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片刻，我才缓过劲来。“我一个小小服务员，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啊！我不就是学外语和顾客聊天么。”我当时的语气里透着天大的委屈甚至嗓音都带着几分哽咽。赵局长没有接我的话茬儿，继续蹦着脸说：“安全局已经正式向咱们市局领导提出了警告，要求你上班的时候，除了正常的邮电业务之外，不能随便和外国人搭讪。”说道这，他提高了声调放慢了语速，一字一板地说：“如果再发现此类情况，局里决定立即调离你的工作，让你去送报送信。”听到这，我简直要疯掉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报务员，不就是昨天和老外们聊了一下里根遇刺的新闻么。这个安全局的所谓警告简直是无中生有的诬陷！

别管我怎么辩解，似乎都无济于事，原本这个赵局长就左的厉害，再加上这个事儿又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我的一切解释他根本就不予理睬。我神情沮丧地走出了局长室，委屈的差点掉下泪来，只感觉脑袋发胀，胸闷憋气。

自从那次被赵局长警告之后，我“收敛”了许多。每日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值班，遇到老外过来找我聊天，就推说手头工作多，不能多说话，有时草草地把他们支走，或者干脆躲进电报房里不出来。那位平日里对我上学百般刁难的张组长，估计是在赵局长那得到了对我严格监督的指令，从他的脸上似乎可以看得到洋洋自得幸灾乐祸的表情，那表情里的潜台词无非就是：“看看怎么样，我当初告诫过你吧，你不听，现在知道锅是铁打的了吧！”

不过这人哪大多都是好了疮疤忘了疼，被警告的日子过去几个月后，我似乎感觉风声已过。渐渐地恢复了和老外的正常交流。毕竟机会难得啊。

当时我们和天津国旅一起办公，他们窗口值班的有三位接待人员，一位懂日语的，一个略懂英语的，另一个姓姚的女孩基本没有多少外语知识。人长得漂亮，看上去娇滴滴的像位大小姐。我猜可能是某位领导的孩子，托关系进了这个好单位。不懂外语在国旅的窗口值班的确很麻烦，经常会因为语言障碍无法和客户沟通。当时外籍人士来津旅游都需要在国旅找一位“地陪”，所谓“地陪”就是在本地陪同客人观光兼翻译的导游。如果天津是一位国际游客的始发地的话，国旅还要安排一个“全陪”，负责陪同那位客人到国内的几个旅游点游览。

客人入住后，都会立即来到大堂的国旅窗口安排后续的行程，确定“全陪”或“地陪”的人员，落实旅游景点和路线等细节。通常国旅前台的服务人员只需将地陪或全陪导游的联系电话给那位老外即可，不过有时老外电话联系不到地陪或全陪，他们会把预计游览的计划告诉国旅窗口的服务人员，之后简单做一个口头沟通，确保窗口的服务人员准确无误地将客人的计划传递给导游。

那天碰巧赶上姚小姐值班，二个老外急匆匆过来找她交代旅游计划，结果这位大小姐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于是她把我从报房里喊出来帮忙为客人沟通那份旅游计划。由于说话的时间较长，于是我们俩和那两位从美国芝加哥来的游客一起去了大堂的待客区，客人给我们两人点了咖啡，我们一起坐大堂的沙发上谈事。

没想到这次学雷锋做好事儿却引火烧身，给自己带来了第二次危机。不知这次究竟是国安局的人向我们发出的警告，还是我们张组长向赵局长“告秘”的结果。总之，我又收到了来自赵局长的第二次严重警告！这次警告并没有通过组织找我谈话，而是通过关系找我爸告了状。

