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 马建平 个人博客主页第 41402 次访问

标题：

发表时间：

更新时间：　

关键词：

41 《模特队长的泪》下

首次开出国碰头会就在模特队练功房里。会议由我们此次领队闫科长主持。闫科长当时大概有四十几岁吧，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传统的齐耳短发，质朴的着装，略微发福的身材，面色带几分暗黄，看上去有点病病歪歪的样子。和闫科长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那些模特队的姑娘们。这些脱下舞蹈训练服的姑娘们，衣着时髦花哨。发型时尚新潮。一个个不仅人长得漂亮，也都很会打扮，再加上近几年到各地演出也捞了些外快，挣到的钱又都买了好看的衣服和化妆品。看着眼前齐刷刷站着十几位青春靓丽的女孩，那叫一个养眼。

碰头会上，我把办好的护照一一交给了姑娘们。据说这些姑娘在此之前曾去过香港演出，但真正跨出国门到欧洲表演还是她们生平的第一次。拿到出国护照，女孩们脸上都笑开了花，看着笑的合不拢嘴儿的队长，我心里似乎在淌血。不知道为什么服装研究所的那位领导那么早就把那么缺德的消息告诉我！害得我这些日子总像怀里揣着一个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需要在临走之前将自己手头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以便让暂时接替我工作的业务员熟悉情况，每份执行中的合同都要逐笔交待，包括加工的工厂、负责人的联络方式、眼下的生产进度、验货的时间节点以及客户对做工和品质要求等，甚至就连扣子和垫肩、标签和吊牌等辅料的安排情况、出口的纸箱的规格、包装塑胶袋警告语的印刷图样等这些细节问题都必须逐项安排妥当。

按说临走前琐碎事情的安排就够我操心的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位可怜的模特队长。想着她即将遭受的打击。她已经领了出国护照，参加了所有出发前的碰头会，按常人的思维，队长当时对自己参加出国演出一定是深信不疑！据说当时队里曾经有过传言，说她们中间最终会有人被淘汰，但无论怎么夸张地猜测，谁也不会想到这最终出局落选的人会是她们的队长。毕竟她是每天带着队员们坚持训练的主心骨和全队的灵魂啊!

队长被淘汰的消息一直封锁到临出发登机的前一天，队长几乎是在最后的一刻才被告知此次出国演出她不能同行，领导给出的理由好像也很牵强，说模特队准备马上再招聘几位新人，让队长在家抓紧准备考核和培训计划。临出发前听到这么残酷的消息，搁谁谁也受不了，更别说她还只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了。

那天据说这位无辜的姑娘结结实实地大哭了一场，哭的是那么伤心，那么难过。转天我们在服装研究所门口集合，一起乘车出发去首都机场，我又看到了那位受伤的队长，她居然从家里赶过来，坚持着去北京送我们登机。我见她的眼圈有点黑，眼皮有些浮肿，发型也不像以往那样一丝不乱，我想她当时心大概在滴血，但脸上依然挂着往日常见的笑容。开车的路上，她还是那样细心地嘱咐着全体队员，告诉大家注意饮食，注意加减衣服，到了国外演出的时候注意上场的顺序、步伐和节奏，注意搞好彼此的团结…… 从她的语气中你丝毫感受不到她此时的挫折和无奈，有的只是宽容、理解和让人敬佩的专业精神，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涵养和气度，着实让我佩服。

我们这一队特殊人群出现在首都机场候机厅时，姑娘们似乎一下子给略带离别伤感的气氛带来了几分阳光和春意。当那些身材高挑、曲线优美、衣着花哨、打扮入时的模特们排成一列，步履轻盈地通过机场的行李托运口时，立刻引来了周围候机客人的一阵骚动，模特们几乎将机场候机乘客的大部分眼球都吸引了过来。

