半夜分别由两人负责。
记得7月28日凌晨，我与另一位战友交班不久，刚刚进入梦乡，便被连续不断的颠簸惊醒，意识到发生地震不到一分钟，值班室话务量猛增，我与战友迅速戴上耳机，投入工作。
从地震发生到天亮，话务量远远高于白天高峰时段，三个半人要完成一个班工作量，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看着数也数不清的红灯，我满头大汗，手忙脚乱。
由于震后话务保障畅通，我们电话排，荣立集体三等功。
而我有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训练更加刻苦。由于我训练成绩优秀，此后，我与另两位战友，代表北京军区空军，参加空军部队话务工作“脑功、耳功、口功、手功”“四功”比武，我们这个团队获团体第四名，我个人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单调枯燥的训练我记忆犹新，频频闪动的红灯，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以至于经常在夜里，回到部队，回到机房，去接那永远也接不完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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