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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待不下去，那就走吧！》

    来纽约新津公司一年多以后，我渐渐厌烦了这里。体制上的约束，公司领导的不作为，每天上班大家混日子的现状，一切都令我烦躁窒息。回想起原来在科里当外销员的日子，那种充实忙碌，甚至近乎饱和过量的工作，此时竟一下子成了奢望。这一年多来乏味单调的日子可把我别扭坏了，直觉告诉我，这里待久了人就废了，于是乎我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那时候的人，也甭管你是否党员，都比较讲究组织观念，有了回国的念头以后，我先给我们天津针织品进出口公司的一把手李延基总经理挂了几次电话，跟他诉说了这边的苦恼，提出了回公司的请求，希望他重新考虑派别人过来接替我的工作。原以为领导听了我回国的请求会劝我留下，没成想李总竟然当即爽快地答应我回公司上班。得到公司顶头上司的“口谕”之后，我知道要争取回国就只剩下了最后一道门槛，这就是纽约新津公司的总裁丁焕采！

    那天整整一个下午，我都泡在丁总的办公室，反复跟他解释我想离开新津回国的理由。对这位暴脾气的顶头上司，我当然既不能说离开是因为对他和这边的领导不满，更不能说是因为对新津公司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未来的发展失去信心，那我说什么呢？说自己呗！说自己没出息，说自己在纽约生活不适应，想家，想孩子，想老婆！反正就是尽量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回国的打算，让丁总有几分吃惊，“你知道么，国内多少人托我的门路，踏破门槛子，找我想到美国来，你咋还想回去呢？”我知道丁总这么说的确是实情，每次丁总回国出差，国内求他将子女办到纽约来工作的人几乎是数不胜数。纽约的工作不累，住的是洋房别墅，在国外常驻名声好听，这边挣一份美元，家里还发一份工资。挺好的一个差事，怎么就不愿意干了呢？

我虽然只来了一年，但毕竟是整个新津公司里唯一曾经在公司全体会上公开顶撞过他的人，因此他对我印象还挺深，他了解我不是一个愿意混日子的人，几次真诚挽留之后，见我去意已决，最终下了“圣旨”同意了我回国！其实同意我离开，对丁总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至少下次回国可以多一个还人情的名额。

    1990男10月初，在我35岁生日到来之前，我结束了纽约手头的工作，回到了我原来天津的工作单位，天津针织品进出口公司毛织科。刚回家的那天，孩子见我的那一幕至今想起来依然让我眼眶里发热。我去纽约工作的时候，孩子才不到三岁。一年多之后再见孩子，她似乎对我这个爸爸生疏了许多。望着眼前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她似乎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孩子见我后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悄悄地跟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等我卧室客厅厨房走了一圈，最后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孩子从门厅拿来了我出国前穿的拖鞋，放在了我的脚边。那一刻我流下了热泪，紧紧地抱起孩子……。

    回来休息了几天，倒倒时差就去公司上班了，我先去了总经理室。让我没想到的是，电话里同意我回天津工作的李总已经被市里调到香港津联贸易公司工作了，见到的是位新上任的总经理。他叫王希明。之前我虽然和他没见过面，但对王总的背景到还了解一二。王总原来也曾在纽约干过几年，那时纽约的新津公司还没成立，天津外贸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家贸易代表处，租了一个地方统一办公，王总是那个代表处的老总。

我记得刚到纽约那会儿，曾被安排到王总以前工作的那个办公地点做过一次大扫除。说是扫除，其实主要是清理王总留下来的物品。当时扔的最多的就是装工艺品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盒子，曾经和王总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悄悄地告诉我们，原来那些包着织锦缎的盒子里面装的都是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推销小组带到纽约的推销样品。但凡回国前没有成交的样品，就都留在了纽约办事处做陈列样品，王总离职回国后，那些盒子里贵重的工艺品就都不知了去向。那次清理现场之后，我就彻底记住了王希明这个名字，没想到他回天津后，居然到我们公司做了总经理。

见了面，握了手，和王总寒暄了几句，看他对我有几分不冷不热，于是就告辞离开，径直回到了科里。离开一年的光景，科里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来我的师傅当了科长，我徒弟小刘也全面接管了美国的毛织品业务，不过我这一回来，原本一个人的工作又分成了两部分，我们两个把手头的客户简单做了分工，我又开始忙碌起来，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节奏。然而，不久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不悦事情，以至于后来自己感觉心灰意冷，甚至由此萌生了退意。

事情是这样的，每到年底，公司都会安排出国小组去国外市场推销转年的商品。我从纽约回来不久就赶上了公司外派出国小组。那次安排我徒弟去了美国。那时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对公司领导这种安排到也没什么意见。然而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各科确定年初出国小组名单的时候，公司又决定派我徒弟去美国。这次出国小组的安排让我很受打击。一方面，徒弟连去了两次，师傅被晾在一边，面子上很难看。另一方面，如果每年不能去一趟自己负责的市场看看，不能亲自过去和客户打打招呼见见面，对外销员来说，这似乎也是一个不祥之兆吧。

果不其然，在这之后不久，我耳朵里就灌满了关于我的风言风语。很多人告诉我，公司新来的王总曾经多次在经理办公会上当着公司所有科长的面，发泄过对我的不满。“马建平不是不想在美国呆着么，那就永远别让他去美国！”有位平日和王总关系较近的人告诉我， “王总是新官上任，他认为你是个人才，本来希望他来公司任职后，你们几位在纽约的干将能好好辅佐他干点漂亮事儿，你这一回国，等于釜底抽薪，他心里对你有气。”

其实还有一点，别人可能不知道，但很多在纽约曾经和王总一起共过事儿的人后来都曾跟我讲过，说他为人心胸狭隘，是个不能得罪的人，万一因为小事惹了他，那你就要格外当心了。因为他是个爱记仇的人。

这人表面看上去像是个和善之人，爱说爱笑，笑起来小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缝，照理说给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不过他早年应该是得过“天花”，病好了之后，脸上留下了一层浅浅的麻坑。私底下有人给他起了个和那个著名的菜刀品牌一样的名字“王麻子”，按老百姓的说法，这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大家都说这人是笑面虎，不好逗。