由于当初我去市邮电局是托了我爸爸在邮电学校的同事曹萍老师的关系，而曹老师的丈夫又是我们市邮电局的一把手，所以几年以来我在邮局大概一直戴着“局长后门”的帽子。估计也正是这个原因，才让我们赵局长误将我当成了“有根有叶”有来头的干部子弟。为了不至于得罪顶头上司，这回赵局长在向我抡起板斧严惩之前，先透过曹老师通过我爸给我发出了第二次警告。如果当初要是知道我爸爸只不过是天津邮电学校的一个不起眼的班主任，估计绝对不会给我第二次警告的机会，一定会立即向我开刀问斩！

老爸找我谈话一般的方式都是简单粗暴的方式，他听曹阿姨一说邮局要把我贬为投递员就急了，他认为我没有给他争气，让他在同事面前丢了脸。“你是怎么搞的，上个班都上不好，整天叽哩哇啦学外语，这回怎么样，学出麻烦来了吧！你知道么，人家要开除你！”“您别听他们的，这些都不是真的，其实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和外国人聊天练口语。”我心中气不忿，不服气地和我爸申辩着。 “别管你有什么理由，领导都这么说了，国家安全局都怀疑你，难道这不是事实？”我知道我爸那个年代的老党员，只要是组织意见，那就是绝对的真理和百分百的服从。“我告诉你，从今以后老老实实上你的班，别整天想东想西的，离老外远点儿！”

曹老师透过我老爸传递给我的信息是明确的，他们这是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和最后一点面子，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的严重警告就是让我别在和外国人多说话。如果再不听从劝阻，下一次很可能就被直接贬为送信送报的投递员。看着我爸那双发怒的眼睛，听着他那严厉训斥的声音，我感觉到我的末日似乎来了。种种迹象表明，我的厄运来了，倒霉的日子不远了！此时的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在部队菜窖里学外语差点送了小命的遭遇，学外语的痴迷和执着让再次我面对危险。我似乎感觉到激流之中有个向下的漩涡在吸我，那漩涡就像一个黑洞，即将把我无情地吞噬！

紧张的学习和工作让人感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时间来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春季，新华业大四年的英语课程已完成过半，系统的英语学习加上国际邮电服务的语言环境让我的整体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时在天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涉外宾馆，绝大部分来天津的外国人都住在南京路与河北路交口的友谊宾馆。这些老外们白天都忙公务，到了晚上闲着没事就特别喜欢找中国人聊天。那时候的中国，刚刚对外打开大门。对这些来访的老外们来说此时的中国充满了神秘。然而，中国官方对外的宣传和接待口径又很难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渴望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和民间接触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俗和社会现状等真实情况。

天津友谊宾馆的大堂入口左侧是总服务台，客人们到宾馆住宿时都在次办理入住手续，大堂的门口有几位服务生，负责为每位办理完住宿手续的客人送至指定的房间。这几位服务生里，据说有国家安全局安插在友谊宾馆的特工，事实上，当时国家安全部门的外派人员很多是以行李夫、保安员、大堂接待人员的公开身份在涉外宾馆内“潜伏”。当时阶级斗争观念还很强，对外国人的管控也非常严格，这些以服务人员的公开身份在涉外酒店工作的国安人员就是为了监视和观察那些老外的动向，关注他们平日里和哪些中国人接触，从而顺藤摸瓜找到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蛛丝马迹。

我工作的国际邮电服务窗口和国际旅行社的接待窗口恰好就设在宾馆大堂入口的右侧，平日里我们这边的一举一动都被对面那些国安人员严密监视着。然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邮电报务员，当时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几乎是一无所知。

虽说友谊宾馆当时是天津接待外宾最多的酒店，但在这里能和老外们顺畅沟通的人并不多，依我当时的英语口语水平虽然也很难和外国人讨论过于复杂的问题，但和他们简单的聊些中国的民俗历史什么的却不存在多大障碍。再加上我多年学英语练就的“厚脸皮”，和老外说话一点都不怵头。也正因为这样，我在大堂里似乎成了大忙人。除了应付我们自身的电信服务，还经常被大堂、国旅、甚至卖旅游纪念品的柜台喊去当临时翻译。

