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我想多了，她给我来电话既不是约会，也不是出去玩，而是让我给她家帮忙干点活。她说她们家周日要买过冬的蜂窝煤，因为她爸爸的脚在一个月之前扭伤了，所以想让我去给帮帮忙往楼上弄煤。说实话别看我长的五大三粗的，读书写字还行，但轮到干体力活我就是个“纸老虎”，我记得我们家每年的冬煤都是我大哥二哥抬上五楼，我都从来没有沾过手。

不过既然王娜找了我，不管怎么着，这是我表现的一次机会，再不行咬牙也要坚持下来啊。还好她们家住三楼，当天还有她们局里的三个男同事一起过去帮忙，就这么着，两个大小伙子每次抬一筐蜂窝煤，干了不到二个小时就都弄完了。那天可把我累惨了，衣服里里外外都湿透了，脸上也沾上了不少黑煤屑，整的跟电影里的炼钢工人差不多。

干完活之后，我们几个小伙子洗了脸，稍微休息了一下就在她家吃了一顿炸酱面。吃饭的时候看见了她爸爸，果然腿上打了石膏。听别人说过王娜的父母亲都是普通工人，没什么文化水平。那天见了果然如此，妈妈和爸爸都是那种天津口音特别重，言必家长里短，满嘴柴米油盐的普通工人。她的家庭跟王娜身上看到的气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出入。

运煤之后，我们一直没怎么联系，那时候“721”的英语班也接近期末考试了，学校暂停了晚上的课，改为自己在家复习。此时我们唯一的英语老师出了个大事儿，也正是因为老师的大事儿，也让我自己一直想入非非的大事儿彻底泡了汤！

事情是这样的。教英语的齐老师当时大概有30来岁了吧，但一直没有男朋友。后来我们都认识了之后，大家私下议论齐老师和局里人事科的小赵私人关系不错。小赵正好是我当时在市邮局里人事科等候分配时主管我们的那位转业军人。其实我当时在人事科等候分配的时候，曾经多次见过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热络地聊天，偶尔还动手逗逗。但当时还不认识齐老师，只知道她在国际函电科工作。

这位人事科的赵同志原本在内蒙当兵，后来转业到了天津市邮政局，据说他原来在部队的时候是正连级干部。从部队回来分到邮政局之前已经有了家室，老婆和二个孩子当时都在天津宝坻县农村。赵同志分到天津市内之后，接触的女孩大多都是年轻人，有文化有品位，和家里的糟糠之妻相比确实是天上地下的感觉。为这个赵同志很少回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局里分配的集体宿舍里。

自从和齐老师认识之后，两个人经常出双入对，赵的长相不好，小眼睛肿眼泡，脸上还有不少粉刺，但他是个特别幽默的人，性格上很讨女人喜欢。加上原本是部队下来的干部，能说能写，也很受局里领导重视。听说他还是局里内定的重点干部培养对象。

齐老师论长相说不上多漂亮，中等个子，齐耳的短发，细致的皮肤，杏眼弯眉，唯一缺憾就是身体偏胖。初识齐老师的时候，感觉她很有女人味，很有气质，清秀文静。齐老师父母都是天津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中老师，由于从小就开始离家住校，因此个人独立生活能力很强，非常自立。

说实话如果看长相论出身，齐老师和赵同志并不怎么般配，但爱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又有谁能说的清楚呢？就这样两个人一直关系非常密切。然而突然有一天，全局都传开了一个爆炸性新闻，齐老师和赵同志在营口道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云山雾雨的时候被工人纠察队给抓了现行，扭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结果单位的保卫科去人把他们给领了回来！

那个时候住房都很紧张，赵同志虽然有宿舍，但里面住了好几个同事，齐老师也一直跟父母住，并没有单独的住所。赵同志又经常几个月都不回一趟家，而齐老师也到了女大当婚生理旺盛的时期了。就这样一对要好的男女，有了爱情之后，最终要从谈情说爱的阶段步入肌肤之亲。想爱也没有合适的地方，于是两个人处于无奈就在一个建筑工地现场缠绕在了一起。