其实，当初我向公司李总提出申请回国时，我曾听到了王总有可能出任公司一把手的传言，但那毕竟只是小道消息，我作为公司外派的业务代表，申请回国，肯定还是要和当时在任的领导打招呼。估计王总所以对我不满，主要是因为我离开纽约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坏了他的事儿，输了他的面子，我知道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连续二次出国被封杀，再加上公司不少人给我吹风说王总在全公司科长会上直接点了我的名，说我甭想再去美国。面对七嘴八舌的传言和眼下这尴尬的处境，我萌生了离开公司的念头。你说连公司的一把手都对你有这么大的成见，继续待在公司里，以后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一听说我要辞职下海单干，家里人都急了。特别是两边的老人更是极力劝阻，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千辛万苦熬成了外销员，不能就这么轻易丢了这份工作。我决定离开公司那会儿正值90年代初，当时外贸的外销员在社会上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打破头都难挤进去。辞职不干的确让家人惋惜。不过，我是一个一旦自己想明白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决心下了，不再犹豫。所有的反对声音最终都没能动摇我的决心。

其实那时候辞职并非易事，第一关就是领导批准，这是个绕不开的门槛。当时最怵头的就是怎么过王总这一关。在此之前，自己耳濡目染，看到周边一些朋友都是因为得罪了领导，最终被领导打入冷宫，不仅得不到重用，还被挂了起来，上不来下不去，让你捆着发麻吊着难受，每日郁郁寡欢。

王希明总经理当时的年龄五十开外，平时别管他心里对你装着多少意见，脸上却总是带着笑容，云里雾里，让你很难摸到他的真实想法。为了离开公司，我先后三次找到王总，求他放我离开公司。第一次找他，一开口就直接被他拒绝了。“公司培养你多不容易，又去美国镀了金，你们这样的业务员都是公司的财富，现在业务在不断发展，用人的地方很多，还是塌下心来，在公司好好工作吧！”第一次和他沟通就这样碰了一鼻子灰。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个美国客户过来，需要接待，由于客户的等级比较高，因此我征得办公室主任的同意，让王总出面做东宴请这位客户在利顺德酒店吃饭。酒足饭饱客户回房后，我趁着王总心情愉悦，再次跟他提及我辞职的想法。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议论了，怎么一定要走呢？”我知道王总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就在二个月前，就是他在经理办公会上，当着全公司科长的面，信誓旦旦地说让我永远别想再去美国！他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想离开公司的原因。“不要道听途说，好好安心工作，我对你的工作表现还是很满意的，要相信自己，相信组织。”就这样第二次尝试沟通又泡了汤。

    又过了一个周末我去看我爸妈，爸妈家住南开鞍山西道蛇形楼，偶然下楼给老爸买啤酒的时候，竟意外在附近碰到了王总。打了招呼之后，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他家就住在靠马路的第二排楼，我当时留了个心眼，问清楚了他家的地址，决定找机会再去他家拜访一下。

第三次跟王总提辞职是在他家，那个周末我买了2兜水果来到了王总的家，敲开门进了屋，王总的夫人也在，我先告诉王总说是来看我父亲，顺便过来他家串个门。我铺垫着别的话题，让他尽量感觉我不是特意为工作的事情来找他。我们聊到了他家的房子，装修，聊到了纽约的新津公司，聊到了丁总。我发觉一谈到丁总，王总立刻话多了起来，原来王总当年在纽约干的不错，但天津市政府成立了美国新津公司之后，王总在美国打拼几年挣下的那点家当都被市政府的一纸命令，划归了纽约新津公司。王总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如此一来鸠占鹊巢，王总出于无奈才最终不得已离开了美国。这么一听我大概明白了王总为何对我贸然离开美国如此不满的源头。

一堆闲话之后，话题终于转到了我辞职的正题上， 我很想用真情打动他，不想最终吵翻了离开公司。“王总，您看我去了纽约一年，各种原因吧，在那边也没干出什么名堂来，现在重回到科里，我自己多少感觉有点抬不起头来。想离开公司出去闯闯也的确是出于无奈，其实我也没多大的把握，您就当是派我出去闯闯锻炼一下呗，折腾好了，我还可以给公司做点贡献，不好，我还回您身边找饭吃。”

“你真的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赌气离开？”王总似乎想当面求证一下我离开的真实动机。

“您是总经理，我是业务员，您要真想变着法整我的话，有的是辙，根本没必要在全公司大会上说出来。我提出辞职，真的跟您说过我什么没关系。”

我诚恳的态度最终打动了王总，他建议我先在公司办个停薪留职手续，这样等于为我自己下海扑腾上了个保险，混好了就出去干，万一失败了还可以回公司，算是有个退身步吧。当时王总能这么为我考虑，还是让我很感动。

于是，在一九九零年末，我当了全公司第二个“吃螃蟹”的人，辞了外销员，开始单干了。离开公司之前几个晚上一直没有睡好，看着窗外透过来的月光，一直在床上“烙饼”。断然辞去公职，前途如何，命运怎样，若干年后自己混成啥样，前途充满了变数，一切都是迷茫的未知。辗转反侧之后，我不再纠结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下了决心，就只能勇敢地大步向前了。剩下的就交给天意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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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孤独的女秘书

    纽约的日子过得很慢，告别了家，离开了刚刚三岁的女儿，身处异国他乡，加之工作上又被官僚的政策困住手脚，每天多少显得有些百无聊赖。平日上班时间还能打发，你可以找N个理由去曼哈顿的几条繁华的街区溜达几圈，除此之外，隔三差五我也得去曼哈顿第五大道的那些服装大厦里去拜访老客户，要么是给他们送一些国内转来的新合同、要么就是过去送几件新打好的样品，总之，平日里忙碌着，日子还能对付。可到了周末或假期，整个人就变得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差不多有点像判刑入狱坐监的味道，可怜的我啊，活脱脱就像坐在漫无目的牛车上的懒汉，完全不知道去向何方，日子的表述似乎只有两个字最为贴切 - 难熬！