友谊宾馆内设的国际邮电服务晚上十一点结束营业，不过基本上过了九点就没有什么顾客来办业务了。老外们都是夜猫子，80年代末街面上没有任何夜生活，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到了晚上城市几乎是死一样的沉寂。百无聊赖的几个常住天津的老外，偶尔发现酒店大堂的邮政窗口有个英语讲的不错的小伙子，于是每到晚上都聚集到此聊天说话。每到我当班的时候，总有老外围拢过来叽叽喳喳聊个没完。有时还端着奶酪和葡萄酒，边吃边聊。

当时的中国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洋人们来说大概像今天的北朝鲜，充满了神秘感和新鲜感。住进友谊宾馆之后，被好奇驱使的这些老外们终于找到一个既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又愿意跟他们分享的中国人，每到晚上，他们往往会缠着你，好奇地问这问那，一直聊到我下班。

和老外们聊天对我这个英语爱好者来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儿。以前为了练口语到处“打野食”，街角公园、大学校园、宾馆饭店，几乎哪都跑遍了。眼下的工作环境老外随处可见，甚至近在咫尺。每天几乎都有外国人陪着说话聊天，我好像鱼儿游进了海，鸟儿飞上了天。然而，这种令我惬意的日子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我的麻烦来了。

1981年3月30日，全世界都被一条重要的时政新闻震惊了！刚刚就任美国总统69天的罗纳德·里根，在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讲演的途中遇刺。这件事情几乎轰动了全世界，一时间世界各大媒体各大报刊充斥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当然这个特大新闻也成了我和老外聊天的话题。那天我和好多美国人聊到了这个话题，进而和他们询问了一些关于美国政府组成，参众两院的职能，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政治常识等话题，大概是和老外们搭讪的时间长了些，于是里根总统被刺的日子也给我带来了霉运和危机。

第二天，我们局长来电话通知我去局里谈话。平日里局长来我们营业网点一般都是简单打个招呼，之后就是跟我们张组长“密谋”，现在说特意要我去谈话，让我非常意外。是好事儿？也许要提拔我当组长，或者是调我去什么重要的岗位？可是听局长电话里的严肃口气，似乎感觉不像什么好事。

我们国际邮电服务局有二位局长，两位都姓赵，一把手叫赵洪刚，面相看上去就是心地善良的人，此人办事儿认真，讲求实际，没有花架子，待人真诚。另一位副局长叫赵宝华，文革造反派出身，后来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北京邮电大学。这位赵局长是北京人，外表英俊但骨子里油滑。平时爱讲大话讲空话， 喜欢说大道理讲政治，有时左的让人受不了。

那天找我谈话的正是那位平日里油腔滑调的赵副局长。一进局长室，只见他正襟危坐，面部紧绷，看上去一脸的严肃，见他的表情那么反常，我几乎可以断定他找我肯定不是好事儿。 “小马，你和外国人聊天，涉嫌向他们透露国家机密，已经被国家安全局注意了。”赵局长的话像晴天霹雳一样，我简直被震住了！我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待续）

五班的吴老师虽然讲课水平高，但课上同学们回答问题却不怎么踊跃，偶尔课上吴老师会遭遇冷场，一个问题甩出来，课堂上沉默很久都没人接招，遇到这个茬口，班里的几个尖子都会“拍马催鞭”举手发言。不过有几次，尖子们都因为有事没来上课。吴老师的问题悬在空中没人接着，吴老师也很拧，每当这种尴尬的时刻，他通常不会选择自己下个台阶，而是一定要固执地等下面的学生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但凡这个时候，我总会厚着脸皮出手解围，大胆地举手回答问题。渐渐地，吴老师看到了我对这个班的贡献，逐渐转变了对我的态度。