当时社会上有一拨在工厂里调皮捣蛋的工人被公安和街道召集起来成立了所谓的治安协勤。这些人主要工作是在偏僻的地区，公园里的角落和建筑工地等隐蔽的场所游荡，说是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其实就是专抓小偷和“流氓”。当时的所谓流氓主要是晚上谈情说爱的男女恋人，这事儿要到“约炮”盛行的今天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可在当时却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点内容。

听说当时是用赵同志的裤腰带将两个人捆绑着一起押到了派出所，接着就是一堆坏小子对他们进行审问，审问其实也不是为了弄清什么案情，纯粹是为了满足这些协勤人员自己的好奇心和私欲。问够了，听美了之后，这帮人给我们单位保卫科打了电话，保卫科来人签了字，才把人领了回去。

这件当时被认为很不光彩的事，借着邮电的传播优势，以雷电般的速度迅速传遍了全市的邮电系统。由于赵同志在农村有家有老婆孩子，所以最终被定性为道德败坏玩弄女性，原本一个局领导的后备干部，遭到了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遣送回原籍的下场。

和赵同志比起来，齐老师的结局也挺悲惨的，单位对她到没做什么处理，但齐老师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她感觉再也没脸来局里上班了，于是就选择了一直在家歇病假。开始歇病假的时候就是心病，但后来由于长期郁郁寡欢，身体就真的出了问题，据说自己在家一直用激素治疗，自此好多年没有上班。

我大概是在好几年之后，偶然在一个超市看到了齐老师。她喊我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她当时的模样，人整个虚胖的一塌糊涂，和当初在“721”教课的时候比，完全走了型，听说她后来也一直没有结婚。身体机能紊乱，常年服用激素药物。当时的样子几乎和四五十岁的家庭妇女差不多，

也许这就是命吧，齐老师出事后，“721”的英语班也散了，我们所有的学员从此失去了聚在一起学习的机会，自然从此我也就彻底失去了继续接触王娜的机会，彼此一下子竟成了陌路人。虽然我很长时间都很难从记忆中彻底将她抹去，但我们的确从齐老师出事儿之后，再没彼此联系过。不过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后来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机会，又把我和这位曾经心仪的女孩聚到了一起。

    工作稳定了之后，我开始逐渐对这种模式化的生活有了腻的感觉，很多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假，我不喜欢毫无改变的生活，哪怕所处的环境和从事的工作不允许改变，我也要在平淡无奇的工作生活中寻找一个热点，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兴奋起来。由于我在部队的时候一直坚持自学外语，所以当时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外语上，学外语几乎成了我当时的精神支柱，也成了那个阶段驱动我兴奋的支点。

    当时学外语的环境和条件与现在比起来几乎是天壤之别，当时根本现在这样遍地开花的英语培训学校，没有铺天盖地的音像资料，没有可以练习口语的老外，没有新东方，更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当时学英语主要靠自学。偶尔电视上也有《跟我学》（Follow Me）的英语节目，但对于从部队开始就一直坚持自学英语的我来说，《跟我学》那个初级电视英语节目，已经跟不上我了。

 在佟楼邮局负责电报长话业务，时间还算比较宽裕。不像邮寄包裹、电汇等窗口那么忙。顾客少的时候，正好让我上班空闲时有大块的时间看英文书，背单词，练句型，看语法。我就这样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只有这样我才会感觉日子过的充实。

    我们局长姓冯，他的二儿子当时在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学英语，冯局长看我经常嘴里叽里咕噜的练习外语，有一天他特意将他家老二叫到了单位，说让他给我辅导辅导。冯局的老二当时刚上大学一年级，据说在班里属于学习尖子，口语也不错。二哥见了我，问了问我现在学习的基本教材和学习方法，我说着说着，就开始跟他说上了英语，当时热衷学英语的人每天会像神经病似的千方百计找会说英语的人联练口语，好不容易见了大学生，我不想放过机会。