    在我们住的南橘子镇的那栋西式洋房里，十几个大小伙子挤在一栋房子里，左邻右舍的老外都把我们当成是不可思议的怪人。因为周边的那些邻居们几乎都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家庭，只有我们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一水儿的成年男性。有时偶尔和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们打头碰脸，我们彼此也礼貌性地打着招呼，但我知道在他们心里我们这些黄皮肤的邻居肯定是一些反常之人。很可能是把我们当成了一群GAY（男同性恋者）。

    虽说当时我们这些被派到美国工作的业务经理们都是已经成家的男人，但其中大部分人平日在家里是不做什么家务的，但此时独自来到美国，生活起居事无巨细都要靠自己料理，买菜煮饭，洗衣搞卫生，一样都不能少。这些突然间没了老婆伺候的男人们，生活环境的脏乱可想而知，淋浴间的墙壁表面，除每天洗澡淋到水的地方之外，其余墙壁的瓷砖都是脏兮兮的，带着黑绿色的霉瘢，厨房内的锅碗瓢勺摸上去都是黏糊糊的，像是涂上了一层胶水，就连平日里大家上班乘坐的那辆“道奇”商务车的座椅都是油腻腻的！总之，所有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到处都烙上了没有女人的痕迹。

    每天，我们曼哈顿28街的那栋写字楼里进进出出的也都是男人，不过在这众多的绿叶中却有一朵“红花”独自璀璨绽放，她就是我们公司在当地招聘的女秘书凯西！ 凯西来自北京，听同事介绍她来美国前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演员。虽然她的外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明星范儿，但论相貌倒也算得上是位标致精巧的女人。一米六几的中等个，白净细腻的皮肤，一头染成了略带亚麻色的卷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再配上藏青色得体的职业装，这女人显得格外抢眼。

    也许是来美国后常吃些垃圾食品的缘故吧，凯西的身材略有发福，虽然她的体型线条并不怎么优美，但她那过于丰满的胸部还是相当吸引男人的眼球。大概凯西也为此引以为豪吧，她经常喜欢穿些衣领开口较低的紧身上衣，走起路来若隐若现的两个乳房似乎在跟着她走路的节拍在胸前跳舞，很显然，这是位让饥渴的男人们看了之后立即萌生性幻想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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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生死瞬间》

    当年天津市政府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新津公司，应该是老市长李瑞环的大手笔。他是想把天津各外贸进出口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予以整合。抽调一些外贸公司的业务骨干，通过近距离接触客户，整合大额订单，慢慢在美国纽约生根开花扩大影响，挖掘新的贸易机会，发现新商机新客户，以此为动力，促进国内外贸加工行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当然这些只是当时市政府的宏观理想，谈何容易！

    当时各外贸单位的好多业务都是通过美国当地的中间商或代理商协助成交，这些中间商们负责联络买家争取订单，协调样品、原料、花色、质量、货期等问题，合同执行完毕之后，各外贸公司按合同规定向这些中间商们支付一定比例的合同佣金。

纽约的新津公司成立之后，丁总希望由我们各公司国内派来的人员替代原来当地中间商的角色。这样一来，肥水不流他人田，不菲的佣金就可以留在美国新津公司了。我去纽约那会儿，新津的盈利模式就是通过迎来送往，伺候国内来美的外销小组，通过为他们联系客商，安排食宿，走访客户，观光游览等获取合同佣金。那种感觉怪怪的，自己似乎不像在做贸易，到有点像外贸公司驻美国纽约招待所的服务员。

    等后来熟悉了情况之后，明白了这种用企图用国内外贸机构的人替代美国进口代理商的想法是比较幼稚的，因为纽约几乎90%以上的进口业务，特别是纺织服装类生意，都被犹太家族垄断着，而那些国际贸易的中间商恰恰正是这些犹太家族的成员，后来的实践证明，不但给中间商的佣金一分没少付，反而又被多扒了一层皮，还要再给盘剥在中间的新津公司交上一笔买路钱。

    来纽约后很快熟悉了环境，工作开始进入了常态。说实话自己对当时的现状很不满意。国内政治风波之后，驻外的各个机构，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各个驻美机构都有点风声鹤唳。当时领导最怕的就是有人跑路。

    “六四风波”之后，美国政府刻意为中国的那批政治流亡者提供保护，还怂恿这些人申请美国的PR（绿卡）。此时国内驻美机构里的极少数人也伺机而动，因为只要他们离开中资机构，向美国政府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基本都能得到批准。面对这种形势，新津公司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政治说教工作上。很大程度忽略了外贸的主营业务。没办法，当时的口号就是，讲政治高于有一切！

    此时公司对外是内紧外松，表面看似平安无事，但内里各级领导都绷紧了弦。当时整个新津公司几乎每周都要抽二个半天在会议室集体政治学习，学习中央下发的各种文件和中国官方报纸的各种社论和文章。有时候在纽约的几位公司高管和党员们还要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开会，据说那里有专门设计的保密会议室，可以有效地避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窃听和泄密。

    来纽约之前我在科里是个大忙人，每天几乎脑子里打转的都是出口合同和订单，甚至有时做梦都梦到出口合同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最后急醒。可现在到了美国，自己却像一头钻进了台风眼里，但看周边风起云涌，你所在的位置却风平浪静。每天的生活变得公式化，早上带饭乘班车去公司，晚上回家做饭吃了睡大觉。突然缺失了前行的目标和方向的我，每天几乎可以用无所事事来形容，这种混日子的现状让我极为不适应。

    偶尔国内的出口合同发生了一些亟待和客户沟通的问题，我要去百老汇大街或第五大街的男装、女装、童装大厦约见客户，我必须提前向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请假，征得领导同意后，还必须二人同行，回来后还要及时销假，基本跟军事化管理差不多。除了出行受限制之外，业务招待也需要报批，费用卡的很死。想想在国内时，宴请客户只需和办公室主任打个招呼，回来报销就OK了，再或者就到公司接待客户的定点宾馆，签个字就能请客户吃餐饭。

    照理说有经验的外贸业务员，尤其是负责美国市场的外销员，依托国内的资源优势和国外的客户渠道，再加上领导适当放权，最大程度调动大伙的积极性，给新津公司赚钱并不难。然而当时纽约公司，官办色彩严重，领导干部外行，平日里过分关注政治，忽略了业务拓展，再加上管理僵化，经费上又缺乏灵活的机制，大家像被捆住了手脚，丝毫没有自我发挥的余地。