五班的几个尖子生都很清高，他们是班里五十多个学生的佼佼者。冷不丁地从外班来了我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对我很冷淡，课间时没一个愿意跟我聊天。我知道要在五班继续混下去，就必须赢得这几位的认可和接纳。后来经打听，了解到这几位尖子生课下组成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他们每周有二个晚上在一个叫章虹的同学家里聚会练习口语。章虹是位和张海迪一样的残疾姑娘，从小得了婴儿瘫，每天坐着轮椅来上课，很不容易，也很让人敬佩。我发现章虹待人很和气，打听到她家就住在外国语学院的院内，就厚着脸皮去拜访了她。那个晚上我们用英语聊得很开心。不几天，我居然收到了章虹同学的口信，获邀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小组。于是我和那几位尖子生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之前的冷漠消除了，代之而来的是接纳和热情。之后再到五班蹭课，原来的阻力完全消失了。

上课我不怵头，学习也不在话下，但当时最让我头疼的是如何保证晚上业大的上课时间。涉外电信服务和常规的邮局营业网点时间不同，在这里我们晚上一般值班都要延续到夜里11点。有时上班的时间会和上课的时间犯顶！二者“撞车”时，我面对的只有两个解决的办法。一个是利用自己的倒休或存假，干脆在上课的日子休息一天，白天看书复习，晚上6点去上课。再一个就是找人替班，临时跟其他人倒一个班次，腾出时间去上课。

倒休的日子很快就用完了，找人倒班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很多同事都是成了家的人，即便是找到了人愿意给我替班，也必须事先征得当班组长的同意，因为组长对班次的安排有最终的决策权。

我的组长叫张魁鳌，比我大几岁，也是个早年回来的退伍军人。此人是个集邮狂，平时业务不忙的时候，他总爱埋头折腾他的那些宝贝集邮册，时而还要用放大镜仔细盯着每张邮票看个没完。而我在不忙的时候，总喜欢看看英语书，有时也写点读书笔记。张组长是个心胸狭隘的人，看我上班空闲时间看书，他似乎非常不满。当面教训过我好几次。“上班不能看闲书！没客人的时候，自己多看看电信业务。”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忿。我心想你大爷的！怎么你上班可以捣腾那些邮票，甚至一直占着公家的电话和那些集邮的人聊邮票，一聊就几十分钟呢？他说了几次之后，我还是我行我素，照样上班看书。我当时有个原则，来了客人办业务，我绝对一分钟都不耽误，但空余时间让我在柜台窗口坐着发呆我不愿意。时间宝贵，知识无价，抓紧时间学习，总比坐着待着无所事事强吧。再说我们是国际邮电服务局，学英语不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么？

我的“犯上”让张组长很不满，他对我的火气最终都发泄到了我的班次安排上。不仅排班时根本不考虑帮我错开上课的时间，甚至故意选择在我有课的时间安排我值班。每到这个时候，对外服务绝对不能撂挑子，只能自己生闷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把要讲的课程预习完毕，等下次上课的时候再找同学补上缺课的笔记。

那时候学习外语比较痴迷，除了正常时间到点上班之外，其余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家里复习功课或去市图书馆去看书。当时我妈在天津市电影公司工作，几乎天天都有机会看“内部电影”，妈妈见我读书很辛苦，有时会劝我出去看看电影，放松一下。但我一直坚持着利用一切可以争取的空余时间读书，丝毫不敢懈怠。夏天天热的难受，看书时只能打着赤背，后背上披上一条毛巾吸汗。脸盆里泡着另一条毛巾，出汗太多了，就换一条毛巾，擦擦汗继续看书。

新华业大到了第二年，我已经26岁了，因为学习和性格内向，一直没有交上女朋友，于是父母开始逼婚，经常唠叨这个话题，也走马灯似的托朋友帮我介绍女孩。一通介绍相亲之后，基本上是白忙活。仔细想想当时自己搞对象的标准并不低，第一人要长的漂亮，第二还要爱学习求上进，第三家庭最好般配，第四职业不能是纯工人。现在想起来，自己的这些要求有点不靠谱，当时按这个标准找女朋友，能找到那才怪呢。原因很简单，自己的条件本身就不咋地 ！