    二哥的口语不错，开始他不认为我能跟他对话，但后来我的表现似乎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放开了和我用英语聊了起来，虽然当时聊天涉及的内容都是日常用语，没有什么深度，但我当时口语的流利程度还是得到了二哥的赞许。

学习英语的人都知道语言环境的重要性，现在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太丰富了，英语原版电影、连续播出的美剧、英语电视广播节目、街角随处可以练口语的老外、走出国门到英语国家求学旅游等等。然而，当时学英语的人要找个英语环境那可比登天还难。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努力和反复尝试，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学英语的秘方，一个自己创造的学英语环境，那就是收听《美国之音》短波电台的英文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节目的板块，播音速度慢，吐字清楚，知识覆盖面广。

这个节目好是好，不过在那个年代《美国之音》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敌台”。 当时偷听敌台属于反革命罪，偷听敌台者，若证据确凿，是可以被判刑入狱的。记得当时政治犯的判例中，涉嫌偷听敌台罪被判刑者屡见不鲜。为了既保证政治安全又能经常听这个“敌台”的节目，我想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办法。

    我上班的佟楼邮局是个新建局，后面有不少新开发的住宅，周围环境治安不是很好，每天晚上局里都需要安排员工值班守夜。夜班的时间，偌大的邮局空无一人，是个进行“秘密活动”的最佳场地。我在这个空间里，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收听《美国之音》，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声跟读。看到这个天赐良机，我就跟局长主动要求到局里值夜班。见我这么积极要求值夜班，当时好多员工都不理解。“值夜班，担责任，睡不好，也不给夜班费。你图个什么呢？”我笑笑回答说：“家里哥们多，房子小，吵吵闹闹的，单位清闲安静好睡觉。”这话听上去合情合理但其中却暗藏玄机，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值班就是为了偷听敌台！

当时的无线电短波频道由于普遍受到中国政府的无线电频率干扰，因此收听到的信号非常不稳定，有时候听着听着，声音忽大忽小，用我们报务员的术语描述这叫“跑频”，有时候那原本听着来就很微弱的信号干脆就消失了。遇到这个时候，我需要小心地调整半导体收音机的拉杆天线，直到再次捕捉到那个信号。有时杂音太强，单靠转动天线的方向还不行，我必须拿着短波收音机在邮政大厅内四处走动，像《地雷战》里拿着探雷器的鬼子工兵一样 ，小心翼翼地搜寻着信号较好的位置。当我费了半天劲儿，终于找到了一个信号稳定的最佳位置时，我就不能动了，要死死地站在原地，然后再微调天线的方向，待信号稳定了才开始认真收听。当时为了收听这个练习听力的节目，我时常要连续四十多分钟动弹不得，整个人活像一尊雕塑，定格在那里。

偶尔局里会有个别师傅家里来了亲戚，或者和老婆吵了架，必须在营业厅替我值夜班，此时，我只好无可奈何回到家里睡，为了怕影响家人休息，我常把自己的头闷在被子里，悄悄地收听那个短波英语节目。被窝里闷的时间久了感觉缺氧，关上收音机，掀开被子换换气，然后再盖上被子接着听。

    有时为了练习口语，我得早上五点多就起床，跑步去佟楼公园。那里有我组织的一个英语学习角。其实那里开始只有几个自学英语的陌生人，大家像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只要一用英语对话，立刻可以聊起来。熟了以后，彼此成了朋友，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了组织者，专门为大家学习英语口语开辟了一个属于英语爱好者的地盘。

后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成了同事们饭后茶余的话题，很多人好奇，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拼命学习英语。说实话当时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感觉大把的青春和大好的时光不能在玩耍中荒废了。我需要学习，需要让自己掌握知识，需要充实自己，而学习英语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目的了。不过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你执着地做着什么目的性不是很强的一件事情时，偶尔你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报务员培训班结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刚刚开始对外营业没几天的佟楼邮局。开始了我离开部队报务员岗位之后的又一段地方报务员的职业生涯。当时天津市所有邮电系统的报务员都有统一的编号，报务培训结束后我的报务工号为246，而我当时在部队担负战备值班时的报务员编号为245，不知这是否是巧合还是天意。