    我们在纽约的这二十几位业务经理都是申请了美国的L1签证，属于外国公司在美工作的管理人员，为了满足工作签证的要求，当时国家给我们定的名义工资不低，大约4000-5000美元左右。不过工资打到个人账户后，我们每人实际拿到的只有当时国家规定驻外人员的250美元，其余全部返还给公司，进入公司的“内帐”。在纽约每月区区250美元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剩下些给国内的亲戚朋友购买出国的大件商品，基本没有多少闲钱。如果为了维护客户拓展业务还要自己掏腰包请客户吃饭的话，估计没有人愿意这么做。所以当时为了避免尴尬，客户那能少去就少去，能不见就不见。

    由于囊中羞涩，周末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去哪都得花钱，除了国内出国小组到访，花公款陪吃陪喝外，公司里基本没有人出去吃饭。到了周末唯一的消遣活动就二件事情，一是开车去唐人街买菜，东转西转的找些便宜的菜摊。二是出去逛GARAGE SALE（家庭自卖）。很多美国人喜欢在自家的车库或车库前面的那片空地摆上各种家里淘汰的大小玩意，然后乐滋滋的看着人们来淘宝。那里通常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大到各式家具，小到一枚胸针耳钉，有时候如果碰上好运气，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很好东西。

    在曼哈顿除了乘坐地铁，基本就是步行。我们公司在28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有时去拜访客户基本都是步行。但下班后返回新泽西的住处则必须开车。不会开车真是寸步难行。公司虽然有个专职司机，但那个家伙整天牛逼哄哄的，一般你想去的地方，若他不感兴趣，基本没门儿。

    后来见公司经常是闲着车没人开，大家就利用业余时间悄悄的学习开车，想趁在美国常驻这几年，多学一门工作技能。说起来，在美国学习驾驶还是比较容易的，交通规则的笔试考过之后，只要你路考合格，进不进驾校，找不找专业的师傅带基本不重要。

    开始大家都想学车的时候我还没有动这个心思，主要是我这人有点路痴，你想啊，路都找不着还开什么车啊。后来眼看着公司里学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动了学车的念头。有一天，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常驻纽约的代表小李过来找我。“马哥，跟我出去练车吧？”巧了，正好我也想学开车，于是一拍即合，当时也没多想，跟着小李一起来到后院，开着那辆早就接近报废的破车，上了主街。

    南橘子镇是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小地方，社区宁静祥和，周末晚饭后的那个时间，街上基本没有什么车辆，刚好是个学车的好时间。这里的公路是随着原来这个地区错落起伏的地势修建的，上下坡的坡度都很大。街道两旁长满了参天的大树。沿路都是不同风格的西式别墅，每家的房前都有绿茵茵的草坪。偶尔开车经过几片刚刚修剪过的草坪，迎面扑鼻而来的是沁人肺腑的青草香。

    公司这辆破旧的老款雪佛兰轿车，谁也说不清它多大岁数了，谁也不知道这辆破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废弃在我们住的那栋房子的后院里。虽然那辆车还能开，但没有了车牌，没有了保险，这样的车在美国无论如何是没有人有胆儿开到路面上的。一旦发生了意外，天大的法律责任和天价的赔偿都是不可想象的。可我们这些初到美国的毛头小伙可没那么多顾虑，谁想学车，悄悄溜到后院，开车就上了公路。

    其实中行的小李已经上路面偷偷练了好几个月的车，早就能够把这辆破车驾驶得得心应手了，当时就是没有去申请路考。小李先绕着我们这个街区转了几圈，然后把车停到了路边。“马哥，快！你开几圈。”“我从来没摸过方向盘！”我面露难色，心中胆怯的很。“没事的，一回生，二回熟。”小李鼓励着我的同时，硬是半拉半拽地把我推到主驾驶的位置。

    我天生是个路痴，方向感极差，加上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摸过一次方向盘，心里特别害怕。好在有小李坐在副驾驶给我壮胆儿，路上又没有别的车辆，我这悬着的心才稍稍踏实了些，战战兢兢地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开动了。车子一动，我的心也跟着砰砰地乱跳起来，握着方向盘的手紧张的几乎能攥出一把汗来。车子在平坦的路面行驶了一阵子，来到了一个大下坡，车子由于重力加速度的作用突然开始往下冲，就在我心慌意乱之时，原本没有一辆汽车的路面，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辆对面驶来的汽车，我极力想躲开对方的车辆，无奈双臂几乎完全僵死，慌乱中急向右掰了一把轮，谁知道由于过分紧张，肌肉根本不听使唤。还好迎面开过来的那辆车平安地驶离了，小李也紧张的出了一头汗。“靠边吧马哥，”我把车头调了过来，使劲踩下了刹车踏板。没料到，由于过分紧张，竟鬼使神差地狠狠踩到了油门上。只听发动机轰地发出一声巨响，汽车向着路边的一栋房子猛地冲了过去，我脑子几乎一片空白。突然间，只听哐当一声，前冲的车子钉子般被钉到了原地，我的脸狠狠地撞到了方向盘上。好在，当时系着安全带，否则估计我肯定会从挡风玻璃中飞出去了！此时，我和小李都被吓呆了。过了十几秒钟才完全缓过神来。我忍着脸上的剧痛，下车看查看情况，原来是路边的一个消防栓卡在住了车的底盘，这才挡住了当时撞向路边那栋房子的汽车。

    我俩的腿都吓软了，此时若被警察逮着，我们一没驾照，二没保险，这是要判刑坐牢的重罪。小李尝试着向后倒车，车子居然倒了出来，底盘下露出了那个被撞歪的消防栓。不过还好，那个前倾的消防栓并没有爆裂，如果当时断掉了，冲天的水柱就会喷涌而起，那我俩就死定了！我们暗自庆幸着，开着那辆破车溜出了肇事现场。几分钟后，就绕到了我们房子的后院，悄悄地把那辆破车停下，各自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一夜我感觉后脊梁一阵阵发凉，当时想了很多。自己有可能冲进路边的那户人家，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人命案，有可能自己也见了上帝，留下妻子和三岁的女儿在中国无人照顾，有可能我车祸成了残废，甚至从此变成植物人，昏睡不醒。最有可能的是被美国警察起诉，结果被判有罪，或遭驱逐出境或被投入监狱。当晚自己越想越后怕，直到天亮，几乎一夜未眠。公司其他人都不知道我和小李昨天的危险经历，死亡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和我擦肩而过。