    由于此前我随出国小组已经去过几个欧洲国家，心情自然不像这些首次迈出国门的姑娘们那么激动和兴奋。女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说笑着，她们每个人的激动和兴奋像金灿灿的向日葵遇到了温暖的阳光，一张张本来就很美的脸庞更平添了几份灿烂。她们似乎渴望着立刻飞过去，渴望着撩开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渴望着亲身体验那久赋争议的西方社会的文明、腐朽与神奇。   

登机后我这脑子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想想自己作为唯一的一位男性参加这次出国演出，身上的责任突然感觉沉重了许多，不知怎的，那个哭肿了眼睛但强装笑颜的模特队长的样子依然不时在我脑子里出现。心中的怜悯一直挣扎着，慢慢地我终于睡了一会。

醒来的时候，我抬头看看座舱前悬挂的大屏幕，飞行数据显示我们此刻的飞行高度为12000公尺，时间已经是起飞后大约过去四个多小时了，模特们还是那么叽叽嘎嘎地聊着，嘻嘻哈哈地笑着，她们似乎有消耗不完的精力和彼此诉说不尽的话题。我的视线从这些姑娘们坐的地方转到了靠窗的那个座位，发现了一张和那些女孩欢快的神情完全不同的面孔，那是我们的领队，公司样宣科的闫科长。从起飞到现在，几个小时过去了，她似乎一直眉头紧锁，低头沉思。空乘小姐送来的食品和饮料几乎原封未动摆在她的小桌板上。

   北京到德国法兰克福大约要飞10多个小时，飞行的疲劳和热情的降温，很快让那些像快乐的像叽叽喳喳的鸟儿一样的模特们进入了梦乡。我终于也撑不住了，开始不停地打起了瞌睡。但每次醒过来的时候，看看闫科长，她似乎没有一点睡意，一个人面对这飞机座舱的窗口，愣愣地发呆。

这是闫科长的第一次出国，而且还肩负着领队的艰巨使命，带着这些花样年华的姑娘们，要对她们的安全负起全责，其精神紧绷的程度可想而知。这种超乎寻常的紧张，不仅是因为她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迈出过国门，更重要的是为此次出国承担的责任惴惴不安。原本带着年轻的女孩出国就比较揪心，带着既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出国就更加揪心，现在让她带着整整十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模特去往异国他乡，她既要把她们顺顺利利地带出国门，又要圆圆满满地完成半个月的演出任务，然后再平平安安地把她们带回天津，这期间不允许出一点纰漏或差错。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啊！那时的人都把责任看成天大的事儿，这压力让她几乎透不过气来。

标题：

发表时间：

更新时间：　

关键词：

41《模特队长的泪》上

1986秋，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和德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卡斯达（Karstadt）签了个项目合作协议，邀请一支中国的时装表演队赴德国（西德）参加该公司的秋季时装秀。当时天津服装工业公司下面的服装研究所有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模特队，于是这出国演出的活儿就交给了我们天津外贸服装公司一手操办。

经领导研究，我们外贸公司要选派一名领队和一名随队翻译带着天津时装表演队的十几位美女模特一同前往西德。带队的人选最终落在了公司样品宣传科闫科长的名下，这随队翻译可是个美差，开始领导内定了几位英语口语不错的外销员，我也是其中热门人选之一，经反复商量，我最终胜出，成了那位跟随众多美女模特出国访问的幸运儿。

其实这种所谓的幸运也没什么太大的意外，当时我在外贸服装进出口公司做外销员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业务做的不错，特别是英语口语在公司上上下下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虽然在此之前一直都没有进过正式的大学校门，但由于多年痴魔般的自学苦练，加之北京国际经济管理学院那一年的强化培训，英语口语水平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记得那年天津外贸学院应届学生毕业，学校找天津外贸局求援，在外贸系统挑二位英语口语好的外销员去学校给毕业生考英语口语，当时的我虽然连正式的大学都没上过，居然有幸被选中给那批大专毕业生考英语口语。也许就是这英语口语的优势吧，经过公司领导多次权衡和比较，我最终被公司选为此次时装表演队的随队翻译。

