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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老干局拿学习资料，看见发的2014年《晚霞》杂志第二期、第四期上面，分别登载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回到家里便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他看完，从中受到了许多的启迪，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炮击金门”、“台湾问题”、“国共合作”、“蒋介石父子及陈诚等人”有了新的看法，从中更加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和伟大，因为小孙子在家里的原因，现在很少上网了，但我还是想把这篇文章分段上传在网上，让战友们也了解到那段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向战友们问好！

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秘密会晤

　　1963年底，经过通信和有关人士沟通，国共双方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决定在南海举行高层密谈。关于如何商定的密谈时间、 地点，以及双方的参加人员，至今尚未完全解密。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资料，对这次周恩来与两位台湾高层要人秘密会晤作一综述。

　　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生前有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讲述了1963年底他为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护航行动。直至30多年后，吴瑞林才从他的老战友、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口中得知，周恩来此行有绝密目的。可惜吴瑞林知道这一消息3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1997年冬天，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为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最可爱的人》。文集中，收入了一篇罗青长的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最先披露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在南海秘密会见台湾高层领导人这一消息。

　　据吴瑞林回忆：1963年12月初，海军通知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萧劲光司令员将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是刚从总理那里来的。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我问：“有多少时间准备？”他说：“五天时间以内。”他又说：“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这是绝对重要的。”我问他：“是否要报告海军首长？”罗青长说：“我已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不必兴师动众。示意我不要再报告海军了，你回到广州后，可将此事告诉陶铸和黄永胜两个人就行了。还有舰队参加此项接待任务的有关人员。”（吴瑞林《镇守南疆》，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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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老干局拿学习资料，看见发的2014年《晚霞》杂志第二期、第四期上面，分别登载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回到家里便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他看完，从中受到了许多的启迪，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炮击金门”、“台湾问题”、“国共合作”、“蒋介石父子及陈诚等人”有了新的看法，从中更加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和伟大，因为小孙子在家里的原因，现在很少上网了，但我还是想把这篇文章分段上传在网上，让战友们也了解到那段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向战友们问好！

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秘密会晤

　　1963年底，经过通信和有关人士沟通，国共双方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决定在南海举行高层密谈。关于如何商定的密谈时间、 地点，以及双方的参加人员，至今尚未完全解密。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资料，对这次周恩来与两位台湾高层要人秘密会晤作一综述。

　　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生前有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讲述了1963年底他为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护航行动。直至30多年后，吴瑞林才从他的老战友、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口中得知，周恩来此行有绝密目的。可惜吴瑞林知道这一消息3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1997年冬天，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为吴瑞林所编的纪念文集《最可爱的人》。文集中，收入了一篇罗青长的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最先披露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在南海秘密会见台湾高层领导人这一消息。

　　据吴瑞林回忆：1963年12月初，海军通知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萧劲光司令员将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是刚从总理那里来的。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我问：“有多少时间准备？”他说：“五天时间以内。”他又说：“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这是绝对重要的。”我问他：“是否要报告海军首长？”罗青长说：“我已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不必兴师动众。示意我不要再报告海军了，你回到广州后，可将此事告诉陶铸和黄永胜两个人就行了。还有舰队参加此项接待任务的有关人员。”（吴瑞林《镇守南疆》，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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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老干局拿学习资料，看见发的2014年《晚霞》杂志第二期、第四期上面，分别登载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回到家里便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他看完，从中受到了许多的启迪，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炮击金门”、“台湾问题”、“国共合作”、“蒋介石父子及陈诚等人”有了新的看法，从中更加钦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和伟大，因为小孙子在家里的原因，现在很少上网了，但我还是想把这篇文章分段上传在网上，让战友们也了解到那段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向战友们问好！

     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

　　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愿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一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强调：“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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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秋天，最边远的一个乡镇即将要发生一场数百人械斗的群体性事件，而且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事态非常严重，情况非常危急，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控制事态，平息矛盾，防止升级。

   初步查明，这是一宗农村两大家族因丧葬矛盾而引发的一件群体性事件，因一宗族下葬的坟头与另一宗族的祖坟相冲而引起的纠纷，协商中，一方要刚刚下葬的另一方的坟头偏向一边，可是，这家人以已经下葬了就不能再动为由，怎么也不肯再挪动方位半寸，结果两家的矛盾便迅速升温蔓延，人数不断聚集增多，矛盾越来越尖锐，一场数百人的大械斗一触即发。