    转天下班后，我们的班车恰巧路过我昨天出事的地方，看看那个被撞歪的消防栓已经被直立了过来。听邻居说，有路人早上就报了警，下午消防队过来给修好了。也没有再找肇事者。实际上，我们的住宅离出事的地方的直线距离也就不到一公里。谢天谢地，我和小李总算躲过了一劫。出事以后，由于方向盘的撞击力，我的下巴一直是麻麻的几乎没有知觉，二个多月后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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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向“大炮”开炮》

飞机降落在美国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老武我俩下了飞机，过了移民局，先去提取托运的行李。那天原本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人就很多，再加上还有几个国际航班先后抵达，等着拿行李的人几乎挤成了几个瞎疙瘩，我俩差不多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终于看到了我们的行李箱，当我们拖着几件大块头行李最终从海关的卡口走出来后，一直悬着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因为这行李箱里还给公司的同事带了些天津特产糖炒栗子，而这个东西属于农产品，按美国海关入境申报的要求是严格禁止携带入境的。

新津公司派来接接机的人早就等候在出口处，开车的司机叫张兴涛，是天津某外贸公司招聘过来的专职司机。那个年代，会开车的人很少，方向盘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兴涛是个矮个子，身材略有点发胖，爱说爱闹，更爱开玩笑，回去的路上，几乎都在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讲着自打老武回国后这一个月公司和宿舍里发生的各种新鲜事儿和花边段子。小张虽然岁数不大，但话语中带着那种老天津卫的油滑，举手投足间透着江湖气，言语间还不时地夹杂着许多天津卫独有的脏字，这也从常人口中讲出来非常刺儿的脏字儿，可到了他嘴里，似乎变成了自然流畅的家常话，一点都不让人感觉讨厌和腻歪。

回去的路上车子开得很快，但由于机场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张兴涛唠唠叨叨的话最终成了我们沿途的催眠曲，不久我和老武都在车上睡着了。车子大概行驶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我们住的地方，新泽西州的南橘子镇。这里街区的房子基本都是2层的单体别墅，几乎看不到多层的高楼和成排的镇屋（townhouse），沿街望去，各家的绿地修剪的整整齐齐，几乎看不到一处门窗破败，油漆剥落的住宅。由于之前多次来过美国，所以从建筑的外观大致能判断出这是个中产阶级家庭较多的富裕社区。

过了一个街区的拐角处，兴涛把车停在了那栋1211号的房子前。小楼为二层木制结构，楼上楼下共五个房间。楼下是厨房和餐厅，楼上的公共空间里有几个看上去脏兮兮的沙发。一进门就能感觉到这绝对是没有女人住的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油腻腻脏兮兮的。不过，这近乎二十个小时的前后折腾，我的确有点熬不住了。于是简单吃了几口饭就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和大家一起驱车赶往纽约曼哈顿的写字楼上班。刚到办公室坐下，还没来得及熟悉下周围的环境，丁总就跟了进来。他本来是去其他房间办事，恰好路过这里，听说我是刚来的新人，就顺便进来打个招呼。

丁总虽然人送外号“丁大炮”但看上去却是个面色黝黑的小个子，这人的脸上的确带着一股狠辣劲儿。尤其是那二道浓黑的眉毛，几乎像是两把出鞘的宝剑。除此之外，从他那黑紫色的嘴唇，泛黄的牙齿和近乎咖啡色的指甲盖不难发现这是位平日里喜欢“吞云吐雾”的领导。

老武见丁总来了，立刻满脸堆笑迎了上去，和丁总握手寒暄之后，转身从办公室的柜门中拿出了一个外边包着缎子面的大盒子。他告诉丁总说，“这是您天津的秘书特意让我捎来的。”丁总当即让我们打开盒子，原来里面装是几个京剧人物的泥人，这是他秘书在市里花大价钱从天津著名的泥人张工作室买来的礼品，丁总需要将这些礼品赠送给一位纽约新近认识的商界贵宾。

盒子打开后，老武小心翼翼地将泥人拿了出来，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几个泥人的脑袋和身子都分了家。一看这身首首异处的泥人，丁总腾地一下火冒三丈，用手指着老武的脑门，大骂起来。“你他妈的猪脑子啊！这个东西怎么能托运呢，这么点屌事儿都干不好！”再看眼前的老武，满脸憋的通红，脑门渗出了一头汗，像个泥人似的呆呆地站在原地。老武感觉很委屈，因为这一大盒子东西是丁总秘书在飞机场交给他的，他压根就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您秘书给我的时候，就说让我把这个带给您，我也不知道这里是泥人。”老武小声嘟囔了一句。“你他娘的就不能问问么！”丁总的骂声差不多快把办公室的天花板震下来了，手指头几乎戳到了老武的鼻子上，丁总发脾气训斥老武的时候，各公司办公室的门都虚掩着，没人敢在老丁发火的时候露头。

丁总臭骂老武时，我一直站在一边，仿佛挨骂的是我们两个人。此时，我仔细观察着桌子上的那几个泥人公仔，发现断头的断痕其实是齐刷刷的，颜料也没有剥落，估计用点502胶水稍微粘一下，应该看不出折断的痕迹。等丁总火发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提议回头试着给他修修。其实，要依着我看，这个事情真的不至于那么大发雷霆。老武是位公司上下出了名的老实人，看着他被丁总骂得狗血喷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楼下，我找秘书要了点胶水，没费什么事儿，很快就把那几个泥人的头粘好了，然后小心地将它们重新放回那个精致的礼盒内。我让老武拿着给丁总送了过去。去的时候老武还是愁容满面，苦大仇深的模样，回来后，脸上居然有了难得的笑容。他告诉我说，丁总气消了，还跟他当面检讨了发火的事情。

