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满16岁那年，我下乡插队刚两个来月，恰遇当地农村征兵，侥幸成了全县知青屈指可数的入伍者之一，被闷罐列车直送千里之外。

    我向往当兵已久，学业中断上山下乡，前途一派渺茫，更觉得到革命大熔炉经受锻炼是唯一理想选择。

    入伍头一年在天津静海一个苏式老机场，例行的短期新兵训练之后，经历由接受报务训练到独立上机值班过程，年底随部队转场到河北易县狼牙山下。那个年头连队伙食标准每人一天肆角伍分，但我并不感觉比在家里和农村吃得差，只是窝窝头和小米饭有点难咽。比起南方城市，部队驻地夏天久旱少雨供水不足，冬天白雪皑皑寒风凛冽，一年四季气候干燥，风沙肆虐习以为常，处在乡野和深山，天地更显得苍茫。

    连队的生活节奏很快，每天起床军号响起，紧张的一天便开始了。除报台昼夜轮班，出操，整理内务，学习训练，生产劳动，公差勤务，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切强调依条令行事，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台务会、连点名是周末必做功课，参加营、场站乃至全师大会接受教育和整顿经常不断。连队象一部马力十足的机器运转，期间，节假日，文体娱乐，电影，部队文艺联欢和慰问演出，也常常带来轻松和欢快时刻。官兵之间，新老兵之间，一个战壕的战友摸爬滚打在一起，时而专注投入，时而欢声笑语，呈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火热画面，苦与累之中，充满欢乐。

    军营里，人人要求进步，个个争相表现，谁也不甘落后。我报务技术稳步提高，直至达到教练员水准。最初在机要台，抗干扰收发报应对自如。之后在警报台，更不敢有丝毫马虎，收信机固定呼号循环往复，单调乏味似在催眠，一疲乏就容易走神，不容半点闪失。我和全台战友长年如一日不间断守听，警报信号无一漏听，立了集体三等功。但在其它方面，却不能象从农村来的战友那样吃苦，行动有时往往跟不上趟。一次连长在大会上表扬我做团支部工作学习专栏办得不错，肯定我有进步后又补上一句：“这个同志以前就是懒，工作不主动。”我一听，大脑“嗡”地一下，想不到领导对我是这样的印象和看法，顿时五味杂陈，看到会场有人掩面窃笑，尴尬极了。那时就是这样，每当领导作工作讲评，一颗心就下意识地绷紧了，生怕被批评的现象包含自己，也希望表扬点到自己名字。

    说起来我到部队后还算幸运，想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一样当个报务员，分到通信队（后扩编为营）恰好新兵“班长”就是报台台长，新兵训练尚未结束就被他偷偷领着参观报台，暗示了最后分配结果；当兵两年多，入团、入党直至提干，比起正在农村苦苦挣扎的众多同学，便有了一种草鞋换皮鞋的优越感；在连队，搞报道，出板报墙报，写经验材料，向报社投稿，由此提干两年后如愿以偿调进场站政治处当上干事。

    我在政治处先后做过新闻、宣传和组织工作，还到连队代职一年。刚到机关，接触面广了，人依然懵懵懂懂单纯得很。周围资历老的同志多，很多事情轮不上我插嘴，只能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去做，老老实实做好就是了。后来当组织干事，负责党委会纪录、搞党务、搜集情况整理材料、写部队年终工作总结等，承担的具体事务多了，便俨然成了主劳力。有次司令部上报经验材料，站长还点名让我帮忙执笔呢。

    文革动乱结束，军校恢复从部队招生，我有幸在空军政治学校度过一年，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以后又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通过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所有十余门课程。这种系统性的学习，犹如为我贫瘠的心田播下良种，让我的理想信念扎进根基。

二

    当兵十来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看到有人想方设法通过调动实现家人团聚，十分羡慕。可是想到没有一点门路，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妻子有位同过厂的女友是庐山人，她丈夫姓晏，我们叫他晏哥儿，晏哥儿婚后从福州调到了庐山人武部。我回浔休探亲假和他们在一起时，分享这俩口子好梦成真的喜悦，自然而然也道出自己同样的热望。晏哥儿说可以试一试，并热心为我引见空军庐山疗养院政治处曲主任。曲主任听了情况介绍，出乎意料，当即表示出积极态度。不久，易县场站收到庐山疗养院的商调函，燃起我心头希望之火。