佟楼邮局是个新建局，我去报到的时候，人员还在陆续增加，记得我们当时共有四个组，一个是负责收寄和投递包裹服务的，一个是承揽和兑付汇款的，一个是交寄挂号信和售卖邮票的，另一个就是我所在的电信组，专门为顾客提供长途电话和收发电报业务。

我们这个电信组刚刚成立不久，当时连我一起只有四个人，一位是组长姓郭，大约40岁左右，报务技术和邮电业务都很出色，但此人在局里的品行和口碑都不怎么样，似乎跟周边的其他班组的关系也弄的也很紧张；一位姓张，三十岁左右，人特别实在，老公是我们市邮局的团委书记；还有一个大眼睛，长辫子，长相甜美，爱说爱笑，大大咧咧的女孩叫吴瑛，小吴的年龄大概和我相仿，是我们上一届市邮局报务培训班的学员。当时我们这个组是局里人数最少的一个班组，按理说就这么四个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好处，可不知为什么，我来了之后，立刻感觉到了组长和小吴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般电信组的工作流程是一前一后，平时正常工作时间，前面营业窗口有一位负责在柜台接待顾客，主要是结算长途话费，接收电报，将拍发的电报翻译成电码，然后交给后台。后台的工作则主要是核对前面传递过来的电文，审核确保译电无差错，然后通过电传机把电报拍发出去。按局里规定的制度，前后台的人员每周相互轮岗一次。

我来了之后按照局里的工作条例，必须先和师傅们实习跟班一个月，之后才能单独值班顶岗。于是郭组长、张姐和小吴自然都成了我师父，和他们一起值班的时候，基本上是小吴带我熟悉前台的工作流程，然后和组长学习后台的其他电信环节。

小吴很爱说，一上班就很热情地给我介绍所有值班的应知应会，工作情况很快就说完了，我们话题多了起来，自然聊到了她和组长的矛盾。小吴是个热心人，喜欢助人为乐。加上原本就是其他邮局表现不错的业务尖子，对各个服务窗口的业务都很精通。我们这个电信窗口的业务平日里不是很忙，不忙的时候，小吴总喜欢给忙得不可开交的邮政、包裹和汇兑等窗口帮忙打下手。这本来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儿，是在为改善全局的客户服务默默做贡献。

不过郭组长可不这么想！他一直因为这个对小吴心怀不满。郭组长认为小吴值班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坐着，哪怕这边不忙，那边忙死也不能过去帮忙。他认为邮电业务必须严格遵循分工，不能串岗。就这样两个人吵过几次之后，组长开始挑剔小吴工作中的失误，原本可以私下沟通改进的问题，现在成了组长向局里汇报的服务质量问题，为这些甚至还影响了小吴二个月的服务奖金，于是二个人的矛盾愈加严重。我作为他们二人的徒弟，夹在中间，有时候不知如何是好。

随着对小吴越来越熟悉，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了一些她家里的情况，我渐渐对小吴为人热情的动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吴瑛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妈妈长期卧床，她爸原本也是邮电系统的一个领导，因多年前犯了强奸罪被判了重刑。当时她爸入监之后，全家陷入了绝境，是邻里和亲朋的无私帮助才让这个几乎被毁掉的家庭撑了下去。后来小吴长大后进了邮电一直非常勤奋，天生聪颖，人又漂亮，再加上性格开朗热情，很快成了局里的业务尖子。她所以在工作中始终那么乐于助人是因为她始终记着正是他人的帮助，才让她家度过了危机和灾难。为了这个，她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总是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去帮助他人。知道了这些以后我对小吴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对她的乐观向上的精神特别钦佩。