不过在新华业大的同学中有个女生当时特别吸引我，她姓韩，是我同班同学，就坐在我前面一排。小韩当时在天津市橡胶公司当干部管人事，她除了在我们班里学英语之外，还在新华业大的中文系学汉语语言文学。记得她恐怕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同时在两个系选课的学生。小韩每次上课都晚到几分钟，后来知道她酷爱游泳，一般上课之前都是刚刚游完泳后直接过来上课。每次上课迈入课堂的时候，她那梳着两个羊角辫的头发还有点湿漉漉的样子，白里透粉的圆脸，水汪汪的眼睛，中等个子，标准的普通话，平时很爱笑，人的样子端庄，是个让人看了动心的姑娘。当时我家对面恰好有一个橡胶制品厂，有几次在楼下小公园里看书遇见了小韩，就过去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之后就成了课下经常聊天说话的熟人。

一次我大着胆子鼓起勇气把小韩邀到了我家楼上，家里刚好没人，给她弄了杯茶，我们静静地坐着，我脑子一片空白，紧张的不知道说点什么，尴尬的时间过去了好一会儿，我才小声问了她一句她是否有男朋友，在我看来，这已经是我对她的表白了。可小韩似乎没什么反应，只是淡淡地告诉我说，她现在工作学习都很忙，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知道这是她在迂回地拒绝我。就这样，我这平生第一次大着胆子在同学中找女朋友的尝试遭到了挫败。

为期一年的辽阳国际电信班毕业后，我拿到了我第二个中专文凭。回津后休息了几天，就接到了市邮局办公室的通知让我直接到市局人事科报到。从一九七八年五月部队复员后第一次到市邮局人事科安置工作，到一九八零年十月再次回到人事科等候分配，前后两年多的时间，期间虽然付出了很多辛苦和汗水，但上苍和邮局的领导对我都算不薄，命运有了小小的改变，这让我对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期望。

当时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更多的外国人涌入中国，有经商做贸易的，有来华提供工程技术服务的，也有观光旅游的。外籍人士的增加导致对国际电信业务的需求暴增。为此，天津市邮局在原有国际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市国际邮电服务局。在此当口，我有幸被分配到了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单位担任报务员。

刚刚组建的国际邮电服务局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局本部设在位于天津东站附近的市邮局院内，全市的国际营业服务网点只有三处，一个是坐落在南京路与河北路交口的天津友谊宾馆，另一个是位于河西区友谊路附近的天津宾馆，还有一处在天津市南郊区的天津大化纤建设基地。我们局共有十几名营业员，按业务性质分成二个部分，一部分负责国际邮政业务，平日里为外国人邮寄国际信函和国际包裹，另一部分负责国际电信业务，包括提供国际电报和国际电话服务。全局的业务人员按照三人一组，分成了若干个服务小组，每组分别配有邮政和电信营业员。这些小组分别到上述三个营业网点为外宾（当时对来华外国人的称呼）提供流动的国际邮电服务。

按说我在这个新单位的工作和原来在佟楼邮局干的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业务性质基本大同小异。不过对我这个一直苦学英语的人来说，这里简直就像掉进了蜜罐一般的幸福。因为这的顾客可不是一般人，绝大部分都是会讲英语的外国人，就连天津大化纤的那些援华日本专家都能讲不错的英语。这样的语言环境，这样能用英语和外国人交流的条件，对一个坚持若干年自学英语的人来说，那不就是美丽的天堂么！

 学英语的人都晓得，语言环境有多么重要，平日里自己通过自学的那些语法、句子、习惯用语、发音等等，都需要通过和老外的对话和交流中得到检验和印证。毕竟语言是我们用来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只有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被对方理解，对方的想法我们也能明白的时候，语言沟通的有效性才能最终被确认。记得当时为了学外语，我几乎跑遍了天津外国人可能出没的所有地方，宾馆门口、酒店大堂、友谊商店柜台前、国际旅行社的营业厅等等。我觉得当时的我有点像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中那些四处寻觅猎物的饿狼和猎豹，到处寻找着老外，期盼着能跟他们对个话，聊聊天。而现在的我，再也不用为练习英语口语四处“打野食”了，自己的工作居然就在涉外饭店里！我现在居然可以冠冕堂皇地利用工作之便和老外对话，想想这些当时可把我美坏了！