    然而，这种跨军区个别调动程序非常复杂，作为调动方，需要经过师、军和北空，听说还要提交空军备案；作为接受方，也要经过福空相应层级，这是我一个小小连级干部无力企及的。

    就在我提出请调报告之时，师政治部巳决定将我调至秘书科。政治部黄国枢主任外出短期集训回来，有人向他请示下令通知我报到事宜。黄主任当即回答：“嘿，算了，要走了，我背包刚撂下，他电话就来了！”    

    身边的场站老首长对我调动之事都很关心，后来到某师任副政委的老政委于云亭，当过北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和军政治部宣传处长，就是他从师到北空一路我你拨亮绿灯；老主任汪志诚在江西呆过，调到兄弟场站当政委，也积极与他老战友福空政治部干部部赵部长联系通融；次年转业的庄玉灿副政委还利用回泉州休假机会，专程拜会他的老领导福空政治部高主任面谈此事，致使我的调动由不可能变得可能。

    一天吃罢晚饭散完步，我们政治处几个人照例坐在房前葡萄架下闲聊。高怀波主任狡黠地看了我一眼，问：“调动的事怎么样了？”

    “谁知道呢，反正我不抱多大希望。”我回应道。他若有所思，又笑了笑，然后告诉我：“调令来了！”呵，企盼一、两年了，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我一时兴奋不巳。赶紧去看调令，白纸黑字，调往的单位是空军庐山（后改为九江）场站。

    离开易县场站前，黄栋梁政委亲自参加欢送会，语重心长，由衷的话儿说了很多，使我受益颇深。接着又是饯行宴，妻子闻讯抱着儿子不远千里奔波而来，为的是看部队最后一眼，也一并参加。想到为自己这么个小干事如此这般地动用特支费，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可黄政委大手一挥，说：“就这么定了，干！”让我好生感动。一连数日，我处在战友恋恋不舍的情绪包围之中，酒桌上大家频频举杯，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酩酊大醉的滋味。

    分手的那天上午，当我与前来送行的领导和战友一一道别，怅然若失。满面笑容，难掩依依惜别的沉重。未曾想到，易县机场——这个满山石头杂草丛生的荒凉山野，连同此前的天津静海机场和往后的九江机场，多年以后，都成了我生命中魂牵梦萦的地方。

三

    来到九江场站时值冬天，而我心中却春意盎然。部队离市区只有40来公里，一路水碧山青，草木葱郁。远走他乡十几年，归来才真切感知家乡秀丽，连呼吸也倍觉畅快。

    九江场站正待扩编。政治处有三位干事，一位在基层代职补缺，一位出差在外，只有一位老同志在应对日常事务。主任李文祥正在亲手起草部队工作年终总结，巳大致拉出初稿。他事务缠身，见添了人手，索性交给我继续整理。好在我当组织干事多年，顾不上初来乍到，硬着头皮便接手了。

    没过多久，副主任谢玉堂休假归队。谢副主任从福空政治部组织部下来时间不长，春节过后，李主任和两位老干事确定转业，他接替主任职位。此后一连数月，政治处工作全靠新任的谢主任和我这个副营职的兵来维持。

     按照上面布暑，埸站一定年龄内的干部开始补习初中文化，每天下午集中上课。 因事务缠身走不开， 我放弃大部分听课机会，利用中午和晚上自学。四门课程依次考试，结果除最后一门化学及格，语文、数学和物理都以遥遥领先的高分名列全站第一。 

    埸站召开党代会，常委会审议党委工作报告，陈继顺政委看到我调来才半年就能把五年工作总结出来，有点不可思议地说：“真不知田园是怎样写出来的” 。

    下半年部队扩编，场站本想留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可是方案中没有这一编制，向上争取未果，我被任命为司令部政治协理员。