我工作的这个电信窗口虽然平日里顾客不多，但有时扎堆来办业务的人可不少。因为我们局马路的正对面就是天津市儿童医院，每逢专家会诊的日子，很多生病儿童的父母和亲戚过来给家里拍电报打长途电话，据我观察这些顾客有二个特点，第一情绪都很差，很容易发火，您想啊，谁家有孩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哪能有什么好心情呢？第二这些顾客绝大部分都没有多少文化，有的不仅大字不识，而且连电话都讲不明白。

当时无论长途电话还是电报费用都很贵，为了让这些生病孩子的家长能省点钱，有时候我就先花点时间跟他们聊聊，等问明白了他们想通知家里的事情，然后再细心帮他们起草一个既简单又明确的电文。虽然这么做郭师傅很反对，但良心驱使我必须这么做!想想这些带着生病的孩子来大城市住院的家长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还有的时候听有些顾客打长途电话磕磕巴巴总是讲不清楚的时候，我真替他们着急，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也会自己钻到那个长途电话亭里帮顾客把事情简要地说明白。

值班的时候，有时也有顾客过来着急发电报，但身上确实没有带钱，但孩子又等着家里汇款过来做手术，遇到这个情况，我和小吴也会自己掏腰包给顾客垫上拍电报的费用。当然，每次顾客回来还钱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封托别人代写的表扬信，放进我们的顾客意见箱里。几个月之后我彻底出师了，自己也当了师傅。此时心里有几分暗自庆幸，亏了当初报务培训最难熬的时候坚持了下来，否则说不定自己现在也骑着自行车走家串巷送信送报去了。（待续）

七十年代末，天津市邮政局属于收入不错，工作稳定的国家企业，能找到这样的接收单位，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没有再犹豫，直接去了市邮电局人事科报到。人事科的一位姓赵的干部负责接待我，经介绍得知他也是前几年部队转业回来的，可能都是曾经当过兵的原因吧，小赵待我非常热情。

到人事科报到之后，我发现人事科已经坐着十来位“闲人”，这些人和我一样，每天到人事科点卯上班，弄把椅子一坐，来杯茶一端，一泡就是一整天，后来我才闹明白，原来这些“闲人”和我一样，都是托人托关系“走后门”进来等分配的。这些人到人事科报到后，又暂时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安排，于是每天到这里集中，坐等分配。好在当时正值震后恢复期，居民片和住宅区都在持续扩大，邮政服务网点也随之不断扩张，于是，人事科的这些“闲人”很快就都有了去向，有些到邮政局新建的营业网点当了营业员，有些做了送信送报的投递员，二个月过去了，原本我来的时候曾有十几位“闲人”，现在只剩下了我们四个。

进邮局后都闲待二个月了，我感觉有点五脊六兽，虽然每个月也拿工资，但每天游手好闲坐着，实在是憋得难受。我曾经私下问过管我们的赵同志，他神秘地说：“你千万别心急，进来很快分配到基层单位的都是一些普通工种，你们这几个人是领导特招进来的，肯定会有不错的安排。”听他这么说，我浮躁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下来。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我们几个“闲人”终于有了去处。原来邮电局每年都要为各个邮政分局的电信网点培养一定数量的报务员，而报务员在邮局属于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种，每年市邮电局都会定期举办报务员培训班，由于我是局长点头进来的人，加之原来在部队也一直担任报务员，所以就荣幸地成了那期报务培训班的学员。

紧张的报务学习开始了，参加培训的共有15名学员，其中12人都来自基层邮电局，他们大多都是在邮政的汇兑、包裹、信函等业务部门表现突出的员工，之后作为奖励和重用被选拔进了报务培训班，其他非邮电系统的学员只有三人，我和另外一个姓闫的复员兵，还有一位是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市邮局的上级单位）齐局长的公子齐亚立。

报务培训班的两位老师都曾经是从日伪时期就在天津邮电系统工作的老电信，鞠老师负责教英文打字和电传，李老师负责教电报电码。这二位老师有着绝然相反的个性和性格，鞠老师非常严苛，讲话很倔。属于那种清高自傲的能人，据说他是位连局长都佩服的业务尖子，英文打字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率极高。相比之下，负责教报务电码的李老师则是一位态度非常和蔼，讲话语速很慢，吐字差不多像电报的报文一样简练准确的学究型老师。