标题：

发表时间：

更新时间：　

关键词：

40《我眼中的老陈》下

标题：

发表时间：

更新时间：　

关键词：

40《我眼中的老陈》上

我到科里任外销员的那几年，跟科里的同事们相处的关系都还不错，科里十几个人，除了正副科长有单独的办公室，其余所有人都在同一间大办公室工作，在他们中有这么一位让我尊敬的老者，至今想起来依然印象深刻，心中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他就是老陈。

我在科里那会儿，老陈六十多岁，是我们科里的退休返聘人员，我刚到科里那会儿就听说了不少老陈的传奇故事。解放前他曾是天津一家著名外资洋行的高级职员，风光的时候，只身一人往来南洋，驰骋于十里洋场，操着正宗的伦敦音，身着笔挺的西装，穿梭在吉隆坡、香港、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等国际都市从事国际贸易。

那时候老陈还是小陈，和他当时打交道的都是解放前天津城里洋行的高管和英法租借区内的买办。经过他牵线搭桥，做成了一笔笔一单单的国际贸易，老陈做中间人，赚取佣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慢慢地老陈成了公司的股东，后来又买下了公司，当起了老板。娶了两房太太，出入有自己的汽车，公司每年都有丰厚的利润入账。

正当老陈的公司和生意顺风顺水之时，天津解放了，老陈成了名落孙山的资本家，他的公司被收归国有，开始国家还让他继续当公司的股东，吃红利，后来共产党又推行了股份赎买政策，老陈公司的股份被国家强制回购，就这样老陈成了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新中国的诞生和共产党执政，老陈的命运急转直下，几年的光景，就由当年风风光光的商业精英沦落为我们业务科的一名最为普通的审单员。知道了他的过往经历，不由得让我感叹命运弄人！

当时业务科室的组成基本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些外销员，分别按外销市场所在的地区和国家分工负责出口业务，另一部分是为我们这些外销人员服务的辅助人员，其中有制单员、审单员、进料员、下厂员、价格员等。老陈当时是科里唯一的审单员，虽然他每天从事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每天只是低头审看文件，但他却是我们科最敬业，最踏实，最令我佩服的人。

其实我和老陈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他在科里的位置并不像我们外销员那样那么显赫，那么惹人注意，但他的人品和行事风格却在我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科里的大办公室像个小社会，虽然人不多，但芸芸众生的各种典型性格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大家同处一室，朝夕相处，每个人的能力、特点、优点、弱点、缺点几乎都变成了玻璃缸里的鱼，一目了然。投缘的每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天性怪癖的凡人不理，自恃清高的看谁都不入法眼，更有性格暴戾的，不是找这个吵就是跟那个打。总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什么，你总会被划进一个“群”或分进一个“类”，唯独老陈，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礼貌客气，都是一样的帮助照顾，和谁都维持着不错的人际关系。我想这和他多年来阅人无数的经历，以及和气生财的处事哲学不无关系。

老陈在科里的工作是审核出口单据，每天的工作就是仔细查看所有准备送到银行去的文件，确保不出现任何纰漏。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低头审看文件的角色，那可相当于一个足球队的守门员! 万一出现了严重的差错，直接的后果就是外贸出口的商品装船运走了，但却迟迟因为单证不符而无法收回货款。

外贸的订单，绝大多数的支付方式都是通过信用证结算，买方为了防止付了钱收不到货，卖方为了提防发了货收不到款，于是双方按照国际惯例，由买方按国际标准格式给卖方开出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里面对交货的价格、时间、运输方式、品质要求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卖方出运货物后，按买方开证的要求备好箱单、品质证、发票、汇票等全部单据，委托相关银行代收货款。货物抵达进口方的港口后，买方必须先行将货款付给代收款银行，银行只有在收到买方货款后，才会把提单（Bill of Lading）这一提货的关键凭证交给买方。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买卖双方的利益，又化解了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虽然这种支付方式对外贸的买卖双方都挺好，但相关的国际信用证组织对货物出口时的单证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货物的卖方在完成交货时，既要完全做到单单相符（随付的各种单据不能自相矛盾），同时又必须做到单证相符（随付的单据必须和信用证的条款完全相符）。准备单据的过程被称之为制单。制单稍有不慎，一个字母的错漏，一个标点符号的疏忽，都有可能给买方拒付货款制造借口，从而导致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货款迟迟得不到支付，严重的则可能造成货款两空的灾难性后果。