就这样，我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领教了丁大炮发威的现场版风格。下班回去的车上，大家都没有打瞌睡，白天上班时，丁总为几个泥人大骂老武成了大伙车上议论的话题。好多人说，丁总是天津解放的进城干部，这么多年在地方，也没有改变部队的风格，喜怒于色，爱憎分明。虽然他嘴上厉害，但对事物的判断还基本秉持公平的原则。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尽量少招惹丁总，似乎是大家的共识。

来纽约不久，就赶上了公司开全体会，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司的全体会，所以来得早些，先在椭圆形的大会议桌边找个地方坐了下来。等大家三三两两走进会议室时，我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会议桌那一圈的椅子是软软的沙发椅，坐着非常舒适，而各个角落里的椅子都是那种坐久了，屁股生疼的硬木椅。不过很多人宁可挤在角落里坐木椅子，也不愿围着会议桌坐舒适的沙发。正当我纳闷的时候，身边的针织科的刘经理压低了嗓门跟我道出了其中缘由：“丁老板每次开全体会一定会找几个人骂一顿，这几乎成了每次开会的惯例，最容易变成丁总这“大炮”的目标之人，就是围着会议桌那些离他最近的人。而挨骂概率最小则是会议室角落里或围着门口坐的那些人。我是新来的，不知道规矩，所以自己选择坐到了火药桶的边上了。

此时丁总还没到，大家热络地聊着。公司这三十来人平时分别住在纽约和新泽西的好几个地方，隔了一个周末之后，刚上班聚到一起，彼此都有不少新鲜事儿分享。这个买了什么便宜的水果鱼虾，那个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这个淘到了什么稀罕玩意，那个抢到了什么促销打折的洋货，总之会议室里乱哄哄的，很像唐人街吃广东早茶的餐馆。

突然，嘈杂的人声没了，会议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本能告诉我，是丁总到了。果然，丁总和公司的二位副总一起走进会议室。丁总开始训话。他先点燃了一支万宝路香烟，围着会议桌来回走踱步：“公司成立快两年了，好好想想你们都干了啥？”他好像在质问大家。“那你作为公司的老板都带着大家干了啥啊？”我心里嘟囔着。丁总的嗓门越来越高。“你们每天就知道吃饭，脑子里还有别的啥么？”当然，丁总这么问大家，其实并不指望谁去回答。他一直在绕着大会议桌来回走着，数落着大家的无能，讲的口干舌燥了，就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上几口秘书事先给泡好的茶，然后接着训话。有时烟灰太长了，他就随便在谁的座位前把烟灰点在桌子上，不一会儿，好好的大会议桌上像飘满了一层银白色的雪花。

我知道虽然公司同事里面有好多烟瘾特大的人，可眼下当着丁总的面，谁也不敢抽烟。屋里呛人的空气和弥漫的烟雾都是丁总训话时制造的副产品，他一直没停嘴地数落着大家，不一会儿桌上的一包万宝路基本全去了。我想当时公司那些烟鬼们应该不用急着出去过烟瘾，因为这会议室里的尼古丁含量， 足够他们撑上一阵子！

半个小时过去了，丁总也喊累了，老帅归位，坐回了会议桌总裁的位子上。喝了几口茶之后，他才正式开始跟大家讲起了除骂人以外的会议内容。大致意思是告诉大家眼下已经九月份了，即将到来的本年度最后一个季度是业务的冲刺期。各单位务必按计划完成当年的收入指标。

丁总讲的所谓收入指标实际上就是天津各外贸公司来美国签订出口合同后按比例付给新津公司的佣金。当时开会，大概是由于当年的合同量不足，佣金收入没有落实的缘故吧。丁总想通过类似政府行政摊派的方式，硬性把收入指标分配下去。“你们文体公司，到年底完成10万美元，有啥问题？”听到丁总点名，文体的老周一直低垂的头微微抬起，苦笑着点点头。他知道，这个时候说如果说有问题，那就等于找死。见第一个公司上了套，丁总接着问：“那你们畜产公司也表个态，上半年的计划还没落实，年底完成指标咋样？”畜产的那位王经理也只好说：“我跟天津公司的老总沟通一下，确保完成计划。”丁总见开局顺利，就继续发号施令，看得出来，此时的他似乎异常兴奋，甚至多少有些得意忘形，似乎他的唾沫星子随时都能粘进来大把的美钞。我作为一个新人，对当下这阵势有点云里雾里，大家这是怎么了，明明这行政命令似的计划根本不现实，为何大伙还这么唯唯诺诺呢？这样的承诺对自己天津公司，对新津，对丁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丁总的轮番点将终于轮到我们公司了！“你们针织，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来了三个业务经理”说到这，丁总的眼光从手里的稿子移开看看我。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度较高，最后拍给我们三个的任务是25万美元。老武低头不说话，刘经理好像在打瞌睡，最后丁总的眼光一下子就落到了我身上。

“小马，你说说这个数儿你们能不能拿下来？”丁总的浓眉下面的小眼睛紧盯着我。他这么问的时候，我就提前想好了，我不能当应声虫，我必须实事求是。“您分配的这个额度，我认为基本不可行！”我话音刚落，这会议室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了我身上。低头沉思的人，窃窃私语的人，昏昏欲睡的人，此时都精神了。大家的眼光里透着讶异，也有的好事之徒的眼里带着隔岸观火的神情。丁总也被惊了一下，那个瞬间，他面部的肌肉几乎是僵住的。自打新津在美国纽约成立两年多来，公司上上下下30多号人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大家都耳闻目睹了“丁大炮”的威风和霸道，别管他怎么发火，怎么训斥，从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不字。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我一个新来的小小的业务经理，第一次开公司全体会就给他来了个当众下不来台。这绝对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您定的这个计划，我们完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我当时刚到纽约确实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再说既然话说出来了，也没有吞回去的道理。“您看啊，现在基本是最后一个季度了，服装类的大部分出口订单现在都已出运完毕。”我盯着丁总一字一句地慢慢解释着。“这就意味着，我们公司年内不可能再拿到新合同，没有新的合同，也就不可能有新的佣金收入。”看着丁总并没有制止我，也没有大发雷霆，我干脆就把我要讲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反正我这回是捅了马蜂窝，挨蛰在所难免。“如果您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即使我们承诺了，那也只能是空头支票。计划落空了，完不成任务的话，对领导决策的权威性肯定要打折扣”。说完了上面的话，我环视四周，注意到了大家的表情变化。

