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了三次党
自1975年至1977年，两周年三虚年，我入了三次党。前两次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也不是支部大会没通过，个中原由还得由我慢慢道来。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就回村当了民办教师。当时一位姓朱的公社副书记（很年轻，才25岁，县团委下来的）在我们大队驻点，想重点培养我一下，就让大队书记发展我入党，大概快年底了让我填的入党表。这时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全公社的老师都集中在公社完小办学习班。完小和公社隔一条马路，对门。一天，在公社当通信员我同村一起高中毕业的同学告诉我，“咱公社来接兵的啦，就住在我隔壁，是空军”。一开始也没在意，出于好奇，晚上过去转了转，正好接兵的两个人都在，一个是指导员，姓什么忘了，江苏人；另一个是排长，山东潍坊的，叫唐光成，说话有点口吃。拉着拉着就熟了。那时条件很艰苦，交通很不方便，接兵走访、到县武装部联系工作都是步行。当时我有一辆破自行车，由于参加学习班，平时很少骑，就放在我同学那里。和接兵的拉熟了，就把自行车借给他们骑了。这在当时对接兵的来说可相当于现在的“宝马”呀。一来二去，两位接兵的就鼓动我报名参加体检，说他们是北空的，离北京很近。开始还真没想当兵的事，因为我家兄妹多，我是老大，家里很困难，只想自己长大了，如何分担一下父母的负担，表现好一点，一旦有机会还能让贫下中农推荐上个工农兵大学。经两位一再忽悠，也没和家里商量，也没向组织报告，稀里糊涂就跟着参加了体检，结果一路过关，把个唐排长景的不行，“姚...姚老师，你这个兵我带定了，你等...等通知就行了”。还真是，没多长时间我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可是春节前没走。后来听说是因为周总理去世没起运，春节后三月份才离家坐上大“闷罐”到的部队。
一天，我拿着《入伍通知书》去找朱书记，问问我入党的事怎么办，他有点不高兴地说：“公社要培养你，你怎么当兵去？”我也自知有点礼亏，喜皮笑脸地说：“到部队锻炼几年，回来再跟你干。”他说：“那好吧，到部队好好干。只是现在公社班子成员都在下面包队，不能为你一个入党的事专门开会，这样吧，你走后，公社为你出封证明信，把情况给你介绍到部队去。”当时咱啥也不懂，我以为往部队一介绍还不就是党员了。所以一到部队人家通知开党员会，我还挺积极地去参加，部队说，你档案里没显示你是党员呀。我一听坏了，肯定是我当兵的事提前没给朱书记说，他生气了，拿往部队介绍我在家入党的事搪塞我。当时脸红红地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会场。过后就再也没想这事，只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尽早在部队入党，不穿上四个兜的衣服，决不回家见“江东父老”。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入党。
新兵连还没结束，师军务科的毛鸿福参谋（山东人）就去挑机关兵了，我有幸被挑中。新兵训练结束后到警卫连站了两个月的岗，说是先下连队锻炼。后我被分在师司令部标图班。76年大概也快年底了，司令部协理员（上海人，个不高，偏瘦，姓什么忘了）找我谈话，问：“小姚你当兵之前，在家填过《入党志愿书》吗？”我说：“填过。”我被问的云山雾罩，心想难道朱书记真把我在家的《入党志愿书》转来了？要真是那样，我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误解人家朱书记了。我在静静地听着协理员的下文。协理员说：“其实，你在家的入党证明五六月份，你们公社就寄过来了，当时没给你说，组织上是想观察、考察你一下，正准备再让你填一份表，在支部大会上讨论一下，结果就地震了，一直托到现在。你思想上有个准备，再写一份思想汇报，找个时间给你通过一下。”一时间，我脑子一片空白，像静止了一样。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同时也佩服人家朱书记讲诚信（朱副书记后来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长、市交通局长，在市人大退休）。喜悦劲还没过几天，我正在做着精心的准备，协理员又找我谈话了。“小姚，情况有些变化，你被正式选上机要学员了，不久就要去空军军政干校（现在的空军指挥学院）学习，首长让把你入党的情况再转到学校去。”这有什么好说的，咱是军人，得听组织安排，何况上军校又是好事，这意味着我离穿四个兜的时间不远了。第二次入党就这样又划上了句号。
我们在空军军政干校学习一年。这个班是文化大革命后，空军第一期机要班。学员都是在全空军新兵当中选的，个个都是优中选优，经过严格审查筛选出来的。那年代都讲究政治强、作风硬、能吃苦、思想红、做好事、学雷锋，可能我学雷锋做好事没别人学得好，做得多，上半年发展的一批党员里没我。一直到10月份才填表。这一下可有一个历史性区别，上半年入党的没赶上预备期，7月1日以后，开始实行预备期，要当一年预备党员。
这就是我三次入党的经过。入了三次党结果入了个预备党员，我可是经过了组织的长期考验，几十年来还算是合格的。
2011 6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