业务科负责制单工作的被称之为制单员，制单员干的好了，有可能被提升为外销员，表现一般的或混日子的人，很可能就干一辈子制单。出口单据工作特别烦杂，必须在能看懂信用证英文条款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准备相关单据。但由于制单工作复杂，需要制单员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负责小心谨慎地工作，方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单的错误，然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再细心的制单员也难免忙中出错，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遗漏，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的比赛，虽然你拥有一支超强的铁后卫在球门禁区严防死守，但最终你会需要一个伟大的守门员。（待续）

标题：

发表时间：

更新时间：　

关键词：

《核桃树下寻根记》

    北京门头沟区的斋堂村，那是我一生都挂念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戴上了领章帽徽，在那里我们开始了新兵训练，也是在那里我们和许多战友结下了一生的缘！从那以后，这日子啊，过的还真叫一个快！这不，转眼之间，我们这些当年的毛头小伙居然魔术般地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当年那一张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如今竟被风雨沧桑琢上了一道道的年轮。 

    四十二年了，一直都梦想着回斋堂看看，看看昔日的军营，找找当年的感觉，圆圆心中这几乎做了几十年的梦。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千呼万唤的圆梦时刻居然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了！

    2017年5月初，我偶然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耿志伟战友准备去斋堂的消息，这让我好一阵子激动，于是 赶紧发信息请他去的时候捎上我。志伟欣然应允，答应周末一起过去。志伟的为人我知道，他答应你的事就从来没放过空炮！

    5月5日晚，果然志伟没让我失望，他给我信息要我家的位置，说定好早上5点过来接我。这老小子怎么定那么早的时间呢，这么着的话估计我凌晨4点就的起来忙活。不过又一想，这毕竟是盼了几十年的圆梦之旅，就是一宿不睡也值啊！再说了，人家志伟还得开车，不得比我起的更早更辛苦？

    当天晚上虽然和平日一样11点上床，但这脑子却一直在过电影，怎么也睡不着，想的都是当年斋堂的那点事儿。迷迷糊糊就到了早上4点，手机闹钟一响，赶紧起床一通忙活。志伟很准时，差几分5点电话就打了过来。 “建平，我已经在你们小区口等你了”！

    上车后我们又去西青接上了振忠战友，然后才驱车一同赶往北京。车上志伟告诉我，计划先到北京潘家园那一带接上北京的侯方云战友，然后一起吃个早点，再同去斋堂。据说北空训练营搬走后，一个导弹营就搬了进去。由于斋堂的驻军有一定的保密要求，因此外人很难进去。好在方云神通广大，居然联系上了驻地守军的教导员，这不就为我们此次斋堂之行拿到了特别通行证么。

    吃过早点后我们一行四人向门头沟进发。五月初沿途到处都是葱葱的绿色和盛开的鲜花，大家激动心情似乎和这些五颜六色的鲜花一样，在春夏之季怒放。很多年过去了，如果凭依稀的记忆，找到当年从大红门开到斋堂的路那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好在今天有了手机导航，一路驱车还算顺利。

    不过这高科技的玩意，到底还是不怎么靠谱。在一个拐弯处，我们明明看到了一块路牌上写着直行去往门头沟，可这导航偏偏让我们右转，纠结了半天，还是决定跟着导航的指令走。走着走着，方云发现不对劲，几个转弯之后，我们车子又开回了市区。于是志伟赶紧调整方向，终于又见到了刚才那个门头沟的路标，我们像见了救星似得，赶紧直行通过的那个刚刚错过的路口。