    一天，空军庐山疗养院的曲主任来场站，我俩坐在一起亲热地交谈。曲主任告诉我：“你调空疗被福空后勤部卡住，正好这里要扩编，我们跟场站一说，也就转过来了。”又说：“他们对你反映很好，李主任说你人很本份。”他问我：“今年多大了？”我回答：“刚过30岁。”“呵呵，还年轻，现在是正营，40岁以前进团级没问题！”曲主任的笑容和蔼而又温暖。

    人在司令部，实际上我并没有完全脱离本应在政治处做的工作，如下连队短暂补缺、领队参加师转业干部学习班、担任师军队院校高考文化补习班指导员兼政治教员等。

    谢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起初看到他操着湖南腔叽哩呱啦动不动就训人，似乎有点难说话，接触时间一长，才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一副火热心肠。我俩在工作中磨合，又率先一起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渐渐发现彼此心灵相通处事默契是那样谈得来，以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忘了他是领导而直呼其老谢。继李主任转业，两年之后老政委、老站长离休，又过了一年，老谢也在副政委任上离开部队。这几年，是我军旅中最顺心的一段时光，对他们的知遇之恩感激之情，长久地留在了我心间。

    也许人在顺境中，头脑最不容易保持清醒。当老谢在政治处主任位子上次年转任副政委时，场站极力推荐由我来补空，上面回应放后一步考虑，我回政治处担任副主任的那段日子里，又因变故未能如期接任，便沉不住气了，遂产生转业念头。头一年提交转业报告，因名列后备干部上面不批。次年再次提请，时任主任劝我别走。主任因故从团政委的任上屈就此位，组织上巳考虑年内就地恢复其原职。他说：“我们配合挺好，要上就一起上吧，不然我就少了一个配合的。”而那时我去意巳定，并找到师政委。师政委说：“你遇到的情况有点特殊，今年巳经安排你了。”离开师部前，我又到了干部科。科长拿出拟提拔人员的名单，指着上面说：“看，今年有你。”既然要走的话巳经出口，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四

    转业请求被批准后，军分区政委对我的工作安排很关心，热心地推荐我进市委组织部。在市委组织部，部长当着政委和我的面笑着点了点头，吩咐在场的副部长负责考察。副部长当即要求我拿几篇自己写过的文字给他看看。

    不是夸口，我在部队二十年，撰写的各种类型材料多得可用麻袋来装，可是谁曾想到把这些用过即忘的应时之作用到转业安排上呢！在易县场站写的材料自然不会带回，到九江场站后写得少了，有几份工作计划和总结报告保存在单位柜子里，看来拿出来作用不大，而且酷暑之下也不愿来回折腾。怎么去跟副部长说呢？犹豫再三，我终究没有去找他。事后得知，副部长说：“他写一般性工作总结应该可以，写理论性文章可能不行。”

    分配结果，我到区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

    当时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正在自上而下地启动，这是一项声势浩大的社会工程，牵动千家万户，任务十分繁重。我报到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建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并主持办公室工作。尚未熟悉新的工作环境进入角色，就被推到风口浪尖，简直如履薄冰。从调集人员、建立机构到整个工作逐步铺开，每走一步都遇到诸多困难，正好也给了我熟悉情况挑战自己的机会。我竭尽全力协调上下左右，牵头跟进每一个流程，其中集中组织了二百多名普查指导员集训和几十名业务骨干编码及复核的大会战。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保证了工作紧锣密鼓有序地进行。人口普查结束后，全区获得省、市金杯奖，我本人也被评为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先进个人。

     我在政府办分管政务。区长是位很有经济工作经验的资深领导，在他的运筹下政府工作很紧凑，办公室人员自然随之忙忙碌碌。在为领导服务的过程中，我也从领导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政府文稿和领导讲话，本来我不动手照样有人写，也许是生来命贱，我总觉得改稿不如自己直接操笔，结果自找苦吃，无形中把许多大材料揽在手中。一写起来，就心无旁鹜、寝食难安。那时我写出的文字，一年的数量抵到在部队政治机关几年写下的数量，其中的考察报告、调研文章、经验介绍、发展思路与战略构想等有不少发表在市党政机关的刊物上，有的文稿收入区经济工作文件系列汇编。出于一种惯性，后来我到区人大办公室当主任，文字工作相对少了，包揽大材料的习惯亦未改变；当计委主任时，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五”规划也是我自己一字一句写成的，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区“十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收辑在由国务发展研究中心组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