   紧急会议在当地派出所里进行着，各级领导纷纷亮出自己的高招，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口径，由乡镇村组和公安局出面，召集两边德高望重的人员开会，进行调解，分化矛盾，各个击破，另外，调集大量的警力迅速到位，做好随时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

   时间在延续，调解出现了僵局，人员还在聚集，矛盾正在激化，该用的办法都用了，但仍就收效甚微，如果不能尽快地疏散群众，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外面的人在蠢蠢欲动，屋里的领导如坐针毡，眼看着一场血战就要在所难免。

   我头脑突然一闪，农村人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修房建屋等大要事情，一般都会请阴阳先生来看方位、观坐向、定时辰，阴阳先生的话对他们来说，那就是说一不二，掷地有声的圣旨，想到这里，我心中一亮，立刻安排派出所长以最快的速度去把那个阴阳先生给我弄到派出所里来，就说是我请他，必须到！

   十多分钟后，那个70多岁的阴阳先生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派出所，又战战兢兢地来到我的面前，我说：“这家人的阴地是你看的？”  “是的！”  我眼睛一瞪：“你晓得不，你闯大祸了？”  阴阳先生立刻面如土色：“请政府赐教！” “由于你的封建迷信活动，这里将会出现一场灾难，你要承担责任！” “这个，不关我的事情！” 他更加紧张起来，一双小眼睛在滴溜溜的打转，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仿佛在向我求助，我慢吞吞的，斩钉截铁地对他说：“现在，我给你个机会，你要是表现得好，阴阳先生的这碗饭，你还可以继续吃，如果你和政府背道而驰不一条心的话，那你就死定了，懂吗？”  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听领导的，一定和政府一条心，政府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我说：“那好！我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就说，你回去之后又算了一遍，发现这块阴地确实是看走眼了，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这家人很有可能还要出什么大的事情，得赶快补救过来，明白吗？” 他费解地看着我：“怎么补救啊？” 我大声喝道：“把坟头稍微偏一点方向不就解决了吗！” 他一愣，又恍然大悟地拍着脑袋：“懂了！懂了！” 说着说着，就往外去，我大声喝道：“回来！” 他立刻转身望着我，又紧张起来，我说：“你要记住，挪动坟头的事，必须要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完成，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还要想说点什么，我把眼睛一闭头往后一仰，不再搭理他了，其他人赶忙说，你还在磨啥子，还不快点去干你的事情，一会天就要亮了！这个阴阳先生赶紧就往外跑了，现在，他要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去为我所用了，此时的他，肯定比我们还要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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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儿子因为工作不能回家过年，我和老伴只好过去帮助带带小孙子，过大年时才回来，前几天，小两口把孙子给送了回来，这下可好，一下子工作量是成几何的速度增加，白天晚上都有活干了，而且还总是干不完，只有等老伴把小孙子弄上了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打开电脑，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抓紧时间慌慌张张继续写我的“我的警察生涯”，由于这些因素，难得给战友们的博文上留言，敬请大家谅解！ 
   

   我第一次出现场是在1978年的6月份，具体是几号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刚刚到公安局治安股报到，当时的县公安机关还没有刑警队的建制，刑事案件统归由治安部门负责，我们治安股在内部称为三股，是公安机关的两个拳头之一，也是局里最大的股，一共有10个人，5个同志负责特种行业管理、民爆物品管理、枪弹管理、交通消防、四类分子和两劳释放人员管理等等，我们另外的5个同志负责全县刑事案件的侦破，后来在80年代后期，县级公安局才由股改为成了科，但级别却仍然是股所级。

    一个瓢泼大雨的日子，我和几个老同志去凤禾公社一个大队的茶厂出一个现场，那是一个强奸女知青的案子，嫌疑人是生产队的会计，那时候，强奸知青的案件可以按照“现行反革命”案件论处，属于重特大刑事案件。

    我们从公社冒着大雨爬了一个小时的山路，浑身水湿，每个人都像是落汤鸡一样，才到了这个大队的茶厂，看见那个倒霉的会计已经被五花大绑了起来，由两个基干民兵用枪押着坐在雨地里，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两个人负责处理现场，两个人负责讯问“犯罪分子”和受害人，那时候还不兴叫犯罪嫌疑人，直接就称为“犯罪分子”或者是“罪犯”，那时公安人员的权力和威望是很高的，简直是到了见官高一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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