鞠老师的课我是春风得意，不久我就成了他的得意弟子。由于我在部队时经过了严苛的电传发报训练，无论坐姿指法，还是准确率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每逢鞠老师的课，几乎所有学员都曾因为坐姿不好或打字差错率过高被他严词训斥过，而我则是班里唯一的一个从来没有挨过他批评的学员。后来再上课的时候，鞠老师干脆让我做了辅导员，发现其他学员的动作有误差时，就干脆推我出来给大家做示范。

不过虽然鞠老师的课上我混的很是滋润，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老师的电码课却成了我的梦魇。当时按培训班的目标要求，学员毕业后，必须熟记3500个常用汉字的四位数明码。每天大概要记忆七八十个汉字的电码。我这人本来天生就对数字没感觉，再遇到短时间内要完成死记硬背3000多汉字的四位编码，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第一天学完的80组编码，第二天就要考试，而到了第三天再考试的时候，编码的数量就扩大到了160组，如此往复，每日加码。我平生最讨厌这种机械式的记忆学习方法，再遇到每天考试的压力，简直让我透不过气来，几乎晕菜。

据当时李老师介绍，这个由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的方法，简称"四码电报"，是1873年由一位当时在华居住的法国人（S·A·Viguer）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6800个常用汉字编成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官方邮政体系一直沿用了当初这位法国人制定的编码规则，虽然拍发电报的人每次可以用查字典的方式在明码电报本中查到相应汉字的编码再发出电报，但作为电报局工作的专职报务员则必须熟记至少3500个汉字的编码。当时李老师要求我们对这3500个汉字必须做到烂熟于心，见到汉字立即说出四位电码，见到电码则迅速反应出相应的汉字，而且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每天这躲不开绕不过的80多个汉字的硬指标几乎快把我逼疯了，当时学习的时候，见了汉字反应四位电码我还算凑合，但见了编码说什么也想不出来相应的汉字！看着班里同学们都还学的不错，我内心的挫败感愈加强烈。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跟不上课程，另一个复员军人甚至比我还差。局长的公子由于岁数比我们都大，而且在东北当知青多年，当时在班里也成了落后生。要是纯后进生我也就认了，可我又是鞠老师课上的佼佼者，这一高一低，一前一后的落差几乎把我撕成了两半，这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太难受了！

课程过半的时候，另外一位复员兵终于撑不住了，由于实在跟不上课，中途被迫选择了退学。后来听说他被人事科再分配到了东站邮局，专门负责押运天津到河北路线火车上的邮车。他这一撤，我当时心里也有点发毛，隐约感觉自己也要顶不住了。可是由于自己在另外一门课上又是个令人羡慕的“学霸”，内心非常煎熬。也选择退出吧，但又很不甘心，接着学吧，确实也记不住跟不上。就这么挣扎着，坚持着，终于熬过了三个多月的学习课程。最终，我总算以不太理想的综合成绩学完成了报务培训班的全部课程，3500个常用汉字的4位阿拉伯编码，我大致只记住了2000多。凑凑合合毕了业，这让我多少觉得脸上无光，毕竟我是通过局长进来的人。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到了下面邮局担负值班，应付工作肯定没有问题。真遇到不会的电码，到时候不就是比别人多翻翻电码本么，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报务训练班结业之后，我们这些学员都分配到了坐落在全市各区的邮电局，原来各单位选拔上来的那些学员，因为来上学之前就是为各单位定向培养的，所以学习结束之后就立刻各自返回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我原来没单位，于是在等候了大约一周之后，被分配到了一个离家特别近的新建的邮局 - 天津市河西区佟楼邮局。这算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津之后，第一个正式的工作，新工作、新单位、新同事、新领导，这一切都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全新的期待。我似乎一下子又将自己还原成了一张白纸，至于如何书写这张白纸呢？当时依然是个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