 工作环境改变之后，除了开始有条件经常和老外沟通交流之外，我还报考了天津市第一个正式面向社会招生的业余大学。由于文革和当兵，自己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78年回地方原本赶上了恢复高考，但自己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市邮局，又吃了几个月的苦当上了报务员，自然舍不得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于是就又错过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虽然在佟楼邮局那会有一度也曾跃跃欲试准备复习，但对自己文化底子的不自信和对数理化的恐惧最终瓦解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心。这次新华业余大学招生让我动了心，虽然也有入门考试但毕竟不像正式大学那么严格。而且这所新华业余大学又是一个始于五十年代的老字号成人业余大学，社会声誉和知名度都很好。决心下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参加了入学考试，最终如愿以偿，被新华业大英语系录取，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在职学习。

我们新华业大的学生们来自各行各业，学生的基础和水平也参差不齐。拿我们班来说吧，有些已经坚持自学英语多年，无论是发音还是阅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有些甚至当时就在外贸单位工作，一直和英语打交道，口语和会话都相当流利；也有些学生刚刚入门，英语水平基本为零，甚至要从字母和音标开始学起。这种学生组合的现状不仅让老师教着困难，学生们学起来也很不适应。起点高的吃不饱，基础差的吃不了。由于已经自学英语多年，我当时在班里属于学习冒尖的，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只好游走于5个班穿插上课，看看哪个班老师讲的好，就在那个班上几次课。

记得当时我最喜欢去五班蹭课，因为五班的吴老师本身就是天津外语学院给大学生们上课的任课老师，讲课水平很高。为了取得名师的指点，我成了五班的编外学员。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首先老师对我很反感，因为这样做会带来“羊群效应”，别人也会效仿，导致他的班容量扩大，增加了他教课的难度，但却没有相应增加他的收入。其次，被蹭课的那个班里原来的尖子生们对我反感，因为这样一来直接挑战了他们在班里原有的优越感。不过这些对我这位在学习上早已习惯了“二皮脸”的人，算不了多大的事儿，最终我还是用我的办法化解了这些矛盾。（待续）

阿敏这人很拧，离开天津之后，一直给我写信。但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坚持不拆不看，立刻退回，（当时在邮局工作退信也特别方便）更没有给她写过任何回信，这么做并非我心狠，主要是我不想让她对我，对我们曾经的感情继续存有哪怕一丝的希望。我希望通过让她看到我的绝情，彻底斩断了她对我的情丝，以便可以让她尽快放下我这个感情的包袱，重新开始爱的选择，重新开始她的生活。

阿敏是个十分倔强的女人，尽管我每次都退信给她，但她给我的信还是不断邮寄过来，当时我的同事们都知道退信的事儿，只要看到宁夏石嘴山邮局写给我的信，他们就会立刻扣上一个查无此人的印章，然后退回给寄信人。

就这样，信还是隔三差五地不断地来，我还是继续保持着沉默。大约在连续收到她来信半年之后，信件突然断了。断的是那么干脆，那么彻底。我不知道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我担心过也惶恐过，甚至也通过她的好朋友王娜问过她的情况。但王娜当时也说有好久没有和阿敏通信了。有一次太过担心阿敏会有什么意外，我悄悄地拜托佟楼邮局的吴瑛尝试着给石嘴山邮电局挂过一个长途电话。那边回答说阿敏早在大半年之前就调回银川了，具体去了那个局，或者是否仍然还在邮电系统，那边都说不知道。