    在区政府办四个年头，是我转业回地方后最忙最累的时期。有一次，我在家中熬夜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夜深人静，烟抽完了，只得出门救急。这时才发现楼外大雪纷飞，屋顶、树上、地面一片白茫茫。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上跋涉，来到路边一处简易的小卖棚屋，敲门说明来意。里面的人犹豫片刻，哆哆嗦嗦地拉开一条门缝，接钱，递烟，“哐当”一声又急忙把门关紧了。还有一次，我连续几天赶写一个材料，由于趴久了，颈部突然僵硬得无法转动，就诊后过了好些天才恢复过来。直到现在，老区长见到我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你在政府办公室确实吃了不少苦”。

    换届的时候人心浮动。那次换届，我和区长个别在一起时，区长问：“你下到街道去可以吗？”我回答：“可以。”之后党群副书记也来征求意见：“你到人大办公室去行不行？”当时我在政府办正感到有些压抑，又想尽快摆脱没完没了写枯燥材料的滋味，便不暇思索地脱口而出：“行呐，到哪里去都行！”就这样，我在区内工作第一次变动。离开政府办公室前，区长还交给我最后一件事，就是抽空帮他写一下个人到政府三年的工作回顾。他温和地看着我，笑道：“你的工作确实无可挑剔！”

    一天，我偶遇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两人一时闲聊起来。他通过工作接触对我有所了解，说：“你在区里会“沤脱”的。你看这样行么？市里正筹办龙舟赛，我们先把你抽调到筹备办公室，然后再想办法调到市政府办公室来。”我说：“我刚到人大，领导可能不会同意，我也不好意思自己去提这个事。要不，你们试试看！”结果，被抽调的是我们办公室的副主任，我对此只好装着并不知情的样子。

     以后，我的工作虽然挨到换届又有变动，但是我似乎明白了，当初是到街道，还是到人大，不经意之间，却转入一个弯道。

五

    又是一次换届。

    换届前后，党政机关展开新一轮机构改革。按照上面文件规定，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任期超过十年，只要主动申请退居二线，可以提高一级待遇。我的情况就属于此类，如果加上部队任期，年限快要翻倍。可是想到自己一辈子属于体制内的上班族，突然离开工作岗位，又能去干什么呢？所以没去响应。隔了一段时间，组织部又有人来问：“条件又放宽了，你考虑得怎么样？”我回答：“条件不放宽我也早够了，我不是表过态了吗！”过后一想，是不是领导希望我早点腾出位子？无奈之中，只好自嘲。

    过了两年，我终于被“一刀切”，退下来了。这时，市委组织部又发了与以前内容相同的文件，只是表述更加简单，而且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对于上面组织部门接二连三发出的这种文件，我颇为不解，过去一向是个人的事情由组织安排，现在怎么变成写申请就办不写申请就不办了呢？我和另外两名符合条件的同事先是合写了申请，后觉得文件中一句话的正文含义不清，加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来作出明确而又权威的解释，于是又把申请撤回了。

    换届时新来的区委书记很强势，然而察其言观其行，渐渐地让人们怀疑起其人品来。他明里暗里所作所为，致使不良反应和影响越积越多，不少负面传闻不胫而走，引起全区上上下下的不安和担忧。

    换届才过一年，区委对中层干部又来了一次较大范围调整，其中决定把我从计委调至人防办。当提交人大常委会履行法定程序时，再多一张否决票就免不成我计委主任职务，而再少一张赞同票继任者也不能就职。当然，书记自己也清楚，这件事与我本人无关。尘埃落定，许多同事纷纷来调侃我：“哈哈，你这下由天下第一委掉进天下第一洞了！”

    过了数月，书记忽然找我谈话。此时此刻，我觉得对领导巳无话可说，只想听听领导的说法。谈话由见面的客套很快转入正题。

    “怎么样，到人防还好吗？”

    “还好，那里比较单纯。”