    车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两岔路口，该往左还是该往右呢？为了不至于再次被导航误导，我们停下车向路边的一位大姐问路。大姐似乎是位在附近旅游景点开农家院的庄主，她亮着那带着憨厚和粗犷的嗓音告诉我们：“两条路都通斋堂，左边的是老路，弯道比较多，右边是一条新修的路，路直好走。”

想想当年我们刚入伍的那天，从大红门出发去斋堂的营地，一路颠簸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那绿帆布棚的卡车几乎是在云端行驶，这几十年前的记忆，至今想起来依然让我们心存余悸。于是大家一致决定走大姐推荐的这条新路。

    沿路又向前开了近一个小时，按路牌的指示此时我们的车子应该已经进入了斋堂的地界。火村到了？可四周没有丁点当年军营的踪影。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远处似乎是斋堂的水库大坝，斋堂镇到了，显然我们错过了当年的军营。于是调转车头，慢慢地往回走，生怕再错过了训练营的营地。

    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发现了路边的一条小路，不远处是一个关闭的铁栅栏门。铁门前面还有一个结结实实用铁条焊成的路障。难道这就是斋堂的营房？此时方云拨通了驻军教导员的电话，对方说就是这，我们到了！几个守卫的士兵显然是得到了首长的指示，迅速跑过来为我们打开铁门，移走了路障，我们开车驶入军营。车子在一栋黄白相间的四层楼房前停下，教导员赶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带我们走进了营部的接待室。

    闲聊片刻之后，我们稍作休息，大伙儿就猴急似的走出大楼，期待着第一时间找到当年营房的影子。可四处张望，眼前除了几排整齐的军械仓库，看不到一点当年的痕迹。正当大家失望之时，突然发现院子中央有一颗丰满硕壮的大树，那树冠几乎有半个篮球场的大小。教导员指着这个大树介绍说：“这是当年留下的一颗老核桃树”。啊！老核桃树，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十二连营房前的那棵核桃树么！我们几个老兵几乎异口同声说出了这句话。

    望着这棵老核桃树，我们的眼眶似乎有点潮湿了。我们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一样，跑过去抚摸着那斑驳沧桑的树干，振忠和志伟搂着老核桃树拍照留影，那动作活脱脱就像拥着一位多年未见的老伙计。这棵老树已有百年了，四十多年前我们来到斋堂，它就曾拥抱和欢迎过我们，它见证了我们带上领章帽徽的光荣时刻，它目睹了我们新兵训练的紧张生活，它听到过报务员们无数次“滴滴哒哒”的呼唤，它还用累累的果实带给我们美味和快乐。这棵老树不仅激活了我们尘封多年的记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标，靠它的定位，我们几个很快就确定了当年十二连宿舍的位置、连部的位置、卫生所的位置、营部的位置…….。

    随着我们往后山的方向走去，大家突然发现了一座老房子。教导员告诉我们这是当年一直保留下来的老厕所。哎呀，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十二连后面的旱厕么！咔嚓，咔嚓我们几个连忙拿着手机拍照，我和方云还特意走进去，为那一排蹲坑和小便池都拍了特写。出来后我跟振忠战友开玩笑，让他进去蹲在便坑旁，拍个解大便的姿势发到战友群里，一定引起轰动。

    按这个厕所的位置我们又像考古队员一样确定了当年十二连三排宿舍后的那片菜地，这让我想起当年我常常一个人晚上站在菜地旁看后山飞过的萤火虫。那星星点点的荧光映衬着夜空，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也勾起我一阵阵的乡愁。