我发言后，会议室里有几十秒钟的静默，之后丁总打破了刚才的片刻尴尬:“小马，你是刚来的，就敢顶我？！”。我心理做好了准备，暴风骤雨理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不过，你说的对，说的有道理！”没想到，丁总话锋一转，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居然当众肯定了我刚才的话。“既然你讲了你们针织公司的具体情况，我刚才宣布的你们公司的额度，就回头再说吧!”听到这我放佛像即将窒息的人呼吸了几口纯氧一般，悬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下班回新泽西的路上，大家一反常态，没人在车上睡觉，纷纷议论着我当众顶撞丁总的事儿，好多人对我的行为表示赞许，夸我给大家出了头。也有几个对我的未来堪忧，他们认为我初来乍到，不应该这么锋芒毕露。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有那个冲动，当着大家，让公司一把手丢了颜面。以后在纽约命运如何，心里确实感觉沉甸甸，放佛被一个大大的问号压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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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飞机降落了，但心却悬在了半空！》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动荡之年。这一年，天安门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政治事件，六四以后，暗潮汹涌的政治风波似乎开始对社会和每个人的命运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我接受了公司的委派，到美国纽约担任万泰针织品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经理。这个任命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以当时我的业务水平，一旦公司有这种外派机会，我应该是领导推荐的人选。接到任命后，休息了几天，做了些必要的准备，告别了家人，登上了北京飞往纽约的飞机。

此去赴任，我和老武同机飞纽约。老武叫武志襄，是针织品科的老科长，四十多岁，个头不高，秃顶，黝黑的皮肤，一双特别讨喜的眯眯眼，他为人老实实在，平日未曾开口，脸上先有几分笑容。一看就知道是个特别值得信任，特别好打交道的好人。在我之前，老武已经在纽约的新公司干了一年多了，国际航班时间很长，闲着无事，就和老武聊了起来，我也正好提前了解一下纽约公司那边的情况。

老武说，我们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叫万泰美国公司（WANTEX）针织品公司，万泰在美国的上级机构是美国新津公司。新津公司实际上有点像天津市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里面包括了天津市各外贸公司在美国独立注册的分支机构，如服装、纺织、针织、文体、土产、畜产、五金、机械等等二十多家外贸专业公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天津本地银行、保险机构在纽约注册的分支机构。新津公司差不多像天津对外贸易机构在纽约的一艘超级航母，集合了天津外贸机构的三十多位从事贸易业务的骨干。

纽约新津公司这艘“航母”的掌舵人叫丁焕采，是位解放后进城的老革命。据说解放初期刚进城那会儿，他是天津恒大卷烟厂的第一任厂长，后来一直在工业口担任领导，官至天津市市政府副秘书长、计委主任等职务。老丁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人送外号“丁大炮”。当时据说就连时任天津老市长李瑞环都让他三分。李瑞环在天津担任主要领导的时曾计划将天津各外贸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予以整合，成立一家大型综合性国际贸易公司，为天津市外贸对美发展和扩张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平台。市政府决策之后，丁总被李瑞环选中，出任美国新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行政级别被提升为副市级，常驻纽约，统管天津在纽约的二三十家公司的人财大权。

       我和老武聊天时，曾问过他是否对公司未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有信心，老武面露难色说：由于丁总在纽约基本是外行管内行，加之他的领导风格又是大权独揽，甚至近乎希特勒式的独裁管理，严重挫伤了大家开拓业务的积极性，各公司基本都处于无所事事，每天混日子的状态。听了老武这番话让我有点心凉，我问：那我们现在怎么开展业务呢? 老武答：开展什么业务啊，现在各单位的人就指着天津各外贸各母公司每年按每人五万美元的经费定期给丁总拨款养着，差不多有点像出租车给出租公司上交的份子钱。

听老武说着利津公司那边的情况，不由得让我顿生几分挫折，原本我对即将赴任的纽约公司还很期待，听了老武的这番话，让我立马泄了气！听他这么一说，这个名声在外的新津国际几乎就跟天津市政府设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巨无霸外贸招待所差不多，无论是天津来的政府官员还是贸易小组，一旦到了纽约，一律由新津公司负责安排食宿、提供办公场所和日常交通等。至于如何开展外贸业务，如何让各个公司依托自身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创收，新津总部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和安排。据老武讲，各公司派来的人面对“丁打炮”的霸道，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听这意思大家当时普遍都在混日子。

老武还介绍说：二年前新津公司刚戳摊那会儿，掌管新津公司财政大权的丁总确实是个“大财主”，除了市里为创办新津公司之初拨付的几千万美元的启动资本金，还有其麾下各贸易公司每年上缴的份子钱。守着这几千万美钞，丁总雄心勃勃，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一来要证明他抓经济的能力，这二来呢，也为重用他的老市长李瑞环争脸。不过这曼哈顿可不比天津市，在天津的工业口和政府机关里，丁总可算得上是个呼风唤雨之人，然而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了曼哈顿 ，到了这洋鬼子聚集的地方，没有了熟悉的官场环境，没有了经营多年的关系网络，丁总变得一筹莫展，一直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和目标。

听了老武的话，我有些不解地问：那新津在美国都快两年了，难道就没有抓住机会搞点什么大项目？难道新津公司眼下就没有什么高兴事儿？老武听我这么问，小咪咪眼眨巴了几下说：你还别说，去年老丁还真搞了一个大项目，一个能为公司带来上亿美金的投资机会。我一听老武终于说到了点好消息，顿时来了精神，心急火燎地问：成了么？