    “哦，是这样的，这次调整，为什么让你离开计委呢？一是考虑到你年龄偏大，搞项目，争取资金，跑上跑下不太方便；二是征求了市计委意见……（语义含糊不清）。当然，我们对你也不是随随便便安排的。为什么让你到人防呢？一是考虑到那里比较单纯，二是考虑到那里有点收入。事先没有跟你打招呼噢！”

    “打不打招呼无所谓，反正我也干不长了。”

    “怎么？”

    “现在不是每年都要切一次吗？”

    “哦！”

     短暂冷场后，书记又挑起另一个话题。

    “嗳，过年过节，你们给市里和区里领导有过什么表示吗？”

    “没有。只是有时过年前请市计委的领导一起吃个饭，另外有个土政策，如果谁为区里争取到资金，会有点奖励。对区里领导没搞过，也没有这个条件。”

    “对，市里的应该考虑，区里领导就算了。”

     春节来临，有人给我来电话：“过年是不是给领导表示一下？”我回答：“要送你送吧，我是不会送的！”

     节后上班第一天，书记率领一群人来到我办公室拜年，他笑容可掬，热情异常。不出几天，就有消息传来，区里中层干部马上又要切一批了，被切对象出生日期至1953年1月。屈指一算，全区1953年出生的中层正职有多人，1月份出生的唯独我一人。按出生年份来切是惯例，这次怎么切到月份呢？个中猫腻，不言自明！

     又过数日，组织部通知我参加集体谈话，我要求与书记个别谈。我心里清楚，这个小小的要求将会被置之不理。接着，组织部办事人员、部长和区委副书记接二连三地找我。区委副书记打通我手机，我对他说：“按照区委分工你和部长来跟我谈，我完全理解。但我看这个程序还是免了罢，要谈就请授意切到1953年1月的人来谈。我没想到老老实实干了一辈子，到头来碰到这么个欺负人的事，更没想到共产党的一级组织也可以做这种欺负人的事。区委书记与我是不是属于面对面领导，跟我谈一谈是不是就委屈了？”话虽这么说，副书记和部长那里稍后我还是去了。可是，这位书记大人就是不露面。

    事后，有好友用半真半假的口吻指责我：“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有钱大家花嘛，又用不着你个人掏腰包。死脑筋！”

    三年以后，我终于在法院审判大厅再次一睹那位书记的尊容，他耷拉着脑袋坐在被告席上，与当初的傲慢骄横截然判若两人，原先染得漆黑的头发变成了一团银丝。

六

    自认正值成熟的年龄段，戛然脱离工作岗位，尽管很自由，却无所事事，我一时不免感到落寞和茫然。

    我经常漫无边际地在城区到处游走。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之手在牵引吧，我徘徊最多的就是父母在世时老屋所在地。我血液里饱含爹妈忠厚、柔韧、谦卑的基因，脑海留下的是从幼年到少年的美好记忆。如今，时过境迁，物非人非，家里老屋早巳不复存在。不远处的长江依旧一如从前奔流不息，而世间却翻天覆地沧桑巨变。我就是从这个地方离开家门远走他乡，跋涉在人生路上。

    洗尽铅华空怀志，转眼青丝染白头。青春似火年富力强的如歌岁月是多么值得追忆和怀念啊，这是我们所有同龄人都会发出感叹！想起工作和生活中遇过的波折以及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我深知纠结于心怨天尤人不可足取，因为任何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归根结底都由内因起决定作用。我从自身经历中悟出，宠辱不惊，不卑不亢，知足淡定，随遇而安，才是直面人生的最佳心态。我感恩这个世界，感恩一路伴倍我和我一路遇到的所有人给予的一切。一路走到今天，陪伴在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了，当下日子我更懂得倍加珍惜。

    从参加编辑区志学会电脑打字和基本操作，到走进空六军战友网精神家园，再到与作协结缘，我愿用阅读和写作来充实自己的生活空间。学到用时，方知年轻时空负了不少好时光。学无止境，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在反复不断地学习中，来一点点掌握和吸收。我过去在工作岗位，写的大多是官样文章，现在动起笔来，可以从心所欲，抒发人生体验和感悟。一段时间没写点什么，就会莫名地被一种行尸走肉浑浑噩噩的感觉困扰。我想通过阅读和写作，让余生活得更加明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