又过了几个月，我意外又收到了她来的一封信。由于特别想立即知道她的近况，这次我破例拆开了信。她在信里告诉我说，前几个月她由于感情的挫折，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身体彻底垮掉了。后来大病了一场，并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出院，并托父母的关系调回了银川邮电局的包裹科。

她在来信中还告诉了我，她已经彻底放下了跟我的感情，今后再也不会跟自己较劲了，这次生病住院就是因为太放不下这份感情，以至于最后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错乱了，医生也告诫她此次出院之后，不能再想过去的事儿了，要彻底的振作起来。只有这样，身体才能彻底恢复如初。

考虑到她的年龄和身体的情况，阿敏的妈妈已经给他介绍了一位年龄偏大的工厂工人，人长相很粗，也没有多少文化，就是银川一个焦炭厂的炼焦工，两人已经见面走动了一阵子，现在正准备筹备婚礼。估计很快就会成家了。看到信的这里，我终于松了口气，前一段突然为阿敏紧绷的精神也彻底得到了放松。

虽然说是得到了心灵的释放和解脱，但迄今为止，我都总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虽然在东北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偶尔拉过手，从没有过丝毫的“越轨”行为，虽然阿敏的感情基本都是她单方面的想法，虽然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当面对阿敏做过任何感情的承诺，但我还是经常感觉自责。特别是好多年以后，当我从阿敏的好友王娜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有关阿敏之后生活上的一些坎坷、遭遇和变故后，心里的那份本来就挥之不去的自责就愈发变得沉重起来。

据王娜后来介绍说，她和阿敏一直保持着通信，所以对她的生活现状一直比较清楚，阿敏自从离开东北邮电学校之后，也一直将王娜作为自己的知己，两个人无话不谈。王娜说阿敏在追求真爱无望之后，在年龄不允许再拖延婚姻时，仓促地和一个石嘴山同城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同年生下了一个女孩。本来这应该算是了却我一直纠结和歉疚的心，然而阿敏后来的日子并像常人那样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王娜说阿敏的孩子还没满三岁时，她家就发生了意外。丈夫经常酗酒，每次喝多了回家总要拿阿敏出气，非打则骂。为了孩子阿敏一直忍受着那永无休止的家庭暴力。后来那位在焦炭厂上班的丈夫终于有一次喝醉了酒之后和别人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残废，就这样她丈夫因为醉酒伤人被判了十年的重刑。

原本两人感情就没有什么基础，加上长久以来的家庭暴力，现在又被判刑要入狱十年，如此一来，阿敏彻底绝望了，最终选择了结束这场悲剧式的婚姻，之后自己一直辛苦地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后来把女儿拉扯大，最终考上了大学。孩子上大学的那几年，她一直坚持着业余时间多做一份工作，多挣些钱维持家用。日子一直过得很辛苦。

1991年王娜给我电话说阿敏的弟弟来天津办业务想跟我见见面。我在天津的利顺德饭店请她弟弟一起吃了饭。她弟弟名叫赵健，也是个大高个子，弟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银川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很受老板的重视，但之后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倒闭，小赵就没了工作。这次来天津是他姐让他来找我，看看是否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帮忙给小赵介绍一下。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在海南做房地产的朋友，算是给阿敏的弟弟帮上了忙。

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去了加拿大，有次回国换手机，恰好看到阿敏弟弟赵健的电话号码，就打了个电话过去问问他姐的情况，那时候赵健已经回到了银川。他说她姐姐一直供女儿上完大学，又帮女儿成了家之后，自己提前从银川邮政局退了休。过了一年之后，她感觉累了，于是选择了再嫁。找了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退休老人远嫁到了青海。

听到阿敏这些人生坎坷，心里隐隐地感到了伤痛，客观地讲，她的一生如此不快乐，命运如此多舛，虽然不是我亲手毁了她的情感和生活，但我确实是她的生活中的一个不幸的源头。她的命运的确是从她认识我以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以后的日子里，这种自责始终折磨着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