“别急，听我慢慢跟你说，这事儿讲起来还挺逗的。”想不到老实巴交的老武居然也会跟我卖官司。“去年的一次商务酒会上丁总结识了一位曼哈顿的华人神仙，被丁总瞄上的这位活神仙是个久居海外多年的华裔，名叫莫虎。莫虎在纽约的华人中算得上是个众人皆知的传奇人物，在纽约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和政商关系。此人也是当年在美国地方行政机关职务最高的华人，曾经担任过纽约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老莫退休后，自己开了个律师行，专门利用原来政府的渠道和警局原有的人脉资源，为华人和来自中国的商务机构提供法律咨询。估计也正是因为他的政商资源和人脉关系，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买卖十分兴旺。”

“你快说说丁总跟老莫运作的大项目吧！”我急着想从老武嘴里知道后来项目的事儿。老武慢条斯理地接着说：“认识了莫虎，丁总如虎添翼，摩拳擦掌，准备在曼哈顿大展拳脚，干一番事业。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莫虎和丁总在唐人街吃早茶，他告诉丁总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以北有一大块地皮，价格非常便宜，很有投资价值。那是一片参天的杉木森林。丁总一听来了精神，他感觉这是个可以联合天津市政府一起投资开发的好机会。他当时是这么琢磨的，先从国内招聘廉价劳动力过来，把树砍了，运回国，加工成上好的木材，转卖给众多的家具工厂做成高档的家私，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伐了树的地皮可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丁总越想越兴奋，于是很快就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咨询费给莫虎，让他给这个项目做前期调研。听说当时还租了直升飞机去看了几次那片林子。”正说到关键时刻，老武突然起身要去卫生间，回来后没等他坐稳，我就急着让他接着讲后来发生的事儿。“后来过了好一阵子，交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丁总才弄明白了其中的猫腻。第一，美国的森林砍伐，必须使用昂贵的美国劳工，其工时费会大大降低木材的利润，加上不菲的远洋运输费用、进口手续费和关税等 ，木材基本不赚反亏。第二，这块看着便宜的森林，当地州政府早有立法，砍伐一颗木材必须保证种活另一个树苗。第三，这种土地不允许变更为允许开发房地产的商业和住宅用地。就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丁总这雄心勃勃的大项目又回到了原点。”没想到是这个结局，听着让我扫兴， 整个一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啊！ 

除了公司的现状和丁总的趣闻，老武还跟我介绍了过到纽约后住的地方。“咱公司目前在曼哈顿的28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租了一栋写字楼，每个分公司都有一个标准办公室。公司有秘书负责收发文件和邮寄样品，每个办公室都有独立的传真机。办公的地方离咱纽约的客户都不远，走路过去也就20分钟。不过咱住的地方离曼哈顿很远，除丁总和另外几个人住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其余各分公司的大部分业务经理都住在新泽西州的南橘子城。那地方离曼哈顿上班的写字楼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每天公司有班车接送大伙上下班。”

“上班开那么远的路，怎么不在近点的地方租房子呢？”“我们刚来纽约时，的确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租房子，但房租太贵了。后来国内给新津拨付了开办费，几千万美元到了账，丁总就决定在新泽西买房，一来可以给大家住，二来今后房子升值还可以卖了赚钱。经过左挑右选，最后在房价较便宜的南橘子镇买了三栋别墅。你去了也住那，四周的环境还不错，二人一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浴室和卫生间，条件还行。咱们住的那栋房子还有外贸畜产、外贸文体等其他几个公司的十来个人。不过都是男的，就是卫生差了点。”

“十多个人住一所房子，吃饭，公司咋办，有食堂？”“没专门做饭的，也没食堂。大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十几个人的饭可不好做啊!”在家的时候一直是我做饭，所以我知道人多了，做饭很麻烦。“不是一起做饭，大家都是三四个人自愿结合，现在宿舍里分成了三拨，大家做饭的时间必须错开。否则，不光炉子不够用的，就连吃饭的桌子都不够。” 我边听老武说着那边的情况，边想象着住的地方有多乱，有多脏。

飞行途中，除了偶尔打个盹，小睡一会之外，我都在跟老武了解那边的情况，原本公司派我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信心满满的，听了老武的介绍，心里多少有些发凉。看样子这新津公司不是来美国做生意的，根本没有做业务拓展市场的机会。

除了上边这些情况，沿途老武说的最多，描述的最详细的恐怕就是丁总的暴脾气了。“丁总是个出了名的丁大炮，稍微有点不爽开口就骂，从来不给人留面子。你过去之后，千万要小心，遇事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万万不能跟丁老板发生正面冲突，否则不但以后咱公司业务开展受限制，老丁火一上来，说不定一句话就能让你卷铺盖回家。前些日子刚有一个外贸轻工的人被丁总给开回国了。”关于“丁大炮”老武最后总结说：“几乎所有公司的人都被丁总臭骂过，甭管你资历如何，职务高低。只要被丁总盯上了，早晚会给骂个狗血喷头。所以你最好也有点心理准备。”

快下飞机时老武跟我说：“目前公司最紧张的就是有人不辞而别突然离开，申请滞留美国。如果公司里真有人申请了政治避难，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故。这是目前丁总主抓的最大的事儿。”

我去美国就职的时候正值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刚刚过去不久，当时很多学生运动的头头都逃到了海外，美国政府为了协助和培养这部分政治势力，借此对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予以打压，动用了很多政治资源，甚至鼓励有政府背景的公派人士滞留美国。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很多有心人士都以所谓政治迫害为由，申请了美国移民局的政治庇护，从而搭顺风车，轻易取得美国的“绿卡”。

飞机就要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了，一路上和老武聊了很多，当然我主要是听他介绍情况，不过说真的，不听则罢，听了真让我有点后悔，后悔当初公司领导找我谈话时，我不应该急着表态，应该先找在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好好聊聊，如果我当时听到了飞机上老武说的这一切，我完全可以拿孩子小家里离不开为借口推掉这份差事。不过现在都晚了，此时的我已经接受了公司的任命，人已经飞到了纽约，已经和自己的助手交接了工作。我没有退路了！

此时的我有些失望和紧张，失望是由于公司现任领导外行和集权；紧张是自己即将面对一位近乎独裁的顶头上司，而我又是一个有话必讲不吐不快的人，估计或迟或早，我会和这位赫赫有名的“丁大炮”发生直面冲突。我知道自己未来纽约的路一定是荆棘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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