    我们继续往后山走，开始上坡了，在营房大楼的右后方的土坡上，我们还真发现了当年营房的影子。那似乎带着锈迹的红砖，那斑驳的青瓦，残破的木门，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大家回忆着位置，知道这是当年十三连气象专业学员的宿舍。我们几个虽然对十三连不熟，但毕竟这宿舍和我们当年住过的几乎一模一样。我推开一扇破门，看到直对着的一个小屋和里面的一个大屋，屋里堆满了破旧桌椅和垃圾。我记起来了，这小屋就是当年班长的“豪华单间”，里面的大屋就是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人挤人头挨头睡过的通铺。

    从残旧的宿舍走出来，我看到志伟用手指着一扇破门在拍照。“这是干啥？”我不解地问志伟。“临来时，付士杰老班长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我找到当年我们班的宿舍，和那扇门合个影。我们班的宿舍没了，照一个十三连的回去糊弄老班长吧”。志伟说着脸上边露出几丝坏笑。

    沿着十三连的营房再往后山的方向走已经没路了，这里修了一道围墙，拦住了通往后山的路。教导员告诉我们说，当年卖给村里农民一块地，换了钱盖了现在的大楼。地卖了就修了围墙，墙外就都是火村农民的房子了。为了让我们几个好好看看这曾经的故地，教导员又带我们绕过围墙，来到了后山脚下。我登上一堵高墙往下看，发现了几排和刚刚看到那十三连的营房近似的屋顶。此时我突然想起去年任粤岭战友曾来斋堂，还到过十四连的宿舍，甚至还和他们班宿舍的那扇门照了合影。为了确定位置，我当即打通了粤岭的电话，请他大概描述了他们当年房子的位置，我按他说的方位，好奇地走进一个院子，发现屋里上了锁，只好遗憾地转回了军营的大楼。

    回到营部接待室，我们喝着茶，品味着刚刚的故地重游的点滴，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有兴奋，有激动，有感怀，也有失望。休息了不一会儿，营长走了进来，告诉我们食堂开饭了。教导员让我们中午就和战士们一起吃顿中饭，也体验一下重回军营吃战士大灶的生活。不过教导员面带歉意地说：“战士平日里伙食很好，每餐都是六个菜一个汤，可是按规定周六日没有作训，中午只吃面条。”

    走进战士的大食堂，里面好热闹。这里足有二百多号人就餐。餐桌上有面条和炒米饭，还有两样凉拌的小菜和苹果。我们几个也没客气，坐下后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边吃边回忆着当年斋堂那四毛五分的伙食，问问教导员现在的伙食标准，说差不多将近三十元。无论是伙食标准还是就餐条件，真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看着眼下部队的变化，真让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兵又高兴又羡慕。

    从餐厅出来，大家一起在军营的楼前，不，准确地说是在我们当年十二连的营房旧址前拍了合影照。和驻军教导员营长握手告别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阔别四十二年的斋堂训练营。回去的路上，大家依旧沉浸在四十多年前的回忆中。想的最多的还是那颗参天的老核桃树。我们不知道这棵百年的老树曾经经历了多少风雨，也不知道它的根从这军营的土壤中吸收过多少养分，更不知道它是否还记得我们这些当年毛头小伙在军营的生活点滴。但我们记得你，记得你曾经用硕壮的树冠为我们乘凉，记得你曾经用新鲜核桃皮的汁液把我们的手染上墨迹，记得你默默守护着我们曾经的营地，记得你为几十年后我们的回归确定的方向。

    车子往回开着，我们突然发现这不是来时的那条新路，而是那崎岖的山路，那一个一个的急转弯，那一直向上爬坡的公路，那四周险峻的山峦，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方云说：“这肯定是斋堂通往北京市内的那条老路！”果不其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隧道，上面的大字写着“东方红隧道”！这放佛是天意，来斋堂的时候走了一条新路，回去的时候又神差鬼使般地走了一趟当年我们这些新兵从北京大红门出发奔赴斋堂的老路。这一来一回的路，转眼就走了整整四十二年啊！

共 329  篇，第7/66页 首页  上